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
张维为，高度符号化的争议型学者
文/DeepSeek 在当代中国纷繁复杂的舆论图景中，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名字。他远非一个形象单一的学者，而是一个高度符号化的人物，其公众形象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深刻分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碰撞。理解张维为在中国网民眼中的形象，本质上是剖析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的一把钥匙。 一、定位：体制标杆与民间撕裂点 张维为的身份核心是体制内主流话语体系的标杆性阐释者。作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他拥有顶级官方平台的持续赋能，其声音覆盖广度远超普通学者。他系统性地阐述“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批判西方话语霸权、呼吁“中国人，你要自信”，其论述框架与国家主流叙事高度契合，成为官方对外讲述“中国故事”、对内凝聚共识的重要话语资源之一。 然而，正是这种鲜明的立场和巨大的声量，使其在民间舆论场中成为了一个尖锐的撕裂点。网民对其评价呈现极端对立，几乎难寻中间地带： 二、争议核心：方法论、角色与叙事之争 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源于网民在几个根本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三、辩证审视：影响力、局限性与时代必然 对张维为现象的观察，离不开几个辩证事实： 结论：一面映照社会裂痕的镜像 综上所述，张维为在中国网民眼中，早已超越了个体学者的范畴。他是一个承载着多重矛盾与期待的镜像符号： 围绕张维为的激烈争论，其意义远超出对其个人观点或学术水平的评判。这种分歧本身，正是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心态复杂性与舆论场域激烈动荡的关键入口。
美国宣布撤销部分中国留学生签证
2025年5月28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布声明，宣布对中国学生实施签证限制措施。声明全文如下： “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国务院将与美国国土安全部合作，大力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或是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学生。我们还将修订签证标准，对今后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所有签证申请加强审查。” 该声明的英文全文如下：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will work with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to aggressively revoke visas...
中国的论文发表，约60%存在买卖成分
文/邵一诚 在中国，论文发表已发展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甚至部分异化的社会-商业系统。尽管有不少学者依然坚持学术规范，但论文买卖现象在现实中广泛存在，形式复杂，结构隐蔽，规模不容小觑。 笔者与若干学术期刊编辑、科研人员、论文中介及研究生交流后，对当前人文社科领域中文期刊的发表情况进行了系统性估算。初步判断是：约60%左右的论文发表存在不同程度的买卖成分——涵盖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与资源互换型的“非货币交易”。 我们将论文买卖分为以下几类： 一、明码标价发表（直接货币交易） 最为显性的论文买卖即是作者通过中介或直接与期刊联系，支付费用获取发表机会。 根据2020年的市场调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C刊（CSSCI来源期刊）中，一篇论文的市场价通常在6-10万元之间，一般核心期刊为3-5万元或更低。 上表是作者收到的论文中介广告，其中W代表万。8W就是8万人民币。 2009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中国论文买卖市场当年估值已达10亿元人民币。15年后的今天，这一规模或早已翻番。根据《科技与出版》期刊2022年发布的一项匿名问卷调查，在受访的327位高校教师中，约28.4%承认“了解或曾参与过论文付费发表”。 二、单位合作与“捆绑式赞助”（准货币交易） 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以“战略合作”名义，向期刊提供一次性资助（如50万元或更多），期刊则为其提供若干篇论文发表额度。这种方式并不直接标价，但实际是“打包买版面”，且多附带“引用本刊文献”等要求。 三、权力互惠型操作（非货币交易） 期刊编辑部倾向于优先发表具有较高学术地位、一定行政职务或项目资源的作者文章，部分则源于潜在的“资源互换”。例如，博导、院长、重点课题负责人可借期刊提升个人影响力，而期刊也可因此提升引用率或其它资源。在部分案例中，甚至出现院系承诺在主编退休后聘其为教授，作为长期发文回报。 四、主编兼职与隐性挂名（兼具货币交易和非货币交易性质） 期刊主编受聘于某高校、研究机构或课题组，获取一定直接利益，并保障发文通道。这些文章表面合规，实质上作者身份构成中已隐含资源交换。部分中介平台提供“课题挂名+论文共著+基金推荐”一条龙服务，进一步模糊了学术与交易的边界。 五、系统性压力与被动卷入 需要强调的是，很多作者并非主动寻求买卖，而是被“成果指标”与“晋升评审”倒逼。部分省部级课题要求两篇C刊结项，否则资金无法拨付。这类制度性诱因正是买卖蔓延的温床。 结语 如果说20年前的论文买卖还是局部的腐蚀，那么今天已演化为结构性异化：制度激励失衡、期刊资源集中、学术共同体弱化、权力资本下沉，导致“论文”这一学术成果的载体越来越成为利益的交换品。 但也应看到，依然有大量编辑部坚持匿名审稿与审理标准，很多高校学者在严苛环境下努力正规投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避免将“论文买卖”一概而论，更应追问：是哪些权力结构和评价制度，为这种交易提供了制度正当性？ 对症下药，方可重建学术伦理与公共信任。 欢迎读者补充与批评。
香港调解院即将成立，谁支持？谁质疑？
文/唐摩崖 一、“国际调解院”将落地香港 2025年5月，由中国推动的“国际调解院”（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IOMed）将在香港正式成立。这将是全球首个专门处理跨国争端的国际调解机构，一个非诉讼、非强制、基于共识的解决机制。 在当前国际规则碎片化、对抗性法律机制频繁失灵的背景下，这一新平台的成立引发了广泛关注与热议。 二、谁支持？为何支持？ 1. 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表示欢迎 来自亚洲、非洲、中东和拉美的60多个国家已经加入调解院筹建。他们支持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对我们来说，调解意味着参与，而不是被裁决。”某非洲国家代表在筹备会议上如是说。 2. 部分法律界与多边机构持开放态度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观察员、亚洲法律联盟等机构认为，调解是对现有机制的有益补充： 三、谁在质疑？质疑的核心是什么？ 1. 西方主要国家态度审慎甚至抵触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以及欧盟委员会等对香港调解中心表现出明显警惕甚至抵触。他们担忧： 从更深层看，西方的质疑源于一个根本担忧：调解院会不会成为中国推动“平行国际秩序”的抓手？ 2. 西方学界与智库的质问...
台海战争的三种结局
文 / 唐摩崖 台海局势正悄然进入历史与现实交错的临界点。当“和平统一”不断被岛内政治现实蚕食，“不排除使用武力”成为大陆对外最清晰的信号时，一个不愿想象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在逼近决策与认知的核心： 台海一旦开战，结局将如何？ 这不只是军事推演的问题，更是关于战略目标、国家意志、全球博弈和民族心理的多重叠加。本文尝试分析三种可能的战争结局，并对其实现概率做出初步评估。 结局一：全面统一，概率为65% 这是目前最有可能的结果。大陆已在军事、制度与心理层面完成准备，若决定开战，不会容忍“打而不统”或“中途止损”的结局。 大陆如选择动武，其目标不会是“惩戒台湾”或“局部控制”，而是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不达此目标，冲突即失其意义。 全面统一的实现可能建立在三方面：解放军迅速夺取制空制海权；“斩首行动”彻底摧毁台湾指挥体系；外部干预未能形成有效阻断。 必要时，北京可能不惜将台军主要抵抗力量与政府建筑彻底摧毁，以压缩战后整合成本。 统一后的政治治理、秩序恢复、岛内民意转化将是另一场“非军事战争”。大陆或将设立临时军政管制机制，随后推进行政重构与国家意识形态整合。 结局之二：局部占领+准统一，概率为25% 一种非预设但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大陆夺取部分关键地区（如西岸城市、政经中枢）或全岛控制尚未完成，但台湾政权体系已崩溃，岛内进入政治真空状态。 具言之，这会出现如下情况：岛内存在局部抵抗，军管区与民控区并存；名义上已“统一”，但国家治理版图尚不完整；台独势力在岛外建立“流亡政府”；国际社会不承认统一合法性，但制裁力有限。 这种状态下，大陆可能宣布统一已完成，此后进入长期整合期。 此结果源自战争节奏控制不理想，或因外部干预、岛内游击式抵抗导致“战而不稳”。虽然政治上不理想，但比失败更可接受。 结局之三：武攻失败或被迫中止，概率不足10% 必须承认一种极端情境：大陆发动战争但未能达成战略目标，或被国际军事力量有效阻断，被迫中止行动。 这种情况将导致政治合法性受损；外部制裁全面升级；台海形成新对峙格局。 这种结局的实现条件包括美日联军直接介入或“准参战”；解放军补给线被切断，长期无法推进；国内发生重大经济金融震荡，无法支撑战事。 这类结局与大陆当前的战略部署严重不符。除非误判外部干预强度或遭遇严重战场意外，否则北京极难接受“战而不成”的后果。 为什么“战而不统”基本不可能？...
一直误判台海，华盛顿到底错在哪
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美国人精于博弈。他们善于模糊承诺、制造不确定，以此最大化战略空间。 于是他们相信：中国口中的“红线”不过是谈判筹码，而非真正底线。 他们以为，北京所说的“台独即战争”，不过是为了威慑台湾和美国，而非真的准备一战。 但他们忽视了一点：在中国文化中，“红线”不是谈判语言，而是政治誓言。如果触线而不动手，北京将担不起历史骂名，更无法向社会交代。 对中国来说，统一不是选项，而是使命；“武统”不是首选，但一旦必须，就绝不退让。 误判三：把“中国的理性”误解为“我们的理性” 这是最深的误解，也最具有结构性。 美国长期自信于自己“理性至上”的战略文化，相信其它国家都会像他们一样，在权力、成本、收益之间做出“合理”选择。 所以他们反复告诉自己：中国不会冒着毁掉经济、被全球制裁的代价以武力收复台湾。 但他们没能意识到：这是美国文化中的“合理”，而不是中国文化中的理性。 中国的理性是整体性的，不是短期博弈的；是历史性的，不是财报导向的；是文明性的，不是竞选驱动的。...
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
文/唐摩崖 在资源和环境近似的情况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譬如朝鲜（North Korea）和韩国（South Korea）？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给出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答案：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资源禀赋或文化传统，而取决于制度的性质。 制度是国家命运的根源 三位学者在代表作《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系统阐述了其制度理论。他们将制度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1.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 这类制度鼓励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参与，保障产权，维护法治，促进教育和创新。它们建立了一种可预期、可参与的秩序，推动社会成员将自身命运与集体进步绑在一起。换言之，包容性制度激发的是“全社会的创造力”。 2.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 相对而言，掠夺性制度排斥大多数人的参与，将财富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产权和契约不受保障，经济活动受制于权力结构。这种制度不是为了激励，而是为了控制；不是为了进步，而是为了维稳。 这两种制度类型，在朝鲜与韩国的分化进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韩国采纳了市场制度与民主政治，实现了从战后废墟到全球科技强国的跃升，而朝鲜固守中央计划与权力集中，使国家陷入长期的经济封闭与社会停滞。 制度的路径依赖与再生产机制 制度是一种自我复制的秩序结构。一旦形成掠夺性制度，它会催生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些集团反过来会阻止制度改革，维护现状。这种“制度锁定”机制正是许多国家在表面开放背后仍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 在《殖民起源与经济发展》（The...
“统一与和平”：特朗普是指台湾吗？
文/毕研韬 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在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在谈到中美关税谈判成果时说： “他们（中国）已经同意开放中国，全面开放中国。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将是极好的，对我们（美国）来说也将是极好的，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实现统一与和平。” （They’ve agreed to open China, fully open China,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fantastic for China, I think...
文章推介
关于达赖喇嘛转世的六项预测
文/丹增嘉央 7月6日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90岁生日，据“西藏流亡政府”透露，达赖喇嘛将在7月2日发表讲话，极有可能涉及转世议题。 我预测，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将宣布延续转世传统，并由其本人在生前就此做出明确指示，第十五世达赖喇嘛极有可能诞生于印度藏人社区。 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僧团主导认定 vs 国家主导认定”的双轨并行局面——前者来自流亡藏人宗教体系的自我继承，后者源于中国政府依据《活佛转世条例》主导的体制性程序。 一旦达赖喇嘛发表有关转世的实质性讲话，双方围绕“谁有资格定义达赖喇嘛合法性”的叙事竞争将全面展开。 这种叙事博弈将难以在短期内结束，原因有三：双方各自掌握不同的传播资源与受众基础；达赖喇嘛转世不仅是宗教继承，更是西藏认同的象征；这不是简单的民族内部事务，而是地缘政治叙事战争的一部分。 这一结构性对抗极可能持续数十年，逐步取代传统议题，成为西藏问题的“新叙事主轴”。
中国大学涨学费：一道分水岭
文/唐摩崖 一、涨价突袭下的焦虑与不安 2025年高考大幕刚落下，多所“双一流”高校随即发布新学年学费上涨方案，医学、工科、艺术等专业涨幅尤为明显，部分高校涨幅超过40%。涨价时间点集中且没有预告，令许多家庭措手不及，尤其是在志愿填报关键阶段，社会焦虑迅速蔓延。在许多贫困家庭眼中，录取通知书不再是梦想的起点，而成为沉重的贷款凭证，激发了对教育公平的深刻担忧。 二、全球视野中的财政转轨与挑战 纵观全球，学费上涨并非中国独有现象。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面临政府财政压力和教育供给边际成本上升的双重挑战，纷纷通过提升学费+配套资助体系以维持教育质量。英国2012年将本科年学费上限提至9000英镑，尽管引发抗议，但成为财政转轨的典型案例；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亦经历类似阶段。涨学费本质是财政结构调整的手段，旨在构建可持续且优质的高教体系。然而，缺乏有效制度配套和社会共识时，这一举措极易被解读为“转嫁责任”“剥夺公平”“收割韭菜”，激化社会不满。 三、现实中的三重错位 中国此次涨学费激起强烈反弹，折射出深层次的三重错位：其一，时机错位。涨价集中在高考刚结束之际，缺少提前透明的信息披露，导致家庭在经济和心理上“被动买单”，信息不对称加剧不安。其二，支持体系错位。“供养子女上大学”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而助学贷款覆盖和普及仍不足，国家资助体系尚未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障网络存在空白。其三，收益预期错位。 就业压力和低薪现实使大学教育的“性价比”严重滑落，家庭重新审视投入与回报，信任和期待双重跌落。 这三重错位交织，令学费上涨不再单纯是经济问题，更是一场心理负担、制度信任与社会共识的考验。 四、社会主义教育理念与制度转型的紧迫命题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高等教育承载着“公平正义”和“人人享有平等受教育权”的根本价值。教育不仅是经济投资，更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和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学费上涨若缺乏同步的透明度、问责机制及普惠奖助体系，将撕裂教育公平的社会共识，助长阶层固化，甚至挑战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信仰。 因此，改革的关键不仅在于“涨价”，更在于构建“质量可见、资源透明、机制托底”的教育财政新秩序。教育应是流动的阶梯，而非阶层的壁垒。...
中美关税战：如何破局？第三方斡旋与直接对话相结合
文 / 毕研韬 一、关税数字升高的背后，不只是经济问题 2025年春，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已高达245%。这个数字的意义早已超出经济范畴，变成了某种“政治宣言”。对美国政界来说，对华强硬已变成了选举语言的一部分；对中国来说，这种高关税是一种霸权压制，是关乎国家尊严的大事。这就使双方都骑虎难下。谁先走第一步，很可能被国内外舆论视为“软弱”或“投降”。于是，谈判变得极为困难。 二、引入第三方：创造一个“台阶”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第三方调解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欧盟、新加坡、瑞士这样的国家或组织，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可以在中美之间搭建一个中立的沟通平台。 第三方的作用，不只是协调技术细节，更重要的是为双方提供“下台阶”的理由。例如，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发展援助等议题下重新谈合作，就能让关税问题从“对抗”变成“协调”。这是一种“借题发挥”的技巧，让双方避免正面碰撞。 三、不能只靠中间人：直接对话才有实效 当然，单靠第三方还不够。如果两国始终拒绝面对面沟通，真正的政策调整就没法实现。 中国可以推动恢复中美之间的高层经贸对话，比如设立“关税缓冲窗口”或者“贸易试验区”；美国可以通过任命特使等方式，跳过国内复杂的政治争议，进入更务实的沟通轨道。 最关键的是：用技术性语言来处理政治性分歧，让对话变得“不那么政治”，从而恢复信任。...
新华社发布《思想殖民》：认知战时代的中国回应
新华社近日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标志着一场思想与话语的新博弈正在展开。 文/毕研韬 9月7日，在昆明召开的全球南方媒体智库论坛上，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场内外讨论的焦点。 一、《思想殖民》的核心内容 报告提出的核心观点并不陌生，但其系统性与战略性使其意义凸显。 首先，它重新定义了“殖民”的概念。传统意义上的殖民依赖军事征服和经济掠夺，而所谓“思想殖民”，则是一种软性的霸权形式，它通过价值观的植入、文化叙事的操控、舆论环境的塑造，悄无声息地改造他国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认知。其危害在于，被影响的国家往往失去自我认知的主体性，逐渐丧失文化自信，甚至在政策选择上表现出对外部力量的依附性。 其次，报告指出，美国已经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完整的操作链条。从战略目标的确立，到学术研究和媒体叙事的铺陈，再到电影、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均构成了“思想殖民”的系统工程。不同于传统的硬实力竞争，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长期战役。受众常常在娱乐与教育、新闻与舆论的潜移默化中被塑造观念，而这种观念一旦根植，往往比枪炮的征服更持久、更难逆转。 第三，报告特别强调这种“认知操控”的国际危害。它不仅影响个体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的整体心态，还可能加剧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导致文明间的对立与误解。换句话说，“思想殖民”既是文化问题，也是安全问题，更是全球秩序的隐形风险。 二、《思想殖民》的战略意义 这份报告的发布，显然超越了学术研究范畴，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其一，拓展了国内安全视角。在国内层面，它通过官方智库渠道，正式将“思想殖民”纳入国家安全与舆论安全议程。这种学理化的表达，既是对社会的一种警醒，也为政策制定和舆论管理提供理论依据。随着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和跨境传播的普及，公众的信息来源日益碎片化、外部化，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维护思想自主，已经成为摆在国家与社会面前的共同课题。报告的发布是一次“认知安全”的议题化。 其二，反击美国的道义叙事。在对美博弈中，这份报告的意义更加突出。过去，美国惯常以“民主”“自由”“人权”作为价值武器，对其他国家进行批评与塑造。在这种价值框架下，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往往处于“被审视”的位置。然而，当新华社以“思想殖民”来揭示这一过程时，话语关系就发生了转换。美国不再是单纯的价值倡导者，而被赋予“殖民者”的角色。这种角色切换极具杀伤力，因为“殖民”这一词汇在国际社会，尤其在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具有沉重的历史记忆和负面意义。通过这种话语反转，美国的“道义优势”被削弱，中国则在叙事层面占据了主动。...
毕研韬教授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文/唐摩崖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察哈尔学会是我国非官方、行动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重要智库，由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于2009年10月发起创建，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学会在北京、上海、柬埔寨金边、毛里求斯路易港等地设有12个办公室，并与韩国延世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合作在当地建有研究中心。 据学会官网介绍，“察哈尔学会致力于冲突与和解事务的研究与解决，在朝鲜半岛事务、宗教外交、人权与涉藏外交等领域拥有重要的高层决策影响力”。 毕研韬教授是中国知名国际传播专家，研究领域涵盖认知管理、跨文明对话、 舆情与危机管理。今年2月，他牵头创建传播学国际实验平台《无界传播》，旨在提升公众认知素养，促进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Trump’s Tariff War: What Has It Revealed?
By Bi Yantao I. The Real Purpose of Trump’s Tariff War Tru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