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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的宣传思想

毕研韬 朱德一贯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看待宣传工作。1938年初,他在其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把战争分成五部分(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这已是典型的总体战概念。朱德把政治列为战争的首要因素,并提出每个游击队员都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在西方,政治作战概念是由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于1948年系统化提出的。 1940年7月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宣传思想[。此报告中有两点值得今天特别重视。一是他提出了“宣传家”概念。他说,“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这种认识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确立的。二是他识别出敌人在宣传时所采用的本土化策略,譬如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来画“日本救中国”的宣传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德与毛泽东等指示部队要加强对反共军队的宣传工作,指出:“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他们要求:“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辞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虽然 “十分之七靠宣传”并非量化的特指,但这种表述在中共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2 年7 月10 日,朱德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可见朱德深知及时准确掌握传播生态的重要性,并亲自为此精心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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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型大学试验:福耀科技大学会成功吗

南方科技大学与福耀科技大学分别代表两种新型大学探索,是否也会遭遇两种不同的命运? 文/毕研韬 中国高校正处在制度转型的关口:过度行政化,学术自治受限,难以灵活回应产业与社会需求。如何突围,成为摆在改革者面前的现实课题。南方科技大学与福耀科技大学,恰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新型大学探索:一个理念超前却遭遇折戟,一个顺势而为引发社会期待。 一、南科大的超前试验 南方科技大学自 2007 年筹建以来,明确提出“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国际化培养”的理念,意在打破传统高校的官本位逻辑。它尝试自主招生、强调教授治校、推动国际合作,目标是打造一个与全球顶尖大学接轨的学术共同体。 但这一试验过于超前。社会对绕开高考的招生方式缺乏认同,舆论质疑不断,监管部门也难以放任制度突破。最终,南科大纳入公办体系,其制度创新的锋芒被削弱。经验表明:先进理念如果与社会认知和制度土壤脱节,往往难以生根发芽。 二、福耀科大的顺势登场 与南科大的路径不同,2025 年开学的福耀科技大学,强调“小而精、面向产业、服务国家战略”。其治理结构采用理事会制,资金来源于企业家捐赠和慈善基金,政府则提供政策支持,形成“企业+政府+教育”的三元合作模式。 福耀科大的出现正值社会认知的成熟期:公众已普遍意识到行政化高校的弊端,产业界迫切需要与高校深度对接,政府亦鼓励多元办学。在这样的背景下,福耀科大的探索不仅没有超前,反而切合了产业和社会的现实需求,因此获得了广泛关注与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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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可以监督韩红,但不能替她做主

韩红有权选择先帮谁,舆论只能监督,不能替她做主。 文/林逸衡 最近,因表态说“先帮中国人”,韩红再次被推上了舆论风口。有人批评她“目光太狭窄”,有人支持她“先顾自己家人”。这其实折射出一个老问题:公众对慈善的期待和慈善组织自身的选择自由,究竟应该怎么平衡? 一、慈善不是零和,基金会有自主权 首先,“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是独立法人,有自己的章程和治理规则。章程明确规定: 在法律和章程范围内,基金会有权自主决定资金投向。韩红(基金会)的选择并非随意,而是有章可循的法人行为。 二、舆论监督应有边界 作为公众人物,韩红的言行自然会被放大,但舆论监督不能替别人做决定。 舆论可以提建议,但不能取代理事会的决策权,更不能把个人的善心绑上道德审判的十字架。 三、公众误解的根源 很多人误解了韩红“不帮海外人”这个表态,其实她的意思是优先安排国内项目,这是基金会章程允许的范围。公众容易把“个人选择”当成“国际态度”,所以才引发争议。实际上,基金会的募捐项目、年度支出和备案信息都透明公开,都是依法合规的操作。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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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更新版)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北京时间2025年9月23日17时更新 近年来,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建设步伐加快。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网报道,截至2022年底,中国教育部已批准建设 453个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分布在 186所高校(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年2月23日)。 这些是中国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实际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教育厅还自行批准培育了若干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需要明确的是,这453个机构在性质上并不完全相同,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培育基地(42个) 培育基地是教育部重点扶持的区域国别研究平台。它们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二、备案中心(411个) 备案中心数量庞大,但形式多样,实体化程度差异显著: 从宏观上看,教育部备案的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为中国加强对外认知和国际传播提供了广泛的学术与智力支撑。然而,从建设质量上看,真正具有可持续研究能力和独立运作条件的实体机构仍显不足。未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在数量之外,更加注重实体化和高水平研究平台的建设,以提升对国家战略的支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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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战暴露美国对华多重误判

文/唐摩崖 2025年,随着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政策明显升级,关税战重新登场。表面上,这是一场经济较量,但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不懂中国。 这场新的关税攻势,不仅没能如期压制中国,反而激发出中国更强的应对动力。何以至此?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基本认知停留在过时的框架里。 误判一:以为“卡脖子”就能卡住发展 很多美国决策者相信,只要在中国某些关键技术成熟前下手,比如断供芯片、限制技术出口,就能有效阻止中国技术升级换代。这种认知忽略了中国发展系统的复杂性。 中国的发展不仅靠外部技术引进,更依赖内部的调整和创新。比如民营企业的活力、地方政府推动产业转型的积极性,以及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组织能力,这三者之间并不是简单配合。这种复杂的生态系统,让中国在受到外部打压时也能找到出路,自我修复。 误判二:误读了中国的社会运行机制 美国一些战略设计者误以为,只要通过极限施压手段,比如加征关税、技术封锁、金融制裁,就能对中国经济和民生造成重大冲击,进而激发社会不满,将压力传导到政治层面,最终迫使中南海做出让步。这种设想其实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错误,是在用美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去解释中国的政治稳定机制。 在美国,经济波动容易迅速反映到选举政治中,而在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更为多元,包括历史传统、发展目标与政府调控能力。中国具备更强的社会动员与资源配置能力,能够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兜底和舆论引导,将外部冲击的负面效应有效缓冲。这种制度逻辑与文化心理,使得“经济打击—社会不稳—政治让步”的路径,在中国很难发生。 误判三:把全球化看成单向影响 美国还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美国则是输家。现实却比这复杂得多。中国确实受益于全球化,但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并非单向接受,而是通过主动调适、规则适配与本土价值融合,形成了“嵌入但不依附”的发展路径。 这种路径解释了为何在遭遇技术封锁之后,中国不仅未出现预期中的“战略性退步”,反而加快了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与制度革新。这种灵活性,美国很难理解,却是中国应对外部压力的重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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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

2015年10月20日,毕研韬教授在印度达拉萨拉近郊的上密院(Gyuto Tantric University)拜访了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噶玛巴(又称“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最高宗教领袖、楚布寺住持。 在会见中,大巴法王关切地询问了毕教授的近况,耐心回答了毕教授的问题。大宝法王还向毕教授赠送了礼物,并题写了祝词。 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拥有广泛的国际信徒群体,其宗教造诣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无数信徒的爱戴与追随。 2017年1月,第十七世噶玛巴离开印度前往欧美访问,之后一直未返回印度,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他的未来动向备受相关方面关注,牵动着广大信徒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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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旗下长和雇“枪手”为卖港口辩护

文/梅念安 香港《南华早报》3月25日报道,香港地产代理公司Dorbo Realty董事总经理陈志宝(Rickey Chan Chi-po)透露,李嘉诚家族企业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内部一名联络人曾要求他在3月12日发表专栏文章,为长和出售港口的交易辩护。​ 发表该专栏文章旨在淡化美国在交易中的角色,强调关键人物是意大利裔瑞士人、地中海航运公司集团总裁迭戈·阿蓬特(Diego Aponte),并强调长和仍保留了内地及香港的港口资产,如深圳盐田港和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显示对本港及内地航运前景的重视。 陈志宝拒绝透露向他提供专栏材料的长和高管姓名。截至今天,长和也未就此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