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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打击“伊斯兰恐惧”？
“伊斯兰恐惧”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涉及社会稳定、国际关系与人权保障。 文 / 毕研韬 “伊斯兰恐惧”（Islamophobia）是一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的非理性恐惧、偏见与敌意，往往伴随着歧视、污名化乃至暴力行为。 一、“伊斯兰恐惧”产生的原因 任何社会偏见都有其形成的历史土壤和现实诱因，“伊斯兰恐惧”也不例外。它既受历史叙事的塑造，也受现实事件与传播机制的推动。 历史与地缘政治的惯性从十字军东征到殖民扩张，再到冷战后的局部冲突，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文明冲突”的叙事框架。这种历史记忆在媒体与政治话语中不断被唤起，使部分人倾向于将当代冲突部分归因于宗教差异。 恐怖主义事件的冲击2001年的“9·11事件”及随后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使“伊斯兰=恐怖”的刻板印象在部分社会根深蒂固。虽然恐怖主义只是极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却被泛化为整个伊斯兰教的标签。 媒体与政治的放大效应部分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的需要，以暴力冲突作为报道焦点，缺乏对伊斯兰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呈现。某些政治人物则利用“他者化”策略，将穆斯林群体塑造成安全威胁，以谋取选票或转移国内矛盾。 社会心理与经济压力在经济下行、就业紧张的时期，移民与少数族裔往往成为“替罪羊”。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则进一步放大了仇恨与恐惧的回音效应。 阶层与观念的固化偏见社会上有些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怀有偏见。这些偏见混合了文化隔阂、价值排斥与情绪化反应。一旦形成这种固化观念，就会在日常交流、舆论表达甚至政策倾向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行为和判断。 二、为什么要打击“伊斯兰恐惧”？ 如果放任“伊斯兰恐惧”滋长，不仅会伤害个体，还会动摇社会与国际秩序的根基。 维护人权与法律尊严“伊斯兰恐惧”的本质是宗教歧视，直接侵犯信仰自由和平等权利，而对任何宗教群体的污名化都会动摇法治社会的基础。 保障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长期的敌意会导致社会撕裂，增加仇恨与犯罪的风险，甚至推动被边缘化群体的激进化。打击“伊斯兰恐惧”，有助于防止暴力循环，从根本上降低安全威胁。 促进国际关系与文化交流全球穆斯林人口超过二十亿，分布在世界各大洲。任何国家若被贴上系统性歧视穆斯林的标签，都会在外交、贸易、旅游及文化交流中付出代价。 推动正确认知与舆论环境去除“伊斯兰=威胁”的刻板印象，有助于公众以更全面的视角理解伊斯兰文明，促进媒体呈现更平衡的叙事。 三、怎样打击“伊斯兰恐惧”？ 打击伊斯兰恐惧不是一蹴而就的任务，而是一项需要法律、教育、传播与社会参与多方合力的长期工程。 健全法律与制度完善反歧视立法，将宗教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纳入法律惩处范围。鼓励政府、媒体与民间组织合作，建立舆情监测和快速反应机制。 加强教育与文化交流在教育体系和公共媒体中引入更多关于伊斯兰历史、文化和社会贡献的内容。鼓励跨宗教、跨文化的对话项目，减少陌生感与误解。 改进媒体与传播策略倡导平衡报道，避免用个别极端事件代表整个宗教群体；在国际传播中呈现穆斯林社会的多样性与建设性角色。...
院士制度：全球模板与中国特色
院士制度在各国殊途同归，但中国院士制度映照出独特的政治属性与治理逻辑。 文/赵一鸣 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院士制度评选和管理本国的最高学术荣誉——院士。从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到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身份不仅代表着卓越的学术成就，更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力量。尽管各国院士制度在总体目标上相似，但在选拔机制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中国院士制度在借鉴国际惯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一、世界主要院士制度概览 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于1660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学会之一。院士由现有院士提名并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产生，强调学术贡献和专业认可。院士主要承担科学研究和咨询任务，保持较高的学术独立性。 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成立于1666年，作为法国国家科学机构，院士通过严格的学术评审选拔。其成员不仅活跃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领域，也参与国家科研政策的建议。制度上保持较强的自治传统。 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成立于1863年，由现有院士选举产生，强调科学研究的权威性与独立性。院士积极参与科技政策制定和科学普及工作，同时保持与政府行政的适度独立。 二、中国院士制度的特色与差异 中国院士制度始于1955年，随着国家科技体制的不断完善，逐渐形成自身独特模式。与西方注重学术自治和纯粹学术评价不同，中国的院士选拔不仅重视学术成就，也更加突出政治素养、社会责任和国家发展贡献。院士身份不仅是学术荣誉，更在政策建议、项目决策和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中国院士在科研体制内通常享有较高的权威地位，往往同时兼任政府或科研管理职务，体现出科技与政治体系的深度交织。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院士制度在学术评价之外，还承担着推动国家科技战略和科技治理的职能。 三、制度异同与共同价值 全球院士制度普遍共享以下核心特征：通过严格的评审确认学术成就，作为科学界的权威象征，在促进科技创新和政策咨询中发挥积极作用。各国制度在保持学术独立性的同时，根据本国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展现出不同的发展侧重点。 中国院士制度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功能较为显著，是其区别于西方院士制度的重要特征，也反映了中国科技治理体系的特色。 四、展望未来 理解和正视不同国家院士制度的特点，有助于深化制度改革与国际交流。中国可以在保持制度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学术独立性和透明度，推动院士制度更好地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国际科技合作。
Coventry University: The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By Bi Yantao, Hainan University, China In a world increasingly shaped by fragmenta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across cultural and cognitive...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Welcomes Cooperation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CWB) is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latform designed to help individuals recognize cognitive limitations, foster cross-boundary understanding, and encourage dialogue,...
CWB:Bridging the Cognitive Divid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ublic
By Editorial Team of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CWB）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article on February 14, 2025,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 has been...
无界传播：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阶级意识束缚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自2025年2月14日发布第一篇文章以来，《无界传播》一直专注认知素养的提升，而弥合官民之间的认知鸿沟则是核心目标之一。我们深刻认识到，阶级思维在社会治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实中，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归类到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中，并基于这一认知框架思考与行动，而这种思维固化已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一大隐患。 阶级思维的固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认知误区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误解，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认知素养的力量 《无界传播》致力于打破阶级思维的束缚，尤其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认知误区。我们认为，认知素养是帮助个体和群体突破固有阶层认知、跨越阶级壁垒的关键。通过提升批判性思维、开放性思维和跨文化理解，大众与精英都能更好地理解他人视角，消解误解和偏见。 《无界传播》的工作方向包括： 结语：认知觉醒，突破阶级界限 《无界传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通过推动认知素养的提升，弥合官民认知鸿沟，打破社会中的阶级思维束缚。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教育和倡导，帮助个体和群体跨越固有的认知框架，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角色，消除阶层之间的误解与对立，最终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平的社会。 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能够超越固有的阶级思维，跨越阶层与文化的界限，共同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社会就能朝着更加包容、理解和协作的方向发展。我们认为，认知觉醒不仅事关个体素养的提升，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
网民：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稳定
文 /毕研韬 微信视频号《在北京的方圆》6月24日发布短视频说，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你个人的成败并不重要，你有没有受过委屈，（社会对）你公平不公平，这些都不重要。学校只教会我们一堆规矩。社会的稳定需要普通人去遵守这些规矩，但若想“成功”，恰恰相反——你不仅要懂明面上的规矩，还得熟知潜规则。这些“游戏的另一套规则”，如果父母没教你，也许是他们自己就不知道；你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去试错，去摸索。 视频引发了大量讨论，大多数评论表达了认同和欣赏，也有少量批评与讽刺。这很正常。李锐曾说，人的认知受到所处时代，个人知识、经历与道德水平四大因素的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的信息生态日益开放，自媒体的发展与重大事件频发，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反思：我们究竟从教育中获得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 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全民觉醒的时代。横向看，这或许仍有争议，但纵向看，这句话并不为过。在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的当下，教育的真实功能也正日益显露出其复杂的两面性。 不可否认，教育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传承与创造知识，但知识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既塑造个体的认知方式，也服务于某种社会结构的延续与合法化。借用马克思的语言，教育有两大功能：一是生产劳动力，二是复制生产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教育不仅培养技术性人才，更在日常规训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听话的个体”和“稳定的秩序”。 学校教给我们的规矩，不仅是交通法规与文明礼仪，更是一种社会化的训练，使我们学会如何在现有体制中“生存”，却鲜有机会了解如何“改变”它。它教我们怎样写简历，却几乎不教我们如何评估一份劳动合同是否公平；它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却回避了关于社会阶层、权力结构与制度性不公的批判性讨论。 但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信息技术打破了知识垄断，也在悄然解构教育的单一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正的教育不应止步于“规范性塑造”，更应追求“批判性觉醒”。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合格的社会成员，更是能够理解、质疑乃至重构社会规则的能动性个体。 因此，我们既不应简单将教育妖魔化为“洗脑工具”，也不能继续盲目迷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单线逻辑。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应该是在传承与再生产之间，开辟出一条可以重新定义“命运”的可能路径。 教育是社会最温和的力量，也可能是最强大的革命性力量。它既可成为维护旧秩序的稳定器，也可以成为新秩序的孵化器。关键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觉察的能力”和“重塑的勇气”。
【来函】传者无界：在信息破壁中重塑全球对话
文/唐玥宸 在信息全球化与算法技术深度扩张的历史关口，《无界传播》应运而生。作为一个立足亚太、面向世界的传播学实验平台，它致力于打破地域、文化等隐形壁垒，构建一个开放多元的全球信息生态，推动跨文化理解与跨文明对话。这不仅是对新闻传播技术演进的回应，更是对认知自由与传播伦理的实践探索。 天下国家，世界共享：跨越疆界的传播使命 技术的进步并未自动消解信息不对称，反而在算法偏见与认知惯性驱动下，塑造出更隐蔽而坚固的“数字边界”。作为一名华人文化背景的传播学者，我深切体会到地缘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复杂性。也正因此，我得以从一个跨文化交汇的独特视角，重新思考“无界传播”的深刻内涵。 传播不应被困于国家疆界之内，更不该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我们提倡的“天下国家”理念，是对国家中心主义的一种温润超越。如历史学者许倬云先生所言，“天下”代表着一种普遍而共享的伦理关怀。在这个框架下，传播不再只是信息的分享，而是理解、连接与共识建构的桥梁。 所谓“传者无界”，不仅意味着跨越地理与文化的流动性，更强调传播主体在认知结构上的自我突破。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责任自觉：不是摒弃立场，而是超越对立；不是消解价值，而是拓展视野。 和而不同：自由与责任再定义 当下的数字空间极为开放，却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信息噪声、谣言扩散与认知茧房。真正的自由，不是任意妄为，而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自我约束与他者关怀。正因如此，我们强调：无界不等于无序，开放必须与责任同行。 《无界传播》的创立理念，源于毕研韬教授的传播学情怀。在深度媒体化与算法规训时代，个体的思想越来越被固化的叙事模式所主导，而传播不只是信息的搬运，更是对认知结构的再生产。如果不能跳脱既有范式，那么所谓“多元”只会流于表层装饰。 因此，“传者无界”不仅是技术条件的延展，更是一种元认知的主体觉醒——在认识与被认识之间重构“我与世界”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传播伦理，也是一种公共责任：在事实与立场之间，为理解留出空间，在差异与张力之中，寻求对话的可能。 无界之路：华人传播学者的时代答卷 作为一位从事全球传播研究的华人学者，我深感当代世界的复杂与传播生态的裂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认同与他者、竞争与理解的张力之间，传播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技术革命，而是一种文明的回应机制。 《无界传播》不仅是个人知识理想的实践场，也是对“全球南方”叙事权与信息权的守护尝试。在这个既碎片化又高度互联的世界，传者的责任早已超出“报道事实”的传统范畴，转而承担起促进理解、修复裂痕、激发觉醒的时代使命。 所谓“传者无界”，正是对信息权利、叙事权利与理解权利的共同守护——不为立场所限，不因身份自囿。传播作为一种认知的实践，理应引导我们打破感知的封锁，重建共同体之间的对话回路。 “无界”之路或许漫长，但正如古语所云：“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文章推介
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要掌控巴拿马运河
文/毕研韬 上周在教学中，我组织学生讨论：特朗普政府为何决意重新掌控巴拿马运河？现实主义世界观和地缘政治思维能充分阐释特朗普2.0的巴拿马运河政策吗？ 特朗普在2025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后，曾多次表态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美国国防部甚至根据特朗普指示，制定了“军事选择”方案，包括在巴拿马驻军、恢复美国对运河的完全运营权，甚至可能通过武力夺取。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上任后出访第一站就选择了巴拿马，巴拿马总统在与之会谈后宣布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巴拿马成为首个退出该倡议的拉丁美洲国家。 3月19日（星期三）卢比奥在接受保守派主持人休伊特（Hugh Hewitt）采访时称： “特朗普总统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们建造了那条运河，然后把它移交了给了巴拿马——他当时并不同意这个决定。结果有一天我们醒来，发现中国的影响力已经遍布整个运河。那些总部设在香港的公司，显然必须遵守中国法律，控制着运河两端的所有关键港口，而运河基础设施的深入发展也使中国受益。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不能让它继续下去。” 他接着说： “我们已经明确表达了立场，认为这违反了条约。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接下来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但总统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巴拿马运河不能成为中国的一个前哨，因为是我们建造了它，我们打算对其保持影响力。而且，就像我说的，我们并没有把它交给中国，我们是交给了巴拿马，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2025年3月4日，李嘉诚麾下的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宣布，计划将旗下全球港口业务的80%股权出售给由美国贝莱德集团牵头的财团，交易总额约为228亿美元（约合1654亿人民币）。 此次交易涉及和记港口集团在全球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资产，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90%股权。...
Four Decades of Good Deeds: The “Lei Feng Brother of Hainan” and a Teresa-Like Ethic of Servi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four decades of quiet service by the “Lei...
就国际传播，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建议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 文/毕研韬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一切“繁荣指标”，在成熟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意义相当有限。在地缘博弈持续激烈的今天，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围绕这一目标，现提出如下30条建议，仅供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考。 一、认知与心态：校准出发点 1.先校准目标。国际传播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被理解、被信任”。曝光是表层变量，信任是结构变量。没有信任基础，声量越大，越可能被视为“噪音”乃至“渗透”。效果导向是国际传播的最高原则。 2.国际传播不是要“征服舆论”。对抗思维只会导致情绪化表达与零和叙事。真正有效的路径是解释、对话与议题嵌入——在既有国际话语结构中争取理解空间，而非试图通过压制，迫其改变立场。 3.国际传播是长期工程，而非阶段性任务。认知结构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是短期集中行动难以改变的。 4.重视国际社会的长期记忆。舆论具有累积性。一次处理失当，可能多年后仍被引用。他国往往通过选择性记忆强化自身叙事优势。 5.不要刻意迎合外部偏好。短期讨好可能换来暂时好感，但长期信任来自稳定原则与清晰立场。 二、内容与叙事：重构表达方式 6.不要把内宣材料直接翻译外发。对内表达强调动员与成绩，而对外表达需要逻辑、证据与问题回应。语言转换只是技术步骤，真正的国际传播是语境转换与意义对接——用对方理解的概念，解释我们的制度与政策。 7.重视“小切口叙事”。宏大的概念难以进入他者认知，而具体的人、物、细节，能够承载复杂的主题。与其讲述“辉煌成就”，不如呈现“一个家庭的变化”“一项技术的由来”“一座城市的日常”。细节是跨越文化壁垒的通行证。...
中美关税对峙：打破僵局的可行方案
文/毕研韬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华政策再度趋于强硬，美方将平均对华关税水平推升至145%，中方则通过对等反制、市场准入限制及供应链重构等加以应对。此番对峙已超越传统的贸易纠纷，演变为一场嵌套着战略博弈的制度性对抗。僵局看似无解，实则有破局之道——关键不在于“谁先让步”，而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接触场景。 非对称接触：破冰的第一步 在当前“谁先主动谁就示弱”的博弈氛围中，任何直接提出谈判的举动，都可能被解读为“服软”或“投降”。因此，真正可行的破局路径，是通过“非对称接触”与“多边平台引导”创造对话空间。 所谓“非对称接触”，即不设前提、不签署框架、不对外宣布谈判启动，而是在第三方国际平台的“场边”自然而然接触。这种设计避免了“单方面示好”的政治风险，又能为后续实质性对话建立机会和基础。 谁来出面最好？ 出面推动这一非对称接触的国际组织，应具备以下特征：中立形象强、对经贸议题具专业权威、在全球秩序中具多边牵动力。据此，以下机构可为候选（当然也可由其它组织出面）。 小步走，非官方制造破局舆论 可由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或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毕研韬教授致中共海南省委的建议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将封关运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彰显国家制度创新与开放决心的标志性符号。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成效，不仅关乎海南的未来，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开放进路与全球治理逻辑的重要窗口。 当前，全球地缘格局加速演变，经济体系正结构性重塑，国际社会对我国制度创新的认知已成为影响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变量。基于此，海南自贸港建设不仅要关注政治与经济维度，还应提升其制度与实践在国际社会的可接受度，努力夯实合作共赢的认知基础。 据目前观察，海南决策系统对国际传播生态的认识尚待深化。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一大挑战是处理好“海南是中国的海南”这一重大课题。如不能将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有机融合，或会制约政策红利向国际认同的有效转化，影响海南制度型开放的整体成效。 基于上述考虑，谨提出以下三条建议，供省委领导决策参考。 一、提升决策者的国际传播素养与战略传播意识 国际传播旨在向国际社会阐释发展理念、政策意图与制度优势，增进国际理解、赢得信任并促进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这一指示切中了要害。开展对领导干部的相关培训，是提升我省国际传播水平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无法回避的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为此，建议省委组织学习国际传播基本知识。通过学习，领导干部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国际社会的认知逻辑，从而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中兼顾国内发展需求与国际可接受性。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外部误解与政策阻力，增进国际社会的理解与信任，也有利于拓展合作机会。掌握国际传播基本知识，还能提升领导干部对人才、建议和项目的鉴别能力。 二、设立“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 为提升海南面向全球的政策解读与制度沟通能力，建议我省组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打造我省亟需的全球化高端智库。该委员会应从全球范围内遴选委员。委员应同时具备扎实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关系专业知识，拥有丰富的国际实践经验，能够将中国政策逻辑准确、清晰地传达给国际社会。 该委员会将监测并报告国际传播生态趋势，识别可能影响海南自贸港的关键趋势与潜在风险，并提出政策解读与应对方案。委员会将协助海南构建面向全球的制度沟通机制与合作网络，确保自贸港政策逻辑被准确理解。委员会将帮助海南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国际认知风险，提升制度型开放实践的国际认同度和影响力。 三、提高对国际传播人才的鉴别力...
AI时代，网络认知操纵的八种方式
我们的判断与情绪几乎时时被无形之手牵引，却少有人察觉；或许正因无从摆脱，多数人选择不去追问，于喧嚣之中反得一份自以为的安宁。 坦率而言，我已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讨论认知操纵策略，尽管这是《战略传播前沿》创立时的核心议题之一。现实环境的变化，使这一主题逐渐变得复杂而沉重。 这些策略的实际运用，早已跨越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边界，也模糊了国内舆论与国际博弈之间的区分。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叙事、情绪与议程的塑造不再局限于特定场域，而成为持续运转的结构性力量。 然而，在日常的信息洪流中，真正愿意严肃关注这一议题的人并不多。多数人更关心具体立场与即时结论，而非背后的机制与逻辑。 写作终究是一种对话。如果缺乏稳定而理性的读者群体，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便显得近乎自言自语。既然无人倾听，文本的公共意义何在？这并非情绪化的抱怨，而是对传播现实的一种判断。 但沉默并不能改变结构。与其回避，不如在必要时重新展开讨论。至少，对少数仍然关心“机制如何运作”的读者而言，这些分析依然具有价值。 毕研韬 于海之南 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之后，信息生产的门槛大幅降低。问题已不只是“有没有假新闻”，而是信息是否在被有组织地塑造。所谓网络认知操纵，并非单条谣言，而是通过系统性设计影响公众的注意力、情绪与判断路径。包括OpenAI、Meta在内的多家机构在安全报告中，都披露过“协调式虚假行为”的案例。其核心在于：不是一个账号在说话，而是一套结构在运作。 以下八种方式，是常见的网络认知操纵策略。本文仅解释其基本逻辑，而刻意避免披露具体操作细节。 一、叙事拟态化（Narrative Mimic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