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战
美国国会最新报告：未来十年是全球叙事竞争的高峰期
文/毕研韬 11月18日，美国国会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的年度报告，引发美国、欧洲以及亚洲舆论的强烈关注。 这份《2025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年度报告》（USCC Annual Report）用了少见的尖锐措辞，提出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 中国正在推动一种“可能改写全球秩序”的新力量。 一、这份报告是谁写的？为什么重要？ USCC（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直接任命委员，其职责是评估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经济、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影响。 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美国国会了解中国的重要依据；常被用于指导美国对华立法和行政政策；一直被视为美国“对华强硬派”的风向标。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学术报告，而是美国政治系统对中国的年度“官方判断”。 二、核心警告：中国正在塑造一种“替代性世界秩序” 这次引发全球媒体聚焦的，就是报告中的这一判断： 中国正在推动一种“以自身为中心的替代性世界秩序”，挑战美国主导的体系。 报告认为，中国在多个层面正在推动全球治理的深层变化，包括： 1.在政治叙事上：提出“现代化可以不按西方模板” 报告指出，中国的治理模式与现代化路径，吸引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注意，使得国际政治的“价值中心”不再完全被西方垄断。 2.在全球经济上：形成新的结构性影响力 通过贸易、投资和长期基础设施合作，中国与亚非拉许多国家形成高度互依的关系，使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的议价权进一步上升。 3.在国际规则上：主动参与标准、法规与机制制定 包括科技标准、数字治理、贸易规则、多边机制等。 从美国的视角看，这些变化的共同指向就是：全球秩序正在出现“不再以西方为绝对中心”的趋势。 三、美国在担忧什么？ 报告花了大量篇幅，系统表达了美国的三大核心担忧：...
文章推介
Four Decades of Good Deeds: The “Lei Feng Brother of Hainan” and a Teresa-Like Ethic of Service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four decades of quiet service by the “Lei...
“去风险”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50%
在“去风险”成为政策共识的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却同比增长超50%。这一现象在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之间形成了张力，成为近期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文/毕研韬 一、数据与口径：一项“显著增长”的形成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等机构发布的数据，2025年德国对华新增直接投资约为70亿欧元，较2024年的约45亿欧元增长约50%。这一增幅不仅明显高于过去数年的平均水平，也使2025年成为近年来德国对华投资最为活跃的年份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增长”指的是年度新增投资（即流量），而非累计投资规模（存量）。不同机构在具体数值上存在小幅差异，但对“显著增长”的判断基本一致。 二、结构变化：从资本输入到利润再投资 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新增投资中，相当部分来自德国企业在华子公司的利润再投资。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分析，近年来德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再投资收益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这意味着，德国企业在华业务已由早期的资本投入阶段，逐步转向以本地盈利支持扩张的阶段。换言之，中国市场在部分德资企业体系中，已成为可以独立运转的利润中心。 三、投资逻辑转变：从“进入市场”到“在地运营” 与此同时，企业投资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以汽车、化工和机械制造为代表的行业，正逐步强化“在中国，为中国”的运营模式。这一模式强调本地生产、本地研发以及服务本地市场，其直接动因之一，是应对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外部冲击。 近年来，包括美国贸易政策调整、技术出口限制以及供应链安全议题升温在内的一系列变化，使跨区域经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将部分关键环节“本地化”，成为跨国企业降低风险的一种现实选择。 四、驱动因素：多重机制的叠加...
当宇航员从太空回来：一种叫“总观效应”的认知觉醒
文/毕研韬 一、从“俯瞰”到“觉醒” 当宇航员第一次从太空中回望地球时，他们看到的不是疆域、城市或文明，而是一颗悬浮于黑暗宇宙中的蓝色星球——脆弱、孤独、完整。 这一瞬间，他们的世界观被彻底改变。 这种突然而深刻的心理与认知转变，被称作“总观效应（Overview Effect）”。这一术语由美国思想家Frank White于1987年提出，用以描述宇航员在太空中目睹地球全貌时所经历的意识觉醒与世界观重构。 与其说这是一种视觉经验，不如说是一场认知革命：人类第一次从“外部”看见自己。 二、视角的突变：从地表到宇宙 在地球上，我们的认知被局部经验、民族叙事和社会角色所包裹。 当宇航员进入太空，这种“地表视角”被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域视角（holistic vision）：...
特朗普关税战：暴露了什么？
文/毕研韬 一、特朗普关税战的真实目的 特朗普可能希望通过加征关税制造经济压力，迫使对手在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多个领域让步，从而达成对美国有利的一揽子协议。这种策略体现的是“极限施压”谈判风格。 他的愿望只能部分实现，且代价高昂，长期效果存疑。与部分国家可能会达成协议，但与中国等国的“结构性问题”难以取得根本性突破，反而引发长期博弈和反制。再者，全球产业链重组对美未必有利，消费者成本上升、企业受损明显。 二、特朗普关税战：错估了什么 朗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美国的施压能力，低估了中方及其他国家的应对韧性和全球经济的复杂联动性。 特朗普认为美国是最大市场，对外国产品具决定性吸引力，因此可以单方面加税、迫使对方让步。但实际上，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也承受了关税成本，农业、制造业等板块反弹强烈。 2.低估中国的反制能力与战略耐力： 特朗普团队未能准确评估中国的经济弹性、产业替代能力和政治决策机制。例如，中方可以通过刺激内需、多元化贸易伙伴、货币政策调节等方式缓冲冲击，而不会释放屈服信号。 3..忽视全球供应链和多边贸易体系的反作用力 关税战扰乱全球价值链，美国公司如苹果、波音等也遭遇反噬。同时，单边主义政策削弱了美国在WTO、G7等多边体系中的领导力，激起盟友警惕。 4.过于简单地看待国家行为...
美国拟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列为“外国使团”
当CSSA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校园不再只是知识空间，而成为认知与制度博弈的新前沿。 文/毕研韬 近期，美国国会推动将“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引发学界与政策界广泛关注。目前该提议尚未转化为正式行政决定，但其制度含义与政策指向已超出一般个案争议，具有结构性意义。 一、事件进展：跨委员会联动的政策倡议 2026年3月，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对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三个委员会主席联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正式建议将CSSA认定为“外国使团”。 这一联动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教育体系、外交制度与对华战略三条线索被整合到同一议题之中，显示该问题已从校园层面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综合性议题。 需要强调的是，这一举措目前仍属于国会层面的政策建议。根据美国制度安排，“外国使团”的正式认定需由国务院依据相关法律裁定，因此该提议是否落地，仍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决策。 二、制度含义：从学生组织到“准外交主体” “外国使团”这一法律概念，通常适用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具有明确官方背景的组织。若被纳入该框架，CSSA的法律属性将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活动将受到更严格监管。CSSA与高校、地方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互动，可能需要履行事前申报或审批程序。 其次，运作透明度将被强化。包括资金来源、组织结构及人员安排等，可能被纳入更高标准的信息披露体系。 再次，交往边界趋于收紧。原本常规的校园活动与学术交流，可能因合规要求增加而受到约束。...
中国需要怎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