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竞争
毕研韬警示：国际传播的首要目标不再是争取认同
文/唐摩崖 1月20日，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大模型赋能国际传播论坛”在该校赛罕校区顺利举行，论坛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芸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邓秀军、中国应急管理学会舆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学刚、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受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毕研韬的发言题目是“大变局时代国际传播学者的使命”。他指出，从学科本质看，传播学是一门具有高度现实导向的应用学科，其问题意识源自战争、竞选政治与社会治理等具体实践场景。然而，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已逐步演变为一个以理论自洽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减弱，学科对复杂国际环境的解释力和干预力也随之下降。 毕研韬提出，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国际传播亟需回归其应用理性。国际传播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单向的对外信息输出，也不应仅停留在概念化、规范化的理论探讨层面，而应成为连接现实约束、认知结构与政策判断的重要解释机制，发挥认知校准的功能。 他进一步指出，国际传播是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的一体化运作。对内传播在帮助社会理解真实外部环境、修正想象性叙事、防止基于错误认知做出判断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忽视对内传播，容易导致国际传播陷入“沟通越多，隔阂越大”的结构性困境（学界称之为“不可沟通性”）。 在论述国际传播的核心责任时，毕研韬指出，在高度相互依赖却普遍缺乏互信的国际体系中，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并非分歧本身，而是由错误认知驱动的决策失误。国际传播在此意义上应被视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其首要目标并非争取认同，而是确保国家行为被理解为在现实条件下“本来是什么”，而非被情绪化、道德化的叙事所扭曲。 毕研韬同时强调，国际传播还肩负着维持跨文明跨制度可沟通性的责任。分歧可以存在，但沟通结构不能崩塌；争论可以持续，但解释机制必须加强。国际传播的底线是降低误判发生的概率，防止世界滑向彼此不可理解的状态。 毕教授认为，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生产与分发、信息严重超载背景下，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技术应用与专业规范之间保持平衡，通过强化证据意识、专业克制与判断边界，为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公共认知提供稳定支撑。 内蒙古日报社副总编辑白春、实践杂志社总编室主任赵双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国际部主任宝力格、内蒙古日报社草原云全媒体传播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春等来自业界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了各自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思考。 论坛从时代变革与学科责任的交汇点出发，为“真相崩塌”时代国际传播研究的方向调整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2025年度对中国的认知
文/毕研韬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每年发布《年度威胁评估》（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ATA），旨在向国会报告其所关注的国际安全与战略趋势，其中的涉华内容属于美方情报界内部评估与观点，而非客观事实本身。本文基于ATA 2025公开版本，对其中涉华内容进行梳理，并严格以“美方认为”“报告指出”等方式呈现其原始表述。 一、美方总体定位：从强调竞争到关注长期结构性互动 根据ATA 2025，美国情报界在涉及中国议题时，仍沿用“主要竞争对手”（major competitor）之描述，体现了美方从自身角度出发所关注的长期战略议题。 报告中提及，中国在科技、经济规模、部分产业链能力等方面的进展，是促使美方将竞争视为长期议题的重要背景之一。 报告强调，这种竞争并非短期变化，而是“结构性因素”在持续作用。 在总体框架上，美方的关注点与往年一致，主要聚焦于全球治理、区域局势和前沿科技等领域，并从这些维度观察中国角色的变化如何影响美国的战略利益。 二、科技与产业领域：美方关注“全球竞争格局变化” 科技领域在ATA 2025中占据重要篇幅。报告指出，中国在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新能源技术等领域的投入力度持续增加，可能影响全球相关产业的发展方向。 报告显示，美方认为，科技和产业链的全球分布变化，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国际竞争态势。美方从自身战略需求出发，持续关注这些趋势可能对美国国内经济安全产生的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报告所呈现的是“美方焦虑的来源与逻辑”，并不意味着其评估能够充分反映中国的真实策略与长期目标。 三、地区局势观察：美方强调“关注与风险评估” 在区域安全议题上，ATA 2025延续了历年惯例，主要从“潜在突发事件”“地区紧张因素”“美方安全利益”等角度进行分析。 报告提到，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经贸与安全政策，是美方持续观察的重点，但文件并未给出判断性结论，而是以“可能影响地区稳定”“美方持续关注”等较为谨慎的表述方式呈现。 在这一部分，报告强调的依然是美国的“风险感知”，而不是对中国政策的价值判断。...
文章推介
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三大民生问题：就业第一
现阶段中国内地老百姓最关心的三大民生问题，按重要性排序如下： 就业是民生之本，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收入来源和生活稳定。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压力较大。因此，就业问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 2. 教育问题 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也是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基础。现阶段，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质量参差不齐、教育公平问题突出等依然困扰着广大老百姓。同时，随着社会对人才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家长和学生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因此，教育问题成为老百姓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 3. 养老问题（与医疗问题并列）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问题日益凸显。老年人作为社会的脆弱群体，其生活保障、医疗服务、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如何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确保老年人安享晚年，成为老百姓越来越关心的民生问题。医疗问题同样重要，而且与养老问题紧密相关，但考虑到老龄化问题的紧迫性，此处将养老问题暂列医疗前。 本文由文心大模型4.0生成，CWB编辑审核并认同。
中国的圣诞节氛围：各地差异为何这么大？
文/毕研韬 年末时分，中国各地的圣诞节氛围呈现出鲜明差异。有些城市，圣诞树耸立，彩灯闪烁，商场橱窗布置华丽，人们手捧热饮、拍照留念，空气中弥漫着节日的温馨与热闹。另一些城市则平静如常，咖啡店和商场几乎没有特别布置，甚至看不到节日的踪迹。有人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城市“开放度”与“现代化”，但这种看法过于片面，也容易引发误解。 一、圣诞节的世俗转身：从宗教符号到生活情趣 对部分中国人而言，圣诞节早已脱离宗教范畴，成为一个世俗化节日。大多数人参与节日活动，并非出于信仰，而是为了享受温馨、浪漫与社交氛围。街头的彩灯、商场的圣诞橱窗、可人的咖啡香和热巧克力的甜味，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节日的热度反映的是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习惯，而非价值判断。因此，将节日氛围差异直接等同于开放或保守，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化。 二、商业推动：节日氛围背后的经济逻辑 节日氛围的浓淡，与城市商业生态紧密相关。在经济发达、商业活力旺盛的城市，商家会精心营造节日消费场景：橱窗装饰闪烁、节日商品丰富、主题餐饮和文化活动吸引年轻人驻足拍照、尽情享受。相反，在商业生态相对简单的城市，类似的节日推广有限，圣诞节氛围自然显得淡薄。这种差异反映的是经济和市场规律，而非城市文化态度。 三、治理考量：秩序维护与文化包容的平衡 城市治理方式也直接影响节日呈现。治理经验丰富、社会结构多元的城市，通常能在保障公共秩序与安全的前提下，包容更浓郁的节日气氛，甚至借此促进商业文化交流。治理压力较大或处于探索阶段的城市，则可能采取更审慎的策略以维持城市的安宁。这种差异体现的是管理逻辑和经验积累，而非保守或封闭的价值取向。 四、公众构成：社会心态影响节日感知 公众的国际视野、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节日氛围。年轻人居多、中产阶层规模较大的城市，民众更乐于参与外来节庆活动：在街头广场拍照打卡、与朋友共享节日美食，甚至自发组织小型聚会。在社会结构相对单一、国际接触有限的地区，节日活动难以形成广泛共鸣。公众结构的差异，正是节日氛围差异的一个重要源头。 结论：差异是一面镜子，映照城市多元生态 圣诞节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城市在商业活力、治理能力、社会结构及公众心理上的多元生态。理解这种差异，应避免简单贴上“开放/保守”的标签，而是关注背后的经济、社会与管理逻辑。随着城市发展、治理经验积累与文化互鉴深化，各地对类似节庆的处理或将更趋理性与成熟。
Lady Godiva：心系人民才能流芳百世
文/毕研韬 传说的起源：牺牲与救赎的象征 Lady Godiva（戈黛娃夫人）的故事始于11世纪的英格兰考文垂市。根据传说，当时统治考文垂的利奥弗里克伯爵（Leofric the Dane）为支持英军出征，向百姓征收重税，导致民不聊生。伯爵的妻子戈黛娃夫人（Lady Godiva）目睹民生疾苦，多次恳求丈夫减免赋税，却遭到斥责。最终，伯爵提出一个近乎羞辱的条件：若戈黛娃夫人愿意裸体骑马穿过考文垂的街道，他便同意减税。出乎意料的是，这位贵族女性毅然接受了挑战。 次日清晨，戈黛娃夫人褪去衣裳，仅以长发遮掩身体，策马行于空荡的街头。百姓感念其善举，自发闭门不出以示尊重，唯有一名裁缝Tom因偷窥而双目失明，衍生出英语词汇Peeping Tom（偷窥狂）。传说中，伯爵被妻子的勇气与人民的诚信打动，最终兑现诺言减税。这一故事通过民谣与修道士的记载流传下来，成为中世纪贵族责任与平民尊严交织的典范。 艺术升华：从禁忌到圣洁的视觉重构 戈黛娃夫人的形象在19世纪末被英国画家约翰·柯里尔（John Collier）以油画《马背上的Lady...
毕研韬教授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文/唐摩崖 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受聘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察哈尔学会是我国非官方、行动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重要智库，由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于2009年10月发起创建，总部设在河北省尚义县察哈尔牧场。学会在北京、上海、柬埔寨金边、毛里求斯路易港等地设有12个办公室，并与韩国延世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合作在当地建有研究中心。 据学会官网介绍，“察哈尔学会致力于冲突与和解事务的研究与解决，在朝鲜半岛事务、宗教外交、人权与涉藏外交等领域拥有重要的高层决策影响力”。 毕研韬教授是中国知名国际传播专家，研究领域涵盖认知管理、跨文明对话、 舆情与危机管理。今年2月，他牵头创建传播学国际实验平台《无界传播》，旨在提升公众认知素养，促进社会和解与世界和平。
达赖喇嘛转世安排或将明朗，叙事战争将升级
文/陈涛（丹增嘉央） 再过几天，位于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将庆祝达赖喇嘛90岁生日（7月6日）。 6月18日，“西藏流亡政府”宣布，7月2日至4日，藏传佛教各个传承重要上师将举行大会，而在会议第一天，达赖喇嘛将发表讲话，很有可能谈及其转世安排。 达赖喇嘛已公开宣布，“达赖喇嘛办公室”将负责认定他的继任者。笔者十几年前就知道“达赖喇嘛办公室”负有这项重要使命，并曾与该办公室负责人有过两次面对面深入交流。 随着年龄增长，达赖喇嘛转世议题必将引发进一步关注。如果“西藏问题”不能得以解决，未来大概率会出现两个“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目前，北京和达萨想必都在为这种局面做准备。届时，围绕继承人合法性的叙事博弈必将激化，但这场特殊的战争将持续多少年？最终结局又将如何？双方都不应想当然。
中国需要怎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