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首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洲媒体自由法》生效,开创全球媒体治理新纪元。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2025年8月8日,欧盟历史性地推出了第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媒体自由法规——《欧洲媒体自由法》(European Media Freedom Act,EMFA)。这不仅是欧洲媒体治理的重大突破,更为全球,尤其是媒体生态复杂多样的亚洲,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EMFA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媒体自由从“软治理”提升为硬核法律保障,明确限制政治和资本对新闻编辑的干预,推动媒体所有权透明,设立跨国监督机构,确保法规落地执行。这部法规给欧洲媒体穿上了“防弹衣”,让它们在数字浪潮和政治风暴中,能够更坚定地捍卫独立与多元。 对亚洲而言,EMFA不仅是一个法律范本,更是催生变革的火种。亚洲媒体环境错综复杂,言论空间既充满活力,也面临多重挑战。EMFA展示了一个鲜活的案例:用法治保障媒体自由,促进信息透明和多元表达,是维护社会开放与认知多样性的关键路径。在数字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平衡网络监管与言论自由,EMFA的实践经验无疑为亚洲提供了珍贵的参考。 《无界传播》团队坚信,媒体自由不仅是新闻人的权利,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石。我们期待EMFA能在亚洲引起共鸣,激发更多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媒体法治保障机制,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传播环境。
2025-08-08【编者按】1896年8月9日,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强调报馆的重要性和作用。他通过对比古今中外的报刊发展,指出报馆在传递信息、监督政府、推动教育、促进交流等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对报刊发展的期望和建议。原文是文言文(附后),编辑用文心大模型译成白话文如下。 梁启超:论报馆对国家有益 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可以从它的信息是否通畅来判断。血脉如果不通畅,人就会生病;学术如果不流通,就会显得浅陋;道路如果不通顺,就会像秦国和越国那样,虽然相邻却对彼此的肥瘦毫不关心,如同陌路;语言如果不相通,就会像福建、广东与中原地区那样,虽然同在一国却像身处不同的世界。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上下之间信息不通,就无法有效地传递恩德和民情,而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吏就会趁机作奸犯科;如果内外之间信息闭塞,就无法了解对方的情况,那些守旧的儒生就会空谈误国。中国数十年来遭受欺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要去除闭塞,寻求通达,方法不止一种,而报馆就是其中的先导。没有耳目,没有喉舌,这就叫做残废。如今世界各国并立,就像邻居一样,整个天下,就像一个大家庭。邻居家的事情,我们却不知道,甚至同一个家庭里的事情,也互不相闻不问,这就是有耳目却如同没有耳目;上面有所决策,不能告知百姓,下面有苦难,不能上报给君王,这就是有喉舌却如同没有喉舌。能够帮助我们开通耳目、喉舌,治愈天下这种“残废”之症的,就是报馆。 报馆在古代有例证吗?古代太师通过采集民歌来观察民风,饥饿的人唱出他们的食物,劳苦的人唱出他们的劳作,朝廷派使者去各地采集这些民歌,从乡里传到县里,从县里传到国家,再从国家传到天子那里,这就像民间的报纸。公卿大夫们赞扬君主的德行,讨论国家政治,朝廷派遣使臣,记载功勋,建造宫室,饲养马匹,君主用这些来告知臣子,上级用这些来告知下级,这就像官方的报纸。又像诵训官负责掌握各地的方志,以便观察事情;掌握各地的邪恶之事,以便告诫人们避免;从而了解各地的风俗;外史官负责记录四方的情况,把书名通报给四方;撢人官负责诵读天子的诏令,传达国家的政事,到各地去宣讲。所有这些用来宣扬君主的德行、沟通上下情意的做法,不仅仅是记录叙述,还兼有职责掌管,所以君主可以坐在一间屋子里就能了解四海之内的情况,士人可以通过诵读《诗经》等三百篇来了解国家的政事。三代之所以强盛,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 西方人的大报纸,议院的言论都记录在上面,国家的财政收支也记录在上面,人口生死也记录在上面,地理的险要也记录在上面,百姓产业的盈亏也记录在上面,学会的课程也记录在上面,物产的种类也记录在上面,邻国的举动也记录在上面,兵力的增减也记录在上面,法律的改变也记录在上面,科学的新理论也记录在上面,技艺的新发明也记录在上面。那些分类的报纸,谈论政务的可以看官报,谈论地理的可以看地学报,谈论军事的可以看水陆军报,谈论农业的可以看农学报,谈论商业的可以看商会报,谈论医学的可以看医报,谈论工业的可以看工程报,谈论科学的可以看各种天文、数学、声学、光学、化学、电学等专门学科的报纸。有一门学问就有一份相应的报纸,这门学问每得到一个新的见解,这份报纸就会多一条新闻,内容繁复的就用图表来辅助说明,事情复杂的就列成表格,早晨刚写成文章,晚上就传播到了万里之外。所以负责事务的人没有隔阂蒙昧的担忧,研究学问的人能够得到观摩学习的益处。还担心文字太深奥,不能让所有人都理解,所以有妇女报,有儿童报。这些报纸的出版时间,有的是季报,有的是月报,有的是半月报,有的是旬报,有的是七日报,有的是五日报,有的是三日报,有的是两日报,有的是日报,还有的是半日报。国家保护报馆就像鸟贩子保护小鸟一样;士民喜爱阅读报纸就像蚂蚁附着在膻味上一样。就像俄国和土耳其的战争,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结盟,全世界的人都仰头踮脚地等待《泰晤士报》的评论,文章刚写完,电报就已经飞快地传送出去了,报纸的重要性又像这样。 然而英国、德国、日本,有的对报馆有诽谤的法律,有惩罚的条例,这又是为什么呢?记载琐碎的事情,采访奇异的传闻,不是荒诞不经的谣言,就是隐秘的杂事,关起门来编造,随口乱说,对解决当前的困难没有帮助,反而败坏社会风气,这是第一个弊端;军事敌情记载得不准确,仅仅凭借市井之人的传言,没有惩罚造谣者的嫌疑,甚至揣摩大众的情绪,编造出荒谬的说法,海外已经化成灰烬,纸上却还在刊登捷报,迷惑听闻,贻误大局,这是第二个弊端;评判人物的好坏,评论最近发生的事情,毁誉完全凭借个人的恩怨,笔舌比刀枪还要锋利,有的歌颂权贵,作为自己升官的阶梯,有的指责富豪,作为自己收受贿赂的手段,行为如同无赖,道义上违背了吉祥的言论,这是第三个弊端;拿起笔来发表议论,却没有根据,抄袭陈旧的言论,拼凑抄袭别人的说法,或者因为才思枯竭而担忧,敷衍了事,讨论逸闻趣事,记述游览经历,没有意义可取,文章也没有文采,这是第四个弊端;有的翻译的内容比较广泛,言论也值得一看,删除糟粕,颇能抓住要点,但是借题发挥,宣扬宗教,虽然有断章取义的好处,却免不了诗歌分类不当的遗憾,这是第五个弊端。有这些弊端存在,报纸的意义就被束缚住了,于是使得国内少数有志之士反而把报馆看作是害虫,把报纸看作是妖言惑众,古代的优良传统不能实行,好的方法反而带来了弊端。唉,这不是很让人痛心吗! 现在在中国设立报馆,想要达到西方人报纸那样的规模,从形势上看是不可能的。西方的议院议定一件事情,就公布给大众,让报馆的人进入议院记录;中国则对这些事情讳莫如深,中枢机构的举动,真相无人知晓,更不用说外国人了。西方的人口、物产、百姓产业、商业情况,每天都有记录,翻开书卷就一目了然,抄录副本印在报纸上,让大家都知道;中国则连家庭中的牲畜都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州县官员虽然亲民,但是对于自己所管辖的百姓和物产,却无从全面了解,更不用说朝廷了。西方人对于科学、制造等专门学科,官方设立学校,士人设立学会,讲求观摩学习,新的方法层出不穷,所以急于刊登在报纸上,让大家先睹为快;中国则稍微懂得这些学问的人已经像凤毛麟角一样稀少,哪里有精通这些学问、深明其法而创造出新成果的人呢?由于这些原因,西方报纸的长处,都不是我们所能具备的。 那么报纸的体例应该怎么样呢?我说:广泛翻译世界各地的新闻,让读者了解全局大势以及各国强盛衰亡的原因,从而不会夜郎自大,坐在井里议论天地之大;详细记录各省的新政策,让读者知道新政策确实有利可图以及负责此事的人的艰难筹划和他们的宗旨所在,从而阻挠新政策的人就会减少了;广泛搜集交涉的重要案件,让读者知道国家体制不确立就会受人侮辱欺凌、法律不讲就会被人愚弄欺骗,从而可以奋发学习新学问来洗刷过去的耻辱;另外还要刊载政治、学术方面的重要书籍的内容摘要,让读者了解一切实用学问的源流门径以及它们日新月异的变化情况,从而不会抱着八股文、八韵诗、考据学、词章学等陈旧学问而自以为是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办报纸,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风气就会逐渐开放,各种事业就会逐渐兴起,国家体制就会逐渐确立起来,人才也会逐渐涌现出来。十年以后报纸的规模也就可以逐渐完备了。唉!中国的邸报兴起于西方报纸之前,但是历经数百年却没有得到推广。如果有人不理解报纸的重要性而将其视为诽谤之言并加以摧残的话,那么报纸这颗幼苗又怎么能成长起来呢?或者也有人能够与我们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并理解我们的孤独与愤慨而提倡保护报纸以成就我们的区区之心的话,那么这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吧! 以下为原文(文言文)。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报馆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輶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駉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又如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外史掌四方之志,达书名于四方;撢人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国而语之。凡所以宣上德、通下情者,非徒纪述,兼有职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诵三百而知国政。三代盛强,罔不由此。 西人之大报也,议院之言论纪焉,国用之会计纪焉,人数之生死纪焉,地理之险要纪焉,民业之盈绌纪焉,学会之程课纪焉,物产之品目纪焉,邻国之举动纪焉,兵力之增减纪焉,律法之改变纪焉,格致之新理纪焉,器艺之新制纪焉。其分报也,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学者可阅水陆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赜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犹恐文义太赜,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日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士民之嗜阅报章,如蚁附膻。如俄、土之争战,德、奥、意之联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观《秦晤士》之议论,文甫脱稿,电已飞驰,其重之又如此。 然而英国、德国、日本国,或于报馆有谗谤之律,有惩罚之条,则又何也?记载琐故,采访异闻,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闭门而造,信口以谈,无补时艰,徒伤风化,其弊一也;军事敌情,记载不实,仅凭市虎之口,罔惩夕鸡之嫌,甚乃揣摩众情,臆造诡说,海外已成劫烬,纸上犹登捷书,荧惑听闻,贻误大局,其弊二也;臧否人物,论列近事,毁誉凭其恩怨,笔舌甚于刀兵,或飏颂权贵,为曳裾之阶梯,或指斥富豪,作苞苴之左卷,行同无赖,义乖祥言,其弊三也;操觚发论,匪有本原,蹈袭陈言,剿撮涂说,或乃才尽为忧,敷衍塞责,讨论轶闻,纪述游览,义无足取,言之无文,其弊四也;或有译录稍广,言论足观,删汰秽芜,颇知体要,而借阐宗风,不出郑志,虽有断章取义之益,未免歌诗不类之憾,其弊五也。具此诸端,斯义遂梏,遂使海内一二自好之士,反视报馆为蝥贼,目报章为妖言,古义不行,良法致弊。呜呼,不其恫欤! 今设报于中国,而欲复西人之大观,其势则不能也。西国议院议定一事,布之于众,令报馆人入院珥笔而录之;中国则讳莫如深,枢府举动,真相不知,无论外人也。西国人数、物产、民业、商册,日有记注,展卷粲然,录副印报,与众共悉;中国则夫家六畜,未有专司,州县亲民,于其所辖民物、产业,末由周知,无论朝廷也。西人格致制造专门之业,官立学校,士立学会,讲求观摩,新法日出,故亟登报章,先睹为快;中国则稍讲此学之人,已如凤毛麟角,安有专精其业,神明其法,而出新制也。坐此数故,则西报之长,皆非吾之所能有也。 然则报之例当如何?曰: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详录各省新政,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博搜交涉要案,则阅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矣。准此行之,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渐备矣。嗟夫!中国邸报兴于西报未行以前,然历数百年未一推广。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
2025-02-15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10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访问朝鲜后,不少西方媒体迅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在许多报道和评论中,人们熟悉的词汇再次出现:影响力竞争、战略博弈、地缘政治、平衡俄罗斯、制衡美日等等。 一些评论甚至认为,此次访问“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没有公布重大协议,也没有宣布新的战略安排。 然而,从中国人视角看,这类分析很可能误读了此次访问的本质。问题不在于西方媒体掌握的信息太少,而在于它们观察这一事件时所使用的分析框架本身存在局限。 一、西方媒体为何总在寻找“隐藏议程”? 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深受现实主义理论影响。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国家被视为追求权力、安全和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国家之间的互动,往往被解释为影响力竞争、利益交换和战略博弈。 因此,当习近平访问朝鲜时,许多西方分析者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双方为何保持往来?”“中国想获得什么?”“朝鲜会提供什么?”“谁在争夺对朝鲜的影响力?” 在这种框架下,访问本身似乎没有意义,真正重要的是访问背后隐藏的战略目的。 于是,一个原本可能十分简单的外交行为,被赋予了层层复杂的战略想象。 问题在于,这些解读很多时候缺乏直接证据支撑。...
2026-06-10If you still think the word “awakening” sounds pretentious or mystical, that...
2026-05-24为什么同一条信息,在不同国家会被当作“威胁”?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布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国际传播通常被理解为信息交流、文化互动与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其核心逻辑是“开放”与“沟通”。然而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跨境信息流动视为潜在风险甚至是信息武器,并通过制度手段加以应对。这一现象,笔者称为“国际传播安全化”。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安全化并不等同于“信息管控”,也不意味着所有传播活动都被视为威胁。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将“传播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过程。这一概念最早与哥本哈根学派相关,但在数字时代,其内涵已明显扩展。 一、什么是“国际传播安全化”? 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三阶段过程: 第一步是风险界定。某些跨境传播行为(如信息发布、内容分发、舆论引导)被描述为可能带来政治、社会或认知层面的风险,例如“虚假信息”“外部干预”等。 第二步是认知扩散。这些风险叙事通过媒体、专家或平台传播,逐渐被公众或决策层接受,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第三步是制度化。国家或相关机构通过法律、政策或平台规则,将这些风险纳入长期治理框架,例如加强内容监管、要求平台承担责任等。 这三个环节并非线性展开,而是相互强化。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安全化往往具有持续性和路径依赖。 二、为什么会出现安全化?...
2026-05-052015年10月20日,毕研韬教授在印度达拉萨拉近郊的上密院(Gyuto Tantric University)拜访了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噶玛巴(又称“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最高宗教领袖、楚布寺住持。 在会见中,大巴法王关切地询问了毕教授的近况,耐心回答了毕教授的问题。大宝法王还向毕教授赠送了礼物,并题写了祝词。 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拥有广泛的国际信徒群体,其宗教造诣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无数信徒的爱戴与追随。 2017年1月,第十七世噶玛巴离开印度前往欧美访问,之后一直未返回印度,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他的未来动向备受相关方面关注,牵动着广大信徒的心弦。
2025-02-16文/毕研韬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临近,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其制度创新力度。除了讨论免税政策、营商环境、数据治理、资金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具体措施,部分观察者开始提出更深层的疑虑:海南自贸港是中国治理体系中的一个“例外”吗?其政策导向和制度路径具备足够的稳定性、连贯性与可预期性吗? 这些疑问并非完全出于偏见,而是源自一个现实冲突:“中国例外论”与“全球普适性”之间的碰撞。前者强调中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后者则期望制度创新回应“普世规则”以求兼容。海南自贸港恰好处于两者的交汇点上。如何阐述二者之间的兼容性,是海南自贸港对外传播的一项根本性工作。 国际社会对海南的“制度疑虑”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策能否高效落地;二是政策能否长期稳定;三是地方探索与中央统筹如何协调?概言之,这涉及外部观察者能否理解和信任这种“地方先行、中央兜底”的治理逻辑。某些国际舆论甚至将“自由港”的定位与中国中央统一领导之间设定为一种对立关系,暗示海南的高度自主权可能带来某种“治理模糊地带”。这种误读如不被及时澄清,将严重损害海南自贸港的国际信誉和发展空间。 当前,海南的国际传播多聚焦于政策宣讲,强调制度创新与营商利好,而对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政策演化路径、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边界等方面,解释尚不够充分。这种“重政策利好、轻制度逻辑”的传播范式,容易让国际受众产生结构性误解。 要打消外界的制度疑虑,首先应主动回应国际关切,明确海南自贸港是在中央统一战略框架下的制度试验,而非游离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的“法外之地”。其次,要讲清制度逻辑,重点阐述制度设计的系统性、方案实施的渐进性以及权责边界的明确性,让国际社会相信海南的制度创新是有方向、有控制、可容错的系统工程。此外,引入更多“第三方声音”,包括国际智库、跨国法律与政策咨询机构等,为制度建设提供独立视角与背书。这不仅有助于提升透明度,也能在国际语境中增强政策的可信度与可解释性。 制度创新是海南自贸港的核心竞争力,而制度信任是其走向世界的通行证。讲好海南故事,不只是讲好一座热带岛屿的现代化建设,更是讲清一个制度试验场的治理逻辑与全球意义。唯有如此,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才能实现从“政策外宣”到“认知重构”的跃迁,才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可靠的认知保障。 后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现在没摧,说明未秀。当海南自贸港真正发展起来,可能会遭遇一些国际舆论风波,不过都很正常。
2025-08-12文/毕研韬 中国外交部4月28日宣布,中方已同意印度香客于今年夏季前往西藏朝圣,朝拜冈仁波齐山和玛旁雍措湖两大圣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印度香客赴中国西藏神山圣湖朝圣,是中印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自2020年起,由于新冠疫情及地缘政治局势,朝圣之旅已中断五年之久。疫情前,每年有约1.5万名印度香客前往西藏朝圣。每年6月至9月是传统朝圣季节。 冈仁波齐山(Mount Kailash)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海拔6600多米,被印度教徒奉为湿婆神的居所,也是佛教、耆那教和苯教徒心目中的圣山。其北侧的玛旁雍措湖(Lake Manasarovar)被尊为“圣湖”。 中印双方领导人于2024年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中印关系随之出现缓和迹象。2025年1月,中印副外长在北京举行会晤,就恢复直航、推进经贸合作以及加强人文交流达成共识。此次恢复朝圣安排被视为上述外交努力的成果。 尼泊尔旅游部门预测,2025年朝圣季将吸引2万多名印度香客,当地旅行社已开始筹备服务接待事宜。 中国佛教徒期待双向奔赴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拥有菩提伽耶、鹿野苑、拘尸那罗等佛教圣地。有专家呼吁,中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双边宗教交流,为中国佛教徒赴印度朝圣提供制度性便利,如简化签证流程、开通直航航线等。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日趋复杂,中印在边界问题上仍存分歧。然而,在宗教交流等人文对话领域寻求共识,可为构建更加稳健的双边关系提供新的可能。宗教朝圣作为一种超越现实政治的文明对话形式,蕴含着可观的和平潜力。 中印两国共有近30亿人口,都是拥有悠久宗教传统和灿烂文化遗产的文明古国。若能以相互开放宗教圣地为契机,推动人文交流制度化、常态化,不仅有助于增进两国民间理解与互信,也将为全球宗教交流与文明互鉴注入积极力量。
2025-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