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教师如此“顺从”？
文/米迦勒 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教师特别好管理？ 这是微信视频号“雨落禅心静”在其作品中抛出的问题， 意思是为什么大学教师如此顺从于管理者？ 管理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压制， 文件规定想一出是一出， 一再试探老师的容忍底线， 结果发现底线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对此，她指出了三个原因。 一是老师本身没钱没权， 二是职业对大学教师的职业约束， 三是大学教师已在硕博阶段接受并通过了“服从性测试“。 这一切导致大学教师“在面对不公时，常常表现出令人意外的沉默和顺从“。 该视频账号自称为“河南 郑州 女”，是“武汉大学本硕，大学教师“。 近年来，在微信视频中出现了相当数量吐槽教育的视频，虽然内容较为委婉，但反映出教育系统潜藏的危机。 我关心的是，当老师内心不满却无处发泄时，会对其工作和身心健康造成什么影响？ 更糟糕的是，谁愿意倾听教师的心声？ 期待这一局面早日改变。
文章推介
欧美766位涉华专家预测中国：技术前景光明，地缘阴云笼罩
欧美766位涉华专家对中国的预测，正悄然重塑西方对华政策与国际叙事。 毕研韬 当欧洲政策与学术界试图勾勒未来中国的图景时，他们给出的并非单一论断，而是一种内在矛盾的认知架构：在技术与产业层面，他们高度乐观；在地缘政治与制度环境层面，他们则趋于悲观。这种“技术乐观+地缘悲观”的组合，已然成为当前西方对华认知的重要基调。 一、报告背景：一份“认知预期”的集中展现 2026年1月，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发布了《2026年中国预测》（China Forecast 2026）。该报告基于一项大规模专家调查，调查时间为2025年10月至11月，共收集了766名涉华专家与观察人士的意见，其中约八成来自欧洲。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一份基于统计模型的预测报告，而是一种典型的精英认知调查。它反映的并非中国“将如何发展”，而是西方政策与学术界认为“中国将如何发展”。这种预期本身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为它往往会转化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与行动的逻辑。...
台湾智库：中国国际传播呈现“C+”新模式
China Media Project （台北办公室）的报告指出，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正从“中央主导”走向“多层级参与”，呈现出一种被称为“Centralization+”的新结构。 文/毕研韬 2026年2月12日，一份题为《Centralization+：Understanding China’s Transforming Strategy for Global Information...
过去十年，台湾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过去十年，台湾的人口、产业、国际观、两岸认知都在同时转向，一个全新的台湾已经浮现。 一、人口断层与老龄化挑战 根据台湾当局统计，截至 2025 年 10 月，台湾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 19.9%，逼近“超高龄社会”门槛。 与此同时，台湾总人口已连续多年自然负增长，新生儿数持续下滑。...
取消外语专业：一个被低估的结构性风险
文/毕研韬 近年来，中国部分高校取消或合并外语专业，理由多集中于就业率、学科整合与资源配置效率。从技术层面看，这似乎是一次理性调整，但若将其置于社会分层与国家认知能力的长期结构中审视，其影响远超教育领域。 第一，这一调整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高度不对称 对于上层家庭而言，外语能力早已不主要依赖国内高校体系。通过国际学校、海外学习与生活，子女在认知形成阶段便完成了与世界的直接连接。外语在这里并非“一门专业”，而是环境。这一群体事实上已经通过海外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理解能力，不再依赖国内高校体系，所以国内高校是否保留外语专业，对其影响有限。 然而对于普通家庭，高校外语专业长期扮演着一种公共入口的角色——以相对可控的成本，进入世界知识体系、接触原始信息、形成跨文化理解。一旦这一通道被系统性削弱，外语能力便会从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本。其结果并非简单的教育选择变化，而是世界理解能力的阶层固化，认知会被外包。 第二，削弱外语专业的风险不会立即显现，但会在中长期改变社会的认知结构 外语的价值不在“会不会说”，而在是否具备直接接触外部世界的能力。当系统性外语训练萎缩，社会对世界的认知将越来越依赖翻译、转述与二手解释。信息并不会减少，但判断权趋于集中，纠错机制变慢，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更容易被情绪化、标签化与内部叙事所替代。 这类影响具有显著的时间滞后性：短期内，对外交往照常运转，但十年之后，能够直接阅读、比较、验证国际信息的中间层减少，社会整体更容易陷入认知回音室，对外误判的成本也随之上升。 第三，把“精英全球化”与“公共认知收缩”并置，问题才真正显现 当上层社会通过海外生活自主形成对世界的理解能力，而公共教育体系又同步收缩面向世界的训练能力，一个“双重世界结构”便逐渐形成：少数人直接生活在世界之中，多数人通过转述来“理解世界”。长期来看，这不仅加剧社会内部的认知分化，也会提高政策沟通与社会共识形成的难度。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主张外语专业必须原样保留，更非否定结构调整本身。关键在于：在一个深度嵌入全球体系的大国，是否仍保留足够广泛、制度化、面向普通人的世界理解通道。 如果外语能力成为主要依靠私人资源获得的能力，其代价最终不会仅由某个专业或某一代学生承担，而会体现在国家整体的认知弹性与长期风险管理能力中。
中国各省所辖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是情报机构吗？
它们不是情报组织，而是隶属于各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广播电视行业监管机构。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2 10:35更新 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设有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其名称不尽相同，例如“山东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北京视听节目监测中心”“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监测中心”等。这类机构在公众视野中曝光度较低，所以难免引发误解。 实际上，它们的“身份”在各省不尽相同。在个别省份，这类机构已注册为公司。 在大多数省份，这类监测中心隶属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和旅游厅，属于正处级事业单位。其主要职能包括广播电视及互联网视听节目的技术质量监测与内容合规监管。在少数省份，技术监测和内容监测由两个独立的处级单位分别承担。 在技术层面，负责保障安全播出；在内容层面，对广播、电视及网络视听节目进行监测，确保其导向正确、合法合规。常用监测方式包括实时监测与回溯监测，而在多数地区，以事后抽检为主。 关于该类机构隶属关系问题，即为何归口文化旅游厅，而非宣传部，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权威解释。 可以明确的是，这类地方建立的广播电视监测中心并不承担监听境外通讯、搜集国际情报的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监测中心在管理体制上具有一定特殊性：财政通常独立，而人事管理则隶属于文化和旅游厅。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部分地区的文旅厅官方网站并未将其列为内设机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其组织形象的不透明性。...
网民：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稳定
文 /毕研韬 微信视频号《在北京的方圆》6月24日发布短视频说，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你个人的成败并不重要，你有没有受过委屈，（社会对）你公平不公平，这些都不重要。学校只教会我们一堆规矩。社会的稳定需要普通人去遵守这些规矩，但若想“成功”，恰恰相反——你不仅要懂明面上的规矩，还得熟知潜规则。这些“游戏的另一套规则”，如果父母没教你，也许是他们自己就不知道；你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去试错，去摸索。 视频引发了大量讨论，大多数评论表达了认同和欣赏，也有少量批评与讽刺。这很正常。李锐曾说，人的认知受到所处时代，个人知识、经历与道德水平四大因素的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的信息生态日益开放，自媒体的发展与重大事件频发，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反思：我们究竟从教育中获得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 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全民觉醒的时代。横向看，这或许仍有争议，但纵向看，这句话并不为过。在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的当下，教育的真实功能也正日益显露出其复杂的两面性。 不可否认，教育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传承与创造知识，但知识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既塑造个体的认知方式，也服务于某种社会结构的延续与合法化。借用马克思的语言，教育有两大功能：一是生产劳动力，二是复制生产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教育不仅培养技术性人才，更在日常规训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听话的个体”和“稳定的秩序”。 学校教给我们的规矩，不仅是交通法规与文明礼仪，更是一种社会化的训练，使我们学会如何在现有体制中“生存”，却鲜有机会了解如何“改变”它。它教我们怎样写简历，却几乎不教我们如何评估一份劳动合同是否公平；它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却回避了关于社会阶层、权力结构与制度性不公的批判性讨论。 但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信息技术打破了知识垄断，也在悄然解构教育的单一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正的教育不应止步于“规范性塑造”，更应追求“批判性觉醒”。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合格的社会成员，更是能够理解、质疑乃至重构社会规则的能动性个体。 因此，我们既不应简单将教育妖魔化为“洗脑工具”，也不能继续盲目迷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单线逻辑。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应该是在传承与再生产之间，开辟出一条可以重新定义“命运”的可能路径。 教育是社会最温和的力量，也可能是最强大的革命性力量。它既可成为维护旧秩序的稳定器，也可以成为新秩序的孵化器。关键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觉察的能力”和“重塑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