毕研韬
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柯（银斌）主任邀请，感谢各位精心筹备这次活动。
我先介绍三个传播学概念。一是“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是指在有些场景下，双方交流得越多，反而分歧越大、距离越远。二是“意识形态浓度”。2025年8月我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在该文中我用“意识形态浓度”指代特定文本、符号、叙事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元素、价值立场或政治导向的显性程度、密集程度与感知强度。三是“告知即影响”（To inform is to influence），是指信息一旦进入传播流程，即便意识形态浓度极低，也会对受众认知产生方向性影响。如听到“台风明晚登陆本市”，市民就会采取相应行动。
下面我就筹备组拟定的三个问题简要阐述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问题一：怎样才能突破熊猫、美食这种“浅层”喜欢，让世界各国理解甚至认同我们背后“硬核”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我认为可从3点入手：
1.降低意识形态浓度，突破认知屏障
在跨文化传播中，任何带有明显价值判断、政治目的或制度优越感的表达，都会被受众归类为“宣传”，自动触发防御机制。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叙述无法进入对方的认知体系，更无法赢得信任。
2.把叙事入口嵌入全球共同议题。
从不平等、能源转型、供应链安全、数字治理等全球痛点切入，呈现经验的“可用性”。
3.让国际合作的利益攸关方成为叙事主体。
由企业、科研机构、地方政府、国际组织等以真实案例“代言”，以第三方视角建立信任。
问题二：怎样做好公共外交多元传播主体的协调和激励，调动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其中？
公共外交天然带有国家中心主义色彩，具有动员性和宣传性，它会收编民间国际传播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这反而不利于国际传播的公信力建设。更有效的路径是以国际传播范式来理解社会主体的作用：政府提供事实基础与公共信息，社会主体以专业身份参与全球公共议题，从而自然构成多元的国际传播生态。 可以从三点推进：
1. 以“信息开放”而非“口径统一”作为协调的核心机制
协调并非让不同主体“齐步走”，而是要让他们获得真实、准确、可验证的数据，降低信息壁垒，使专业群体能够基于各自经验形成独立表达。当信息对称、多源验证成为基本条件，多元主体在自然状态下就形成互补，而非机械重复。
2. 以“专业贡献”而非“政治表态”作为参与的主要方式
民间力量的价值在于其专业性、经验性与场景多样性，而不是对某种立场的背书。医生关注公共卫生，企业关注供应链透明度，科研团队关注技术与气候方案。他们分享的是真实案例与技术知识，可信度远高于任何政治动员式表达。因此，政府应切实鼓励专业主体参与全球性议题讨论。
3. 以“公共价值激励”而非“宣传业绩激励”构建正向生态
激励机制应围绕知识生产、跨文化沟通质量、国际合作成效来设计，而不是围绕表达是否“正确”。当激励围绕“公共价值”而非“政治表达”展开，社会参与才不会异化为宣传。
问题三：人工智能、算法、短视频等新兴技术，是否能够打破西方国家在媒介和渠道的垄断地位，从而改变国际话语权格局？
新技术确实为突破西方媒介和渠道垄断提供了技术可能，它们可以让非西方主体直接触达全球受众，降低传统渠道控制力的影响。但技术本身不能自动改变国际话语权格局：受数据质量等因素影响，中国大模型的国际用户接受度不高；短视频虽能扩大触达，但内容必须提高事实可信度、跨文化适配性和专业性。总之，新兴技术提供了渠道突破，但要扩大国际话语权，需要低意识形态、高事实密度的内容，以及跨文化适配和专业化运营。
以上都是个人观点，欢迎批评指正！Thank you all.
2025年12月6日 海口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