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学会
毕研韬教授解读：算法秩序如何重塑全球治理逻辑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围绕“算法秩序对全球治理的塑造逻辑”作专题分享，系统阐释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结构、规则与权力分配的关键变量，引发与会者对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入思考。 毕研韬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已不再只是中立的计算程序，而是深度嵌入公共决策、社会管理和国际互动之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算法秩序”。这种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中“问题如何被界定、风险如何被识别、资源如何被配置、权力如何被行使”等核心环节。 在分析中，毕研韬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指出传统以国家为核心、以制度谈判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正受到平台公司、技术标准、数据规则等新型行为体和新型规则的持续冲击。算法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事实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过程，对“什么是问题”“哪些问题更紧迫”产生前置性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改变治理议程。 他进一步强调，算法秩序的扩张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是权力结构的隐性集中，算法设计与数据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平台和技术强国手中，可能加剧全球治理中的不对称性；二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不足，算法决策过程高度技术化，超出一般公众乃至监管者的理解能力，削弱了问责机制；三是规范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算法治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差异显著，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毕研韬提出，应从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审视算法问题，将其视为技术、制度与权力深度耦合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程或伦理议题。他认为，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算法”，而在于“由谁设计算法、遵循何种规则、服务何种公共目标”。这要求各国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算法治理的最低共识和基本规范建设。 结合中国实践，毕研韬指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探索，其经验对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强调，提升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共参与度，不仅是国内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讨论中的话语能力与可信形象。 本次分享从传播学与全球治理的交叉视角出发，揭示了算法如何在“看不见的层面”重塑世界运行方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会者普遍认为，该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意义，为进一步开展算法治理与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以观念更新推动国际传播范式迭代——在察哈尔读书会上的发言
毕研韬 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柯（银斌）主任邀请，感谢各位精心筹备这次活动。 我先介绍三个传播学概念。一是“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是指在有些场景下，双方交流得越多，反而分歧越大、距离越远。二是“意识形态浓度”。2025年8月我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在该文中我用“意识形态浓度”指代特定文本、符号、叙事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元素、价值立场或政治导向的显性程度、密集程度与感知强度。三是“告知即影响”（To inform is to influence），是指信息一旦进入传播流程，即便意识形态浓度极低，也会对受众认知产生方向性影响。如听到“台风明晚登陆本市”，市民就会采取相应行动。 下面我就筹备组拟定的三个问题简要阐述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问题一：怎样才能突破熊猫、美食这种“浅层”喜欢，让世界各国理解甚至认同我们背后“硬核”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我认为可从3点入手： 1.降低意识形态浓度，突破认知屏障 在跨文化传播中，任何带有明显价值判断、政治目的或制度优越感的表达，都会被受众归类为“宣传”，自动触发防御机制。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叙述无法进入对方的认知体系，更无法赢得信任。 2.把叙事入口嵌入全球共同议题。 从不平等、能源转型、供应链安全、数字治理等全球痛点切入，呈现经验的“可用性”。 3.让国际合作的利益攸关方成为叙事主体。 由企业、科研机构、地方政府、国际组织等以真实案例“代言”，以第三方视角建立信任。 问题二：怎样做好公共外交多元传播主体的协调和激励，调动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其中？ 公共外交天然带有国家中心主义色彩，具有动员性和宣传性，它会收编民间国际传播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这反而不利于国际传播的公信力建设。更有效的路径是以国际传播范式来理解社会主体的作用：政府提供事实基础与公共信息，社会主体以专业身份参与全球公共议题，从而自然构成多元的国际传播生态。 可以从三点推进： 1. 以“信息开放”而非“口径统一”作为协调的核心机制 协调并非让不同主体“齐步走”，而是要让他们获得真实、准确、可验证的数据，降低信息壁垒，使专业群体能够基于各自经验形成独立表达。当信息对称、多源验证成为基本条件，多元主体在自然状态下就形成互补，而非机械重复。 2....
毕研韬教授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文/唐摩崖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察哈尔学会是我国非官方、行动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重要智库，由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于2009年10月发起创建，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学会在北京、上海、柬埔寨金边、毛里求斯路易港等地设有12个办公室，并与韩国延世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合作在当地建有研究中心。 据学会官网介绍，“察哈尔学会致力于冲突与和解事务的研究与解决，在朝鲜半岛事务、宗教外交、人权与涉藏外交等领域拥有重要的高层决策影响力”。 毕研韬教授是中国知名国际传播专家，研究领域涵盖认知管理、跨文明对话、 舆情与危机管理。今年2月，他牵头创建传播学国际实验平台《无界传播》，旨在提升公众认知素养，促进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文章推介
“攻击美国本土”：中国网络空间中的一种战争想象
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围绕台海、南海以及未来中美冲突可能性的讨论在中国网络空间持续升温。其中，一种较为强硬的观点逐渐引起关注：如果美国直接介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国就应当攻击美国本土；只有让美国真正感受到“疼痛”，打破其“本土远离战争”的神话，才能迫使其改变政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9日 这并非中国政府的战略主张，也不是网络主流民意，而是一种在网络空间中传播的社会化战争想象。值得关注的不是这一建议是否可行，而是其背后的认知逻辑：为什么这种战争想象能够形成？它依赖怎样的国际经验？又如何影响公众对大国竞争和安全问题的理解？ 从战略传播视角看，战争不仅发生于现实世界，也存在于认知世界；物理世界的战争往往起源于虚拟世界。人们如何理解战争经验，如何解释冲突原因，如何预判对手行为，都会影响社会对未来风险的认知。 一、“让美国感到疼痛”：不只是威慑叙事 “攻击美国本土才能让美国感到疼痛”的核心，是一种成本-收益逻辑。 这种观点认为，国家行为主要取决于利益计算。如果战争成本主要由他国承担，而自身远离战场，那么决策者就可能更容易采取强硬行动。因此，改变对手行为的关键，是让对手承担足够高的成本。 近年来，一些国际冲突经验强化了部分网民的这种理解。 俄乌战争成为重要参照。一些中国网络讨论认为，美国能够持续支持乌克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本土没有直接承受战争影响。因此，有观点认为，如果未来大国冲突发生，必须改变“美国远离战场”的状态，否则美国不会真正感受到战争代价。 2026年美国与伊朗战争也成为部分网民讨论的新案例。一些自媒体人认为，美国长期依靠远程军事能力在海外实施行动，而美国本土较少受到直接冲击，因此美国社会对战争成本的感知有限。由此，他们进一步推导出：只有让美国本土面临风险，才能改变美国决策。 这种推理形成了一种完整的战争叙事：...
《无界传播》聘请赵欣女士为周易文化首席顾问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经研究决定，《无界传播》正式聘请赵欣女士为周易文化首席顾问，聘期三年（聘期自2025年10月20日起）。 赵欣女士祖籍山东淄博，是资深《易经》文化研究专家，长期从事周易思想的系统研究与当代阐释；现为泰山易道时代国学书院创始人，并兼任《上海第三只眼》璇玑研究院研究员、曲阜孔子易经学会常务会长、山东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聘任期间，赵欣女士将围绕周易文化在认知结构、阐释方法与跨文化理解中的当代价值，为《无界传播》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学术咨询与思想支持。 2024年12月，由张景雷、李刚、赵欣共同编译的《素书新讲》由线装书局正式出版，在传统经典的现代转译方面获得业内广泛关注。
美国在联俄抗中吗？
文/毕研韬 近期中国国内有些人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拉拢俄罗斯以对付中国（有评者称之为“双普合流”）。就此老毕分别咨询了中国的文心大模型4.0和美国的ChatGPT。二者都否认美国在联俄抗中，都试图淡化中国国内的这一判断倾向，但给出的理由背后存在逻辑差异。起初，二者都没有提到美国国内是否有联俄抗中的提议，尽管这类提议是影响中国人判断的一个因素。在笔者提示后，文心大模型含蓄地增加了这层信息，而ChatGPT选择忽略我的提示。在我随后的追问中，ChatGPT解释说，“尽管美国国内确实有部分声音提出过‘联俄抗中’的设想，特别是在一些学术讨论和战略分析中，但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未正式采纳这一策略”。这次讨论了加深了编辑的印象：美中AI大模型都存在遵循国家立场的迹象，为此笔者认为，从提高社会韧性角度，各国的信息与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尽快增加AI素养内容。 问：美国正在联俄抗中吗？为什么中国国内有些人这么认为？请简要分析。 以下是文心大模型的回答： 美国并没有正在实施“联俄抗中”的策略。中国国内有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源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误解。 首先，国际政治格局中，中俄美三国关系错综复杂，各自有着独立的利益考量。美国与俄罗斯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也在一些领域寻求合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与中国的合作或转而与俄罗斯联合对抗中国。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势力多样，不同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对于对华、对俄政策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政治势力可能出于战略考量，提出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建议，但这并不等同于美国官方政策。此外，媒体的报道和解读也可能加剧外界对美国政策的误解。 至于为什么中国国内有些人会这么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容易对国际事件产生各种猜测和解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对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不了解，导致对美国政策走向的误判。 需要明确的是，中俄两国关系稳固，合作广泛而深入。中国一直秉持着和平、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致力于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其政策走向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内政治、国际形势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解读为“联俄抗中”。 总之，美国并没有正在实施“联俄抗中”的策略，中国国内有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源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误解。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各方应保持冷静和理性，避免过度解读和误判。（以上是文心大模型的回答） 以下是ChatGPT的回答：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交流，以及一些其他外交动态，让部分中国观察者认为，美国可能在实施“联俄抗中”战略。这一观点的产生，主要源于中美关系的紧张与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部分中国人对国际形势的解读。...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epends on Decision-Makers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inges on the cognitive...
中国经济放缓，会加速西方“去中国化”吗？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正引发全球关注，西方‘去中国化’战略会因此加速吗？本文从供应链、投资流向与技术反制三方面进行解析。 文/唐摩崖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2.8%，其中房地产投资同比下滑11%，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三个月位于49.1的收缩区间。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愈加显著，西方国家在供应链安全和产业自主方面的战略调整加速。然而，实际的“去中国化”进程受到市场规律、产业现实和成本考量的显著制约。 二、供应链多元化加速推进，但面临客观瓶颈 在贸易摩擦与经济放缓的双重压力下，跨国企业正积极推动产能分散。例如，惠普公司计划在2025年底前将90%的北美销售产品转移至中国以外生产，苹果公司亦将30%的iPhone组装产能迁至印度。 这种调整主要集中于终端制造环节，而上游产业链仍高度依赖中国。世界贸易组织2024年报告显示，中国占据全球中间品贸易28%的份额。 转移过程遭遇的现实挑战不容忽视：越南面临8000兆瓦的工业用电缺口，印度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物流成本增加35%。 三、直接投资流入承压，但未出现净流出 资本流动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入45亿美元，创1992年以来最低水平。 2025年上半年，外资态势呈现分化：制造业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如电子设备行业降幅达18%），而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领域外资同比增长12%。...
美国要求举报与中国科研合作，这意味着什么？
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美国国会围绕对华科技竞争释放出一项新的政策信号：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向高校施压，要求进一步强化对涉华科研合作的内部审查机制，其中包括完善内部报告与监督渠道。这一动向迅速引起学术界关注。它表明，中美科技竞争正在进入一个更为细致、也更具制度约束力的阶段——科研合作不再只是学术事务，而被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架构。 从政策限制到内部合规 回顾过去数年，美国对中美科研合作的政策重点，主要体现在“政策限制”。通过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以及签证审查等手段，对特定机构与人员设定合作边界，其核心目标在于防止关键技术外流。 此次变化的关键在于，监管方式开始发生转向：不再仅依赖政府层面的限制措施，而是逐步延伸至高校和科研机构内部。在新的政策压力下，大学需要建立更为系统的合规框架，对科研合作进行持续性审查，并对潜在风险进行内部识别和报告。 这种转变意味着，科研活动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调整。合作关系不再只依据学术价值来判断，同时也需要接受安全视角的审视。 内部监督机制的引入及其影响 在企业和金融领域，内部报告机制早已是常见的治理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弥补外部监管的信息不足。如今，这类机制被引入科研治理体系，其影响具有明显的外溢性。 首先，它改变了科研合作的基本环境。学术共同体长期依赖开放交流与相互信任，而内部监督机制的强化，使合作关系中增加了合规与风险评估的维度。这种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跨机构、跨国合作的稳定性。 其次，“风险”的界定趋于扩大。在国家安全框架下，风险不仅限于明确违规行为，还可能涉及技术扩散、合作背景以及资金来源等因素。这种不确定性，使科研人员在实际决策中更加谨慎，部分敏感领域的合作可能因此减少。 再次，个体在科研治理中的责任有所上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研究人员既是科研活动的参与者，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合规义务。这一变化，会对科研行为产生持续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