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制造
制造情绪是国际传播的关键：原因与方法
情绪是影响判断和选择的重要力量，所以国际传播还要争夺“情绪塑造权”。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过去谈国际传播，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信息。 国家需要通过信息输出展示发展成就、阐释重大事件、回应国际舆论、增进国际社会对自身的理解。因此，国际传播长期以来有一条比较典型的逻辑：提供信息→改变认知→影响态度→促进行动。 但近年来一批新的研究开始提醒我们：这条链条可能还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情绪。 一个人并不是在完成所有信息处理之后才产生情绪。很多时候，情绪本身就在影响他注意什么、相信什么、如何解释信息，以及最终采取什么行动。 对于国际传播而言，这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传播者争夺的可能不只是受众的认知，也包括受众面对一个国家、一种观点或一个国际事件时的情绪。 这也是为什么“情感战略传播”（Affectiv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正在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新方向。 一、最新研究正在告诉我们什么？ 2026年，Safran Safar Almakaty发表了一篇关于2000-2026年国际传播研究趋势的系统性文献综述。研究发现，情绪已经不再只是国际传播中的一个边缘话题，而开始与软实力、公共外交和国际影响力并列。 Ruta Kaskeleviciute、Andreas Nanz、Irina Dietrich和Jörg Matthes 2026年发表的成果显示，“情绪”已经不是偶尔出现在传播研究中的一个变量，而正在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换句话说，国际传播不是只“说了什么”，还有“以什么情绪说”“让对方感受到什么”。 二、这个发现并不新，但正在进入国际传播的核心 情绪影响判断，对此心理学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
文章推介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25日正式启动
8月25日，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正式启动，由此海南省国际传播研究领域新增一支生力军。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6日 海南自贸港周边传播研究中心由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三方共建，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南海传播》编辑部、海南国际传播中心负责日常运营。 这种由新闻媒体参与共建并承担日常运营的模式，与党政机关在高校设立科研机构、由高校负责运营的模式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前者将日常运营置于媒体体系之内，媒体可以对人员配置、资源投入、项目运行和成果产出进行较为及时的评估和调整，因而具有较强的过程控制能力。同时，媒体在选择高校共建负责人时，通常更注重其专业背景，因此一般会由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领导研究工作。 相比之下，党政机关在高校设立共建机构，往往由校领导或学院负责人担任机构负责人。如果负责人并非该领域权威专家，那么真正的专家就可能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党政机关投入资源后，对机构内部的日常运行、人员使用和成果生产缺乏实时掌握和调整机制。因此，这类共建机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陆地教授提出的本土原创传播学理论，狭义指国家边界两侧的双向信息活动，广义指各类主体与周遭对象的信息交互。周边传播秉持近似易通、周边优先、由近及远的逻辑，重视民间、民生、民俗传播，强调双向互惠，为周边外交与对外传播提供本土理论支持。
北约已将中国定性为“系统性挑战”
北约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在中文语境中极易被误读，需置于历史语境中辨析。 文/毕研韬 一、一个容易被误读的关键词 近年来，北约在其官方文件中，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systemic challenges）。在中文语境中，这个定性往往被直观理解为较为负面甚至对立。在中国读者眼中，“挑战”通常带有明显的对抗意味，而“系统性”则强化了这种全面性压力的感受。 故而。如果仅从字面理解，就很容易产生偏差。事实上，这一概念并非情绪性表达，而是一个具有明确政策含义的术语。要准确把握其意义，需要回到其原始语境，而非仅凭直觉翻译。 二、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北约对中国的定性，经历了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 在较早阶段，北约文件中几乎不涉及中国，关注重点长期集中在欧洲安全与俄罗斯问题。到2019年伦敦峰会，北约首次正式提及中国，但语气相对克制，仅表示中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尚未形成明确负面定性。 到2021年布鲁塞尔峰会，表述发生重要变化，北约开始使用“系统性挑战”这一概念。2022年发布的《战略概念》则正式确立这一表述，将其上升为联盟层面的共识性判断。 三、为何发生变化：三重结构性原因 这一表述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失能、自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涅槃
文/毕研韬 7月1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网络首发”形式刊发了拙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感谢责任编辑李莉老师极度负责任的专业把关！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也非为迎合政治潮流，而是在忍无可忍情势下，对现实惯性的理性反击：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已偏离了应有的轨道，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变成了无效叙事的制造工厂、空转理论的展览橱窗。中国国际传播学亟需一场系统性的“纠偏行动”，而海南正是一个可以锚定中国国际传播系统性重构的战略起点。 传播学本是一门直面现实、解决问题的应用学科，但现在，太多传播学研究者把自己关进了象牙塔，用华丽的辞藻拼凑无效概念，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了“自我感动的表演”。他们沉迷于话语空间的修辞幻象，却忽视认知结构的重建使命；追逐国际传播权力的虚妄幻影，却无视制度信任与结构通达方为真正的力量之源。 此文正是为这一“去现实化”的学术风气敲响警钟。传播的底层逻辑，必须是可用、可行、可验证，必须能回应国家战略的现实需求，必须嵌入全球秩序演变的结构性进程。若传播学无力解释中国当下的国际环境、无法指导国家的对外传播实践、不能识别结构性传播风险，那么无论其外表多么光鲜，都不过是一具“风干”的理论空壳。 我聚焦海南，不仅因其是国家开放格局的重要接口，更因其是中国制度对外可见性的“最前线”。但审视过往传播实践，目光所及多是碎片化、表层化、情绪化的策略驱动：或流于招商推介的广告话术，或拘泥于“风景+政策”的浅层描摹，背离了海南作为“制度窗口”与“全球平台”的战略定位。 因此，我主张将国际传播重新界定为一种制度性传播行为。其本质不在于推介具体政策，而在于展示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不在于寻求外部理解，而在于确立规则构建者的正当地位。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绝不是“让他人接受我们的说法”，而是让世界切实看见我们的制度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持续提供公共性成果。真正的软实力，不源自情绪化的文化消费，而植根于制度的稳定性、适应性与可验证性——换言之，是一个国家制度在他者视野中具备可理解、可复制、可信任的能力，而非表面化的文化展示或形象修饰。 我引入了“掠夺式积累”“认知安全困境”“地缘稀释”等分析工具，试图借助批判理论揭示当前全球传播格局的底层逻辑。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既是对海南实践的系统回应，也是对当前中国对外传播常见误区的针对性修正。 “多发声”不等于“强传播”，因为盲目粗暴的信息渗透只会削弱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加强外宣”不等于“讲好故事”，因为在他者视角下，许多“好故事”实为“坏故事”。 海南具备构建传播制度“试验场”的一切条件，但它首先要挣脱“行政唯上”的传播依赖症。正因如此，我特别强调“第三方平台”“传播顾问团”“本地化节点”这些制度性安排，它们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传播现代化的生命线。 我始终坚信，传播必须“道术兼修”： 既要洞察时代之道，也要锤炼实践之术。国际传播不只是认知博弈，更是制度建构的预设安排；不只是语言输出，更是全球公共品竞争下的认知协商与规则制订。...
美国发布2025年《中国军力报告》，台湾成关键变量
文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2025年版《中国军力报告》（Report to Congress on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关于西藏，中国须持续回答五个问题
西藏议题的国际竞争，本质上是认知和解释权的竞争。面对未来挑战，中国需要从“如何回应质疑”转向“如何主动构建叙事”，并持续回答五个关键问题。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5日 西藏问题不仅是国内治理课题，也是国际舆论场中的重要议题。迄今为止，围绕西藏历史、现实和未来，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已经形成了不同的解释框架。 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叙事，需要回答“我们是谁”“我们的历史依据是什么”“谁能够代表西藏人”“未来方向是什么”等根本问题，并通过持续、可信、多元的交流，让国际社会理解复杂真实的西藏。 涉藏国际传播不能仅停留在对外部观点的被动回应上，而应主动构建能够解释历史、呈现现实、面向未来的完整叙事体系。具体而言，中国需要持续回答以下五个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共同构成西藏国际叙事的基础框架。 只有在事实基础上形成逻辑清晰、主体多元、国际可理解的叙事体系，才能更有效地提升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认知。 一、如何让国际社会了解并相信西藏现状？ 这是当前涉藏国际传播的核心问题。 长期以来，西藏议题在国际舆论场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固定的认知框架。部分国际受众对西藏的认识，主要来自海外涉藏组织、西方媒体和相关政治力量的长期叙述。相比之下，中国关于西藏历史、发展和治理的叙事虽然拥有大量事实基础，但国际传播效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因此，中国需要回答： 如何让国际社会看到真实、多元、日常化的西藏？如何让普通藏族群众成为西藏故事的重要讲述者？如何建立国际社会能够信任的信息来源和交流渠道？...
记者证必须由政府颁发吗？
在国际上，记者证并非普遍由政府颁发，大多数国家依靠媒体机构或行业组织确认记者身份，只有少数国家实行行政许可制度。 文/陈卓然 在中国，记者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颁发，是新闻从业的法定凭证。持证记者必须隶属于已注册的新闻机构，并通过年度审核。没有这一证件，记者身份在法律上难以成立，采访也可能缺乏合法性。因此，不少中国读者容易产生一种印象：记者证理所当然应由政府颁发。 然而在国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在绝大对数国家，记者证由媒体机构或行业协会颁发，而非政府。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媒体内部工作证（Press ID），由新闻机构自行制作，作为雇佣和身份的证明；另一种是行业组织记者证（Press Card），由记者协会或多家媒体组成的联合机构管理，在新闻行业内广泛认可。以英国为例，UK Press Card Authority 集合了多家媒体与行业协会，统一发放标准化记者证；法国的 Carte 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