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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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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传播学

美国权威专家警告:特朗普应遏制台湾

文 / 毕研韬 2025年5月1日,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刊出一篇引发广泛关注的评论文章,题为《特朗普应遏制台湾》(Trump Should Rein In Taiwan),文章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位资深研究员克里斯多福·奇维斯和史蒂芬·沃特海姆共同撰写。 一、为避免误判,美国必须展现“克制” 文章的主要观点是: 这篇文章主张美国保持克制,避免过度刺激中国,同时也提出美国应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二、文章的代表性与影响力 在当代美国对外战略话语中,克里斯多福·奇维斯与史蒂芬·沃特海姆都是具有影响力的温和现实主义者: 该文刊发于《Foreign Policy》这一主流平台本身就是一种信号:战略界中一部分人开始警惕“代理人战争”逻辑重演于东亚。他们担心,美国正在重蹈乌克兰模式的覆辙——放任地区盟友挑战区域霸主,结果自己被拖入冲突泥潭。 可以说,文章代表的是美国建制派内部的战略保守派或“责任克制派”的反思声音。这一立场虽然目前在华盛顿政治圈中不占主导,但在学术界、情报界、退役军界中拥有稳定影响力,构成对新保守主义与民主价值干预主义的现实主义平衡力量。 三、信息误导和地缘传播的危险 这篇文章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信息的误导和地缘传播中的“掠夺式积累”。

亚洲

龙应台:台湾的时间不多了

文/梅念安 4月1日,台湾作家、散文家和文化评论家,2012年至2014年,她担任马英九政府第一任文化部长(1012-2014年)龙应台在《纽约时报》发表特约评论,英文题目是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 (台湾的时间不多了)。次日(4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该文中文版,题目改为《台湾维持和平与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与中国和解》。 这篇文章以一位台湾南部出租车司机的言论“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台湾”为开场,揭示台湾社会对美国是否可靠的深层焦虑。作者指出,特朗普(川普)对乌克兰的冷漠态度,激起台湾人对美国在台海冲突中可能背弃台湾的担忧。长期以来,台湾仰赖美国作为安全后盾,对中国保持对抗立场,但这种信念如今动摇,许多人开始质疑:若美国能放弃乌克兰,也可能放弃台湾。 文章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面对这种不安并未采取沟通或对话的方式,反而加强敌对立场,例如将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并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这被认为有走回戒严时代之虞。作者回顾两岸关系在马英九任内达到高峰,并主张应重启对话,而非持续对抗。 最后,文章警告:若川普与北京达成地缘政治交易,台湾恐将被牺牲。因此,台湾应抛开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开始一场理性讨论,思考如何在自身可接受的条件下,寻求与中国的和平共处。只有确保和平,民主与自由才能长存。 龙应台此文在台湾引起不同凡响,这并不奇怪。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有人建议跳出“统”“独”去寻找“第三条路”。眼下,台湾问题还存在“第三条路”吗?这条路是什么?又如何开辟“第三条路”呢?我对此很好奇。

文章推介

传播学

新记《大公报》的“四不”方针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中,《大公报》是一个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报业样本。尤其是1949年前后在香港重组的“新记《大公报》”,在新闻伦理与媒体独立性方面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职业规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概括为“四不”的办报方针。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3日 一、历史背景:从政论报纸到职业媒体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早期以政论色彩浓厚著称。抗战与战后时期,该报在中国舆论场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1949年前后,部分原有团队成员在香港继续办报,形成“新记《大公报》”的延续体系。在新的政治与商业环境下,如何重建媒体公信力与独立性,成为其核心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四不”方针被提出并逐步制度化,用以约束报纸的立场表达与经营行为。 二、“四不”方针的基本内容 “四不”通常被概括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从。 不党:不依附任何政党或政治集团,强调媒体在政治立场上的相对独立性,避免成为特定政治力量的宣传工具。 不私:不服务于私人利益,要求编辑立场不受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左右,以公共性作为基本原则。 不卖:不以新闻立场换取商业或政治利益,强调新闻不被“出卖”,即不以金钱、广告或政治交换影响报道判断。 不盲:不随波逐流,要求在舆论压力或主流意见面前保持判断能力,而非简单追随权威或情绪化共识。...

亚洲

台海战争的三种结局

文 / 唐摩崖 台海局势正悄然进入历史与现实交错的临界点。当“和平统一”不断被岛内政治现实蚕食,“不排除使用武力”成为大陆对外最清晰的信号时,一个不愿想象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在逼近决策与认知的核心: 台海一旦开战,结局将如何? 这不只是军事推演的问题,更是关于战略目标、国家意志、全球博弈和民族心理的多重叠加。本文尝试分析三种可能的战争结局,并对其实现概率做出初步评估。 结局一:全面统一,概率为65% 这是目前最有可能的结果。大陆已在军事、制度与心理层面完成准备,若决定开战,不会容忍“打而不统”或“中途止损”的结局。 大陆如选择动武,其目标不会是“惩戒台湾”或“局部控制”,而是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不达此目标,冲突即失其意义。 全面统一的实现可能建立在三方面:解放军迅速夺取制空制海权;“斩首行动”彻底摧毁台湾指挥体系;外部干预未能形成有效阻断。 必要时,北京可能不惜将台军主要抵抗力量与政府建筑彻底摧毁,以压缩战后整合成本。 统一后的政治治理、秩序恢复、岛内民意转化将是另一场“非军事战争”。大陆或将设立临时军政管制机制,随后推进行政重构与国家意识形态整合。...

传播学

One War, Different Realities: Why China and the West See the Russia–Ukraine War Differently

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cognitive and perceptual di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传播学

俄乌战争:西方为何读不懂中国

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主流舆论长期存在一个困惑:为什么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甚至包括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熟悉国际事务的中国精英,并不完全接受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在西方主流认知中,答案往往被简单归结为“宣传”“信息控制”或“媒体环境差异”。这种解释本身,恰恰反映了西方对中国社会认知结构的理解不足。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即便在长期接触西方媒体、具备国际视野的人群中,很多人依然对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逻辑持保留态度。这意味着,问题并不仅仅是“信息获取”问题,而更深层地涉及不同文明体系对于国际政治的理解方式。 俄乌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也是一场关于“现实解释权”的全球认知冲突。 一、西方叙事的逻辑基础 西方关于俄乌战争的主流叙事,大致建立在以下几个核心原则之上: 第一,主权不可侵犯。俄罗斯以武力进入乌克兰领土,因此构成对主权国家的侵略。 第二,小国拥有自主选择权。乌克兰有权自主决定其外交与安全安排,包括是否加入北约。 第三,联盟扩张不等于侵略。北约东扩被视为成员国基于安全需要的自愿选择,而非对俄罗斯的进攻。 第四,国际规则高于地缘政治逻辑。任何国家都不能以“安全焦虑”为理由,改变现有国际边界。...

亚洲

瑞典学者:中国高校学者的压力全球最大

文/墨云舟 今天还有多少教师在快乐地、充满激情地工作?这是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的良心之问。 在中国自媒体上,郭英剑教授的一篇文章广为流传。该文介绍了瑞典延雪平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佩尔松主持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中国高校学者的压力最大(5级),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占据5级高位的国家。 佩尔松认为,将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强加于学术界,实际上是因为根本不明白学者是需要更多更大的自主权才能发挥作用的。 郭英剑教授多年前也曾提出,管理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致命的软肋,并且质疑高校“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究竟有多难。 郭教授认为,高校管理,应该不同于企业化管理,因为企业化管理有规则、讲数据、追绩效,而高校管理最终应该使教师全身心投入,使他们快乐并富有激情地工作,这样才能一举数得地达到最佳的效果。 郭英剑教授的文章最初发表在《中华好学者》微信公众号上,但笔者没能检索到这个账号。幸运的是,《澎湃新闻》转发了这篇文章,才能让更多网民读到这篇令人发省的文章。

亚洲

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ICC)的扩张与挑战

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在从中央向地方全面延伸,而真正决定其效果的,或许已不只是平台与流量,而是能否完成从“内部宣传逻辑”向“国际受众逻辑”的转换。 作者:毕研韬   2026年5月13日 最近几年,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ICC)一直在快速扩张。从省级国际传播中心,到地市级平台,再到部分县域试点,国际传播正在迅速向地方延伸。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开始建设海外社交媒体矩阵、外语内容平台、国际传播工作室、城市国际品牌,“讲好地方故事”成为不少地区的重要工作方向。 这一趋势,引起海外研究机构持续关注。其中,境外独立研究平台China Media Project(CMP)近年来围绕中国ICC建设发布了多篇研究与分析文章。值得注意的是,CMP并不是将ICC简单视为地方媒体建设,而是将其置于中国国家传播体系重构、全球信息影响力竞争以及国际传播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观察。在其研究视角中,中国国际传播正在从传统中央媒体主导模式,逐步形成一种覆盖地方政府、高校、国企、文旅系统与产业平台的“全域传播网络”。 不过,相较于外部研究机构对制度结构与国家传播战略的关注,中国ICC当前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其实根植于内部组织逻辑之中。换句话说,中国ICC的挑战,未必是“传播规模不足”,而是国际传播逻辑与现有宣传逻辑之间存在突出的适配问题。 国际传播体系正在向地方延伸 中国国际传播长期具有鲜明的组织化特征。从传统外宣体系,到中央重点媒体,再到后来的“大外宣”框架,中国国际传播一直以国家主导、体系化运行的方式展开。China Daily、CGTN、新华社等机构长期承担国家层面的国际传播任务。 当前ICC建设的真正变化,并不在于组织化本身,而在于国际传播体系开始明显向地方与基层延伸。CMP对此尤为关注。在其研究中,ICC不仅被视为地方媒体平台,更被视为中国国家传播体系向基层延伸的重要节点。也就是说,中国国际传播正在从“中央媒体主导”,逐渐形成一种“中央统筹、地方参与、多主体协同”的传播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