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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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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型社会的兴起:当代人的行动逻辑

以前我们相信水滴石穿,现在更愿意直接换一块石头。 文/毕研韬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写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只筛选,不改变”或许是最具穿透力的注脚。它并非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一种正在沉淀为集体心态的生存策略。 一、从“改造他人”到“筛选关系” 回望熟人社会的年代,人与人之间讲究磨合与重塑。家庭里的“管教”,职场上的“带新人”,社会层面的“思想教育”,曾经既是伦理责任,也是能力象征。 然而在流动加速、选择充裕的今天,这一逻辑悄然翻转。替代选项的丰富,让“筛选”取代了“改造”。与其投入心力去改变一个不合拍的人,不如换一个频道,换一个场域。年轻人崇尚边界感,讲究情绪价值,追求价值观的即时匹配。朋友不必深交,恋人不合则分,社交媒体上“取关”“拉黑”不过是日常的边界维护。改变他人,不再是天赋人权,反倒容易被视作越界。个体愈发坚信:人格自有其底色,与其费力涂改,不如一开始便选择对的人。 二、生活方式的再排序:与其硬扛,不如转身 这种“筛选”哲学,也从人际关系渗入生活方式的选择。 过往的成功叙事,崇尚奋斗、突破、向上攀爬,而在经济增速放缓、结构压力抬升的当下,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定义“好生活”。“体面”“稳定”“舒适”成为新的关键词,与单一的上行焦虑分庭抗礼。工作不再占据全部意义,兴趣、身体与心理状态,逐渐登上价值的中心舞台。 当大环境难以撼动,个体便转向可以掌控的小环境。换一座城,换一个行业,开启一段副业或间隔年——这些选择背后,藏着一套共同的理性:与其在不匹配的系统中消耗,不如在可能范围内重构生活。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自我保全。 三、对宏大叙事的疏离与工具化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姿态也悄然延伸到个体与宏大叙事的关系。 对抽象理念的情感投入在降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站在观察者的位置。信息获取高度个性化,关注点落在具体利益与现实议题上,而非被给定的信仰或目标。对权威的态度也趋于工具化:尊重规则,但不依附权威;承认秩序,但不情绪化地崇拜。权威不再是意义的天然源头,而只是提供秩序与资源的平台。 这不是对抗,而是参与度的自我调适。宏大叙事若要重获人心,须凭实际利益与可信承诺,而非单方面的社会动员。 四、理性选择的土壤:成本下降,边界清晰 这种新活法,并非冷漠的撤退,而是深植于现实结构的理性选择。 其一,选择成本下降,改变成本上升。在平台化、市场化的环境中,替代选项触手可及,个体更易通过“退出”实现利益最大化。 其二,心理健康话语的普及,让边界意识深入人心。自我保护、情绪价值,成为人际关系的硬约束。 其三,信息透明度提升,使差异一目了然,不再需要靠理想化的改造愿望维系关系。在此条件下,“筛选”便成为一种精准的风险管理,而非情感的贫乏。 五、效率与共识:不可偏废的两端 这一转向,注定带来双重后果。 一方面,它减少了无谓的冲突,提升了决策效率,也强化了个体自主性。社会的运行,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理性。 另一方面,倘若筛选成为唯一逻辑,公共讨论可能失却耐心,说服能力或将弱化,社群日益同质,人际联结趋向契约化,深度信任的根基则可能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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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决定台湾的未来?——两种逻辑的真实冲突

围绕台湾未来的争论,表面是在讨论“谁来决定”,本质是在争谁有资格定义规则。两种叙事各自成立,但最终影响力取决于现实力量与情境变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这个问题其实在问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谁能决定台湾的未来”,表面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实际上至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回答方式。 一种说法是: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社会自己决定。 另一种说法是:台湾问题涉及国家统一,最终应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共同决定。 这两种说法看起来都在讲“人民”,但关键差别在于谁被算作“人民”,以及谁有资格做最终裁判。 二、民进党/台北叙事:强调“岛内决定” 以台湾现行执政力量的叙事为例,核心逻辑很简单: 台湾是一个已经形成稳定政治体系的社会,因此未来由岛内选举、民意和制度来决定。 在这个逻辑里,谁执政由选票决定,政策走向由岛内政治竞争决定,外部力量只能影响,但不能“决定”。...

亚洲

灰色地带冲突:从台湾汉光演习看台海认知博弈困境

文/毕研韬 2025年“汉光41号”演习首次纳入“灰色地带冲突应处”课目,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演习模拟大陆海警船进入争议水域、无人机逼近岛礁、网络攻击干扰基础设施、假讯息扰乱社会心理等情境,旨在提升应对“非传统威胁”的综合能力。 台方认为,灰色地带战略已成为“最常态的敌意行为”,而将之纳入军演,有助于强化民众防卫意识、引导国际舆论关注。此举表面是军事应变,实则也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动机与叙事塑造意图。我们应保持清醒认识——台海的和平前景,不仅取决于军事准备,更取决于各方对叙事权的节制与政治化操作的自我克制。 灰色地带:权力竞争中的模糊战场 “灰色地带冲突”是介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模糊状态,广泛存在于当代国际关系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而是以网络攻击、信息战、执法压逼、低烈度军演等手段,持续施加压力。 对台湾而言,大陆频繁的军机绕台、海警执法、渔船靠近与网络渗透确实带来紧张感。这种日常压力,被演绎为“持续性非战争攻击”,从而促使台湾将防御机制向“灰色地带”前沿推进。 然而,将所有边界摩擦解释为“敌对行为”,并以军事演习固化这种理解,本身就存在风险:它容易掩盖复杂现实的多面性,使对抗逻辑单一化、舆论情绪化、社会防御机制政治化。 “受害者叙事”的战略效应 在国际传播层面,台湾将自己定位为“遭受胁迫的民主堡垒”,积极向外部传达“我们不是挑衅者,我们在抵抗压迫”的信号。这种“受害者叙事”确实能吸引国际关注与同情,进而转化为安全援助、军事合作和道义声援。 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叙事具有高度政治动员力,也带来战略依赖性和社会撕裂风险。一旦“危机叙事”成为体制内的运作常态,社会容易陷入长期的焦虑状态,而政策也更难回到理性协商与风险管理轨道。 从中立角度看,灰色地带行为不应一律视为蓄意侵略,也不应被单方面转化为冲突升级的理由。相反,理性的灰色认知,应包括对动因的多元分析、对行为的比例判断,以及对风险的分层应对。 “政治放大”的陷阱与和平的代价...

亚洲欧洲

欧洲激辩“中国冲击2.0”:中国总理李强正面回应

2026年6月2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明确表示,所谓“中国冲击2.0”并不存在,并提出应更多关注“中国机遇2.0”。这一表态并非偶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5日 过去一年多来,欧盟内部围绕China Shock 2.0(中国冲击2.0)展开了持续争论。一边担忧中国新能源、高端制造和工业技术竞争力快速提升可能对欧洲产业形成压力,另一边则认为,将复杂的全球产业变迁归结为“中国冲击”并不能真正解释欧洲自身面临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李强的公开回应,实际上也是对欧洲相关讨论的一次直接表态。 一、欧洲为何就“中国冲击2.0”激辩 与二十年前相比,欧洲今天面对的中国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所谓“中国冲击1.0”,通常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后,凭借规模化制造能力进入全球市场,对欧美部分传统制造业造成的竞争压力。相关讨论主要集中于就业转移、产业外包和区域经济失衡等问题。 “2.0”的提出,则反映出竞争格局的变化。 如今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纺织、家具或低端制造,而是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设备、储能系统、工业机器人等战略性产业。...

亚洲北美

中美学术冷战:大学已成为“战场”

大学已不再只是知识生产的场所,而成为国家安全、制度信任与全球创新体系重构的交汇点。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7日 历史上,中美两国高校之间的科技合作曾是双边关系中最亮眼、最具建设性的领域之一。从1979年《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到联合实验室、合作办学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再到大量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活跃于美国顶尖大学校园,学术交流一度被视为“压舱石”。 然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2018年之后,这一合作空间急剧压缩。今天,“学术冷战”已成为描述中美高校关系的常用词汇,科技竞争、安全逻辑进入学术合作领域,导致合作边界重新划分。 大学,这个本应是开放、自由、追求真理的场所,已悄然成为大国科技博弈的新战场。 一、从蜜月到寒冬:转折如何发生 中美学术合作的高峰出现在21世纪前10年。中国高校快速国际化,美国大学则从中获得大量优秀生源、研究经费和合作机会。根据相关研究,在201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学者合著论文数量快速增长,尤其在工程、材料、计算机等领域形成深度互补。 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推出“中国倡议”(China Initiative),重点防范中国通过学术渠道获取美国敏感技术。该计划虽在2022年正式结束,但其政策逻辑和配套措施被延续并强化。 2023年,美国国会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英语简称House Select...

亚洲

中国应怎样吸引外国投资?

文/唐摩崖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政策的调整以及全球投资环境的复杂化,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决策也愈加谨慎。为了增强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中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和改进。 一、提升市场透明度与政策连贯性 外国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市场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透明度与连贯性。虽然中国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有一些政策和法规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执行层面,一些地方的政策执行不一致,导致外国企业在运营中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例如,地方政府的审批标准可能存在差异,行业准入政策也可能会有所变动。为了消除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政策透明度,明确政府各级部门的职能划分和决策程序,确保所有市场准入政策、公平竞争政策等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实施。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政策解读平台、加大政策发布前的公众咨询和意见征集力度等方式,提升政策透明度,增强外资企业的预期稳定性。 二、简化行政审批和减少行政干预 外国投资者往往面临繁琐的行政审批流程和复杂的监管要求,尤其是在涉及跨境投资、外汇管理、税务登记等方面。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行政审批仍然存在效率低下、手续繁琐的问题。为了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效率,中国应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在外资企业的设立、扩张及日常运营中,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强化“一个窗口”服务、推广电子政务、简化税务报备等手段,提升行政效率,确保外资企业能够快速便捷地完成必要的手续。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保障 知识产权保护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的投资中更为关键。中国已经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仍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地方,由于监管不力,外资企业面临较大的知识产权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提升法律执行的效率和透明度,确保侵权行为能够迅速得到追责。此外,政府应积极推动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合作,建立更加健全的跨国法律协调机制,增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任感。 四、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服务业与高技术行业 尽管中国已在多个领域放宽了外资准入门槛,但某些行业,如金融、教育、医疗、互联网等,仍然存在较多限制。这些行业往往是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潜力巨大的市场,但由于政策限制,许多国际企业无法进入或只能通过合资的形式运营,制约了他们的投资意愿。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尤其是高端技术和创新型企业,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大市场开放力度,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特别是在服务业、高技术行业以及现代制造业等领域。例如,可以减少对外资股比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外资在高端科技领域的投资准入条件,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 五、优化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一直是外国投资者关心的焦点,尤其是在跨国公司决定在中国设立总部或生产基地时,税收负担和税收优惠政策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近年来推出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适用情况差异较大,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外国投资者的税务筹划难度加大。为了增强外国企业的税务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中国政府应进一步统一税收政策,减少地区差异,简化税收申报程序,并为高技术、绿色环保等领域的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灵活的税收优惠。此外,可以考虑通过设立税收优惠区或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吸引外资在创新、绿色经济等领域加大投资。...

传播学

西方最新研究:生成式AI正在重塑信息战形态

AI正在让信息战越来越不像信息战,让普通大众更难以识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0日发布 近日,一篇发表于arXiv的最新研究 Amplification to Synthes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gni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