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
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为何截然不同？
对中国而言，更现实的挑战不是消除所有差异，而是理解不同地区认知形成的结构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机制。 文/毕研韬 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不同地区引发如此明显的认知差异。根据Pew Research Center的跨国调查，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通常在70%-80%左右；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国持正面或中性看法的人群却明显更多。例如，在部分非洲国家的调查中，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比例超过60%。换句话说，在一些国家，中国被视为主要战略挑战，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却被看作重要的发展伙伴。 为什么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差异如此之大？ 一、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差异的长期影响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往往会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 一些跨国调查显示，在强调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国家，公众更容易从政治制度和人权议题评价其他国家。例如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发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往往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相关联。 相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公众对中国的评价更少从制度差异出发，而更多从经济发展经验、基础设施合作或贸易机会等现实因素出发。这意味着，在不同社会中，人们评价中国的标准并不相同。 这种差异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现象：国家形象不仅是国际政治或经济关系的结果，也与各国社会内部的价值体系有关。当不同社会拥有不同的政治价值框架时，对同一国家的评价自然会出现明显差异。 二、安全结构：地缘政治框架的影响 国家认知也受到安全结构的影响。对于处在美国安全体系中的国家而言，中国议题往往被纳入战略竞争框架之中。 在安全研究领域，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同盟认知效应”。当一个国家处在某一安全联盟体系中，其对外部国家的认知往往会受到联盟叙事和安全议题的影响。例如在东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中国问题往往与地区安全、技术竞争或制度差异相联系。 这一点在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调查中也有所体现。研究发现，欧洲国家在经济上希望维持与中国的合作，但在安全和制度议题上则保持较高警惕。这种“合作与警惕并存”的认知结构，使中国形象在一些国家呈现出复杂甚至矛盾的特点。 三、经济关系：利益结构影响国家认知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经济联系往往是影响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首先是一个贸易伙伴、投资来源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方。...
文章推介
海南曾计划让外国游客使用脸书推特：文件发布次日被删
2018年6月21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公开发布了《提升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这份文件旨在贯彻落实中央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精神，提出一系列提升旅游国际化水平的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是计划在海口、三亚等重点旅游城市打造“外国游客集聚区”，允许外籍游客在集聚区内正常使用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国际主流社交媒体，以提升海南对国际游客的吸引力。 然而，文件发布后迅速引发激烈舆论反弹。大量网民批评该政策实质上制造了“对外国人的特殊待遇”，被讽刺为“现代租界”“歧视中国网民”。在强大舆情压力下，该文件于发布次日即被海南省人民政府网站下架删除，相关报道链接也陆续失效，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初期一次短暂而备受关注的“政策闪现”。 这份“短命”的文件不仅记录了海南早期探索国际化的尝试，也折射出当时网络舆论生态与政策调整的微妙互动。特此转发文件全文，供读者存档与研究。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7月24日 以下是文件全文。 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6月21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发〔2018〕12号)、《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4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提高旅游国际化水平和促进入境旅游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琼府〔2016〕2号)，切实提升我省旅游国际化水平，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从26国阵容看中国“朋友圈”：抗战纪念的外交地理学
26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名单，体现中国的外交格局和当今世界的合作版图。 文/唐摩崖 8月2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洪磊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他们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越南国家主席梁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尼泊尔总理奥利，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刚果(布)总统萨苏，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缅甸代总统敏昂莱。 那么，这个名单里隐藏着哪些外交密码？ 一、总体特征 1.周边与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中国高度重视与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个基本盘是稳固的。 2.多边框架是重要平台：上合组织等由中国参与或发起的多边机制，是其汇聚合作伙伴、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舞台。 3.“一带一路”是重要纽带：这26个国家与中国“一带一路”朋友圈高度重合，印证了“一带一路”倡议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合作平台，更成为中国与参与国深化政治互信、巩固双边关系的重要战略纽带。 4.与西方关系面临挑战：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和地缘战略上的分歧，使得高层交往在短期内难以全面恢复。 5.与俄罗斯、朝鲜等国的战略协作：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位列榜首，备受国际关注。国际观察者分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相关国家之间的战略协调与互动。 6. 全部属于“全球南方”：...
乌克兰与以色列的战争，对韩国与日本的警示
作者：林望之（东亚事务观察者） 从乌克兰的弹痕累累，到加沙地带的断壁残垣，21世纪的战争图景愈发令人警醒。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打破了欧洲安全架构的基本假设；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再次撕裂中东局势。两场战争虽地域有别、背景各异，却都暴露出全球安全体系在新旧交替中的深层脆弱。 在东亚，作为美国最重要盟友的韩国与日本，正处于一个微妙而危险的战略夹缝之中。回望乌以两场战争，对于高度发达、体制稳健，却深陷地缘风险的韩国与日本，提出了五大不容忽视的警示。 一、战争“爆发性”增强：威慑不再等于安全 无论是乌克兰的大军扩编，还是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在战争来临时都未能构成有效阻挡。对韩国而言，即便拥有精密反导系统与美军支持，仍不得不面对朝鲜潜在的“非理性”行动；对日本而言，解禁集体自卫权也未必能让其免于东海、台湾或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波及。 战争已经从“可能性”变成了“可预见性”，甚至是“不可避免性的管理问题”。 韩国与日本必须重新评估战争的“爆发门槛”，从民防体系、社会心理到政府指挥链条，提升国家应对突发高烈度战争的持续力。 二、安全承诺不能替代自主防御 乌克兰得到了来自美欧的大量军事援助，但在开战初期依然孤军奋战；以色列虽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却在哈马斯突袭中陷入措手不及。 这对深度依赖美国安全保护伞的日韩来说，是一次现实主义的警钟：大国承诺再坚定，也无法替代国家的战略自主能力与自我防御资源。 韩国需要考量：在台海危机与中东战事并行时，美国是否仍有余力完全兑现对韩防卫承诺？日本也应深入反思，如何在同盟机制下保持足够的自主判断与战略回旋余地。 三、历史与领土问题容易被重新武器化...
【创刊词】打破认知枷锁，才有崭新未来
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分裂和冲突都在威胁着人类生存与福祉，给世人带来困扰、苦难和牺牲。何以至此？愚以为，认知差异与利益冲突是两大关键因素。认知分歧会引发并加重利益冲突，正因为如此,全球各种势力都会竭尽所能地干预相关人群的认知。 面对同一事物时，不同观察者的认知不尽相同，甚至截然对立，因为人都是透过自己的认知框架来揆诸环境的。这些框架，可称之为“界”，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无形的身份（如国籍、种族、民族、性别、地位、专业、职业、政治派别、宗教信仰）、利益、既有认知、个人经历、政策法律、传统文化、社会氛围、个人品行、外部干预等。当其中某些因素十分活跃时，譬如对自己的国籍极度敏感时，就有可能夸大或缩小某些成分，而且执念越深，幻觉越大。 何以破局？在后真相时代,传统的教育和宣传已很难凑效，因为人们会本能地排斥自己不喜欢的信息。在外界干预恒定的情况下，只有当自己意识到个人的认知框架正在阻碍自己接近真相时，认识到每个人都是背着“井”四处游历的“井底之蛙”时，情势才有可能转机。《六祖坛经》中的“一真一切真”，《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都在阐述这个道理。刀郎先生在《就是现在》中唱到：“只要眼神中不带有色的分别，你我的梦都一样光荣”，同样是在诠释这个原理。 为达此目的，《无界传播》将秉承真实、客观、多元和深度的报道原则，积极探讨我们关注的议题。我们将恪守中道，同时欢迎“中左”和“中右”。我们期待“中左”与“中右”和平共处的社会空间与虚拟空间持续扩大，这样才能压缩“极左”与“极右”的生存空间。如果助长左而打压右，或者反之，社会就会失衡，就会失去包容性和凝聚力，社会发展就难以持续，居住环境和营商环境也会随之恶化。对国际社会而言，地缘政治与理念政治使之更加复杂。所以《无界传播》不仅要呈现静态信息，还要深入探讨动态的生成机理。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只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具有吸引力与影响力，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信息传播生态最优化。一个地区内，信息流量的大小与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信息的流向也是关键因素。究其本质，信息流向是由信息位落差决定的。信息位低的地区（国家）应主动提升自己的信息位高度，提升全民的信息韧性，这样才能减少信息位高的地区（国家）带来的信息威胁。 本人自1986年起开始探索跨文化交流，2002年后两次赴欧洲研习传播学（尤其是国际传播），近几年常常自称为“传播学布道者”“播火人”。愚以为，传播学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工具，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和科研早已不堪重负。如不尽快改善传播学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现实环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能力就必然会被削弱。 这绝非危言耸听。早在2001年7月，美国国防部就提出，人类战场分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种，而且认知作战的重要性远在物理作战、信息作战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俄罗斯-苏联的建立与解体，都证明了信息传播的巨大能量。不过我要特别提醒，美军所谓的认知域作战适用于传统的战争时期。如果在和平时期以认知战思维运作信息传播，将会损害自身形象与利益，就会导致在短期内难以修补的深远后果。 在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当下，单纯的信息交流已于事无补，因为对方会以政策、法律、社会、信息和文化手段予以拦截，会把你的信息活动视为噪音和渗透。传播学上的“不可沟通性”是指有时双方交流得越多，分歧反而越大。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前提下，各方都在抢占价值观高地。谁拥有人类文明核心价值观，谁就占据传播的道德制高点。因此，价值观重构和沟通就异常重要，但这些工作主要是以行动和政策（而非空洞的语言表述）进行的。这项工作已经超越理念政治范畴，直接影响地缘政治、现实政治与资本政治了。 《无界传播》是一家传播学试验平台，旨在消除认知壁垒，推动跨“界”对话，促进和解与和平，这是和平研究的传播学范式。我们将从尽可能高的维度俯视现实世界，以中线为轴呈现立场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我们热切期待所有参与者都能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所讨论的议题，着眼于推动文明间的对话、和解与合作，展示良好的素养与风度。本人在该领域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欢迎全球同道在《无界传播》这个试验平台上一起交流、探索，共同揭示信息传播的真谛，一起享受其中的无限妙趣。 毕研韬 《无界传播》总编辑（试验平台负责人） 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中国国际传播成败，取决于决策者，而非执行者
国际传播的成败，取决于决策层的认知水平。 文/毕研韬 在全球格局持续调整、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的今天，国际传播早已不只是“把话说出去”，而是能否影响他国认知、塑造外部理解、减少误判风险的能力。 很多人把国际传播成效不佳归因于平台不足、技术落后或执行不力。但真正决定上限的，并不是执行层，而是决策层。决策者的认知高度，就是国际传播能力的“天花板”。 一、国际传播的关键不在“说什么”，而在“怎么判断” 国际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发布，而是围绕议题选择、表达框架、受众心理和国际舆论结构进行的系统性布局。 如果决策者不能准确判断外部世界在关心什么、如何理解中国、在哪些问题上存在认知落差，那么无论投入多少资源，传播都可能“声音很大、影响很小”。 很多时候，问题并非努力不够，而是判断出现偏差。判断偏差来自认知结构，而认知结构来自信息来源。 二、问题在于决策者听谁的 在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决策者不可能凭个人经验理解全部外部舆论结构。认知必须依赖专家，但现实中，真正影响决策的，并不一定是研究最扎实的人。 在一些场合，行政级别高、头衔响亮、社会名气大的人更容易被邀请“站台”或参与讨论。行政部门往往默认：职位高，水平就高；头衔大，判断就权威。 然而，国际传播是一项高度专业化工作。长期研究海外传播结构、跟踪舆情数据、理解跨文化差异的学者，未必拥有显赫的行政身份。相反，真正做研究的人，往往只是普通教授或研究人员。...
失能、自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涅槃
文/毕研韬 7月1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网络首发”形式刊发了拙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感谢责任编辑李莉老师极度负责任的专业把关！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也非为迎合政治潮流，而是在忍无可忍情势下，对现实惯性的理性反击：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已偏离了应有的轨道，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变成了无效叙事的制造工厂、空转理论的展览橱窗。中国国际传播学亟需一场系统性的“纠偏行动”，而海南正是一个可以锚定中国国际传播系统性重构的战略起点。 传播学本是一门直面现实、解决问题的应用学科，但现在，太多传播学研究者把自己关进了象牙塔，用华丽的辞藻拼凑无效概念，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了“自我感动的表演”。他们沉迷于话语空间的修辞幻象，却忽视认知结构的重建使命；追逐国际传播权力的虚妄幻影，却无视制度信任与结构通达方为真正的力量之源。 此文正是为这一“去现实化”的学术风气敲响警钟。传播的底层逻辑，必须是可用、可行、可验证，必须能回应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必须嵌入全球秩序演变的结构性进程。若传播学无力解释中国当下的国际环境、无法指导国家的对外传播实践、不能识别结构性传播风险，那么无论其外表多么光鲜，都不过是一具“风干”的理论空壳。 我聚焦海南，不仅因其是国家开放格局的重要接口，更因其是中国制度对外可见性的“最前线”。但审视过往传播实践，目光所及多是碎片化、表层化、情绪化的策略驱动：或流于招商推介的广告话术，或拘泥于“风景+政策”的浅层描摹，背离了海南作为“制度窗口”与“全球平台”的战略定位。 因此，我主张将国际传播重新界定为一种制度性传播行为。其本质不在于推介具体政策，而在于展示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不在于寻求外部理解，而在于确立规则构建者的正当地位。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绝不是“让他人接受我们的说法”，而是让世界切实看见我们的制度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持续提供公共性成果。真正的软实力，不源自情绪化的文化消费，而植根于制度的稳定性、适应性与可验证性——换言之，是一个国家制度在他者视野中具备可理解、可复制、可信任的能力，而非表面化的文化展示或形象修饰。 我引入了“掠夺式积累”“认知安全困境”“地缘稀释”等分析工具，试图借助批判理论揭示当前全球传播格局的底层逻辑。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既是对海南实践的系统回应，也是对当前中国对外传播常见误区的针对性修正。 “多发声”不等于“强传播”，因为盲目粗暴的信息渗透只会削弱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加强外宣”不等于“讲好故事”，因为在他者视角下，许多“好故事”实为“坏故事”。 海南具备构建传播制度“试验场”的一切条件，但它首先要挣脱“行政唯上”的传播依赖症。正因如此，我特别强调“第三方平台”“传播顾问团”“本地化节点”这些制度性安排，它们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传播现代化的生命线。 我始终坚信，传播必须“道术兼修”： 既要洞察时代之道，也要锤炼实践之术。国际传播不只是认知博弈，更是制度建构的预设安排；不只是语言输出，更是全球公共品竞争下的认知协商与规则制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