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美国分校
爱泼斯坦档案：曾讨论建立清华大学美国分校
最新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显示：清华大学曾考虑设立美国分校。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司法部于2026年1月30日公开了最新一批与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相关的档案，包括电子邮件、文档和多媒体资料。这批文件中出现了2016年前后围绕清华大学拟在美国设立分校构想的多封邮件往来，反映了一段有关探索性讨论的过程。 根据哈佛大学校刊《The Harvard Crimson》以及司法部档案内容，2016年，丘成桐（Shing-Tung Yau）——当时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后于2022年加盟清华大学——在一封电邮中表示，“清华大学正在认真考虑在美国这里设立分校”。他在邮件中称清华拟在波士顿地区建立一个分校，以加强中美学术交流。 随后，丘成桐起草了初步方案并作为中间人牵线。2016年11月，他将哈佛校友及主要捐助人陈乐宗（Gerald L. Chan）介绍给爱泼斯坦，认为陈可能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在邮件中写道陈“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并愿意见面”。不久后，爱泼斯坦与陈乐宗在波士顿哈佛广场的一家餐厅会面，讨论相关构想。 档案还显示，丘成桐与另一位哈佛教授Martin A. Nowak在推动哈佛与清华之间更紧密合作方面进行过协调。2016年5月，爱泼斯坦曾在丘的协调下与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邱勇（Qiu Yong）在纽约会面，邮件显示双方讨论过合作框架。邮件还提及邱勇曾邀请爱泼斯坦访问清华北京校园。 这一设立分校的构想最终并未进入实质实施阶段，相关计划在后续没有成为公开的正式项目。根据丘成桐在媒体回复中，他声称自己与爱泼斯坦的联系方式主要通过共同熟识的学者进行，并否认中国方面推动爱泼斯坦访问或项目落实。
文章推介
对待“国学”的正确态度
淬炼《素书》，超越人道 ——在《素书新讲》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毕研韬 《素书新讲》今天正式发布，谨向三位作者致以诚挚祝贺！ 撰写的过程就是一次悟道修行，祝贺你们比普罗大众率先一步完成了对《素书》的初阶参悟，感谢你们把一生的修行成就透过《素书新讲》贡献于社会！ 这几天我拜读了你们对《素书》的讲解，吸取了你们的智慧能量，也识别了你们的解读框架。《庄子•天道》云：“语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你们厚积薄发，快速成书，并非偶然。 世界在剧变，价值观在加速重构，此时此刻，研读《素书》并践行其道，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提升自我。经典常读常新，随着生命境界的提升，更多读者终将穿透“文字相”，触及“非常道”的玄妙真义。 所谓国学，广义地讲就是我国古代先贤阐释“修身齐家治国”的实践智慧。国学经典强调经世致用，具备相当的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不过，作为根器优良的“堪受者”，各位应该意识到，国学揭示的是“人道”的运行规则。 历时地看，国学植根于我国封建农耕社会；共时地看，国学孕育于华夏文明之母。在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今天，我们应意识到文化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应该有意识地超越人道，向地道和天道奋发前行。以此与诸君共勉。 作为初阶读者，借助《素书新讲》的指引来领悟国学经典的智慧，是一个方便法门。 期待潜心修行若干年后，各位能再度联手，站在更高维度重新诠释《素书》，推动《素书》凤凰涅槃！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香港《无界传播》总编辑
中美经济博弈2.0：“规则叙事”是关键
中美经济博弈正在从关税、产业和市场竞争，进一步转向国际规则与全球叙事的竞争，谁能影响规则、塑造共识，谁就可能在下一阶段竞争中占据主动。 作者：毕研韬 过去几年，中美经济博弈最引人注目的，是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科技封锁、供应链安全。双方直接采取措施，也直接承受对方措施带来的冲击。如今，一种更复杂的博弈正在出现：美国对第三国实施制裁，中国因为与这些国家保持正常经济往来而被卷入其中。 近期围绕伊朗的争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美国不断扩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试图通过二级制裁影响与伊朗存在贸易关系的第三方。中国则强调，中伊正常经济合作符合国际法，反对美国以单边制裁干扰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常经贸往来。 如果只把这看作一次中美外交摩擦，实际上低估了它的意义。更值得关注的是：中美经济博弈正在从1.0进入2.0。 一、1.0：中美争夺双边经济规则 中美经济博弈1.0的基本特征，是双方直接竞争。 美国提高对华关税，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中国强化相关产业政策；美国限制中国企业投资，中国也对部分美国企业采取相应措施。 这一阶段当然存在规则和叙事竞争。美国会以“公平贸易”“国家安全”“供应链安全”等概念为自己的政策提供正当性；中国则强调自由贸易、反对单边主义和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 因此，1.0并不是没有规则竞争，也不是没有叙事竞争，但这一时期争夺的主要是双边规则。核心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应该按照什么规则进行经济竞争？双方争论的对象主要是关税、补贴、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即使双方对规则的理解存在严重分歧，规则所直接约束的主要是双边经济关系。 因此，1.0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直接经济对抗→双边规则竞争→关乎规则正当化的叙事竞争。 二、2.0：从双边规则走向国际规则...
特朗普正在改变国际传播逻辑
过去，传播是外交行动的“说明书”；如今，传播正在成为外交行动本身，特朗普的实践让这一变化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晰。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9日 过去讨论特朗普的国际传播，人们往往首先想到三个关键词：美国优先、交易主义、社交媒体。尤其是第一任期内，特朗普频繁使用Twitter，直接向全球公众和外国政府发声，“推特外交”（Twiplomacy）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热门议题。 但如果只把特朗普视为“更会使用社交媒体的总统”，那就低估了正在发生的变化。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传播在外交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一、社交媒体不只是“说话的地方” 2025年1月，特朗普与习近平通电话。中国方面发布了正式通报，特朗普则很快在其社交媒体Truth Social上发表自己的版本。两份信息都将通话描述为积极，但关注重点并不完全相同。特朗普的帖子特别提到贸易平衡、芬太尼和TikTok等议题。 这件事说明：总统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外交信息生产的一部分，而不是外交活动结束后的宣传渠道。 第二任期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2025年，特朗普多次通过Truth Social直接宣布或预告重要外交政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USI）在总结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年外交政策时指出，一些外交政策变化甚至首先通过Truth...
“两岸开战不可避免”，马英九真说过这话？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马英九说过这话。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在中文舆论场中反复出现一种说法：马英九在接受韩国《朝鲜日报》采访时称，“两岸开战不可避免”。这一表述被频繁引用，用以证明台海冲突的“必然性”，甚至成为部分讨论中的前提性判断。然而，马英九真说过这句话吗？ 一、从“广泛流传”到“可被核查” 在信息高度密集的传播环境中，“很多媒体都在说”常常被等同于“事实已经成立”，但在新闻与学术规范中，一项基本原则始终成立：判断是否真实，不取决于传播规模，而取决于是否存在可核验的原始来源。 基于这一原则，笔者对相关说法进行回溯，发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几乎所有中文媒体报道都指向同一来源表述——“韩国《朝鲜日报》采访”，但报道并未提供原始采访链接、原文截图或可查的韩文文本。报道之间高度同质，呈现明显的转引特征，却难以看到独立核实的痕迹。 二、《朝鲜日报》原始报道是否存在？ 围绕“2023年6月马英九接受《朝鲜日报》采访”这一说法，进行针对性检索后，目前可以确认的是： 第一，在《朝鲜日报》官方网站及其可检索的韩文、英文内容中，未能找到对应采访全文或相关报道。 第二，在国际主流新闻数据库、通讯社资料以及其他韩国主流媒体（如《中央日报》《东亚日报》）中，也未发现交叉引用或转载该采访的记录。 第三，现有中文报道中所引述的所谓“原话”，无法回溯到任何可验证的一手文本。 换言之，截至目前，这则被反复提及的“韩媒采访”，在公开可核查层面并不存在可靠的原始证据链。...
毕研韬：中日目前的紧张关系将如何收场？
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
毕研韬教授“制度传播”概念的国际原创性评估
一个新概念能否成为原创理论，不仅取决于提出者的命名，更取决于它是否形成了区别于既有理论的独立问题意识与解释框架。 作者：沈砚秋 | 发表时间：2026年10月17日 国际传播理论创新不仅需要提出新的概念，更需要明确其研究对象、核心命题与解释框架，并在既有国际学术研究中确立自身的位置。毕研韬教授提出的“制度传播”概念，试图将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置于国际传播的核心位置，强调制度实践不仅是国家形象传播的背景，也是国际传播的实质内容、可信依据与信任来源。对这一概念进行国际原创性评估，有助于认识其理论价值及其与既有国际传播研究的关系。 一、概念来源：从国际传播实践中提出问题 毕研韬在2025年发表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制度传播”概念，并在2026年与唐玥宸合作发表的《以法治创新和制度传播助力国际传播——海南自贸港信任叙事的构建逻辑》中进一步阐释其理论意涵与实践路径。 相关研究提出，制度传播是将传播主体的治理理念、价值观念和制度逻辑，以可验证、可理解的方式置于国际语境，在全球环境中建立信任与共识的过程。这一定义把制度实践与国际传播联系起来，试图回答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一个国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及其实际表现，使国际受众理解其治理逻辑，并据此形成对该国的认知与信任？ 这一问题意识不同于单纯增加传播内容、扩大传播声量或优化话语表达。它强调，国际传播不仅要说明一个国家主张什么，还要让国际受众能够观察、理解和验证其制度如何运行。 二、国际文献：存在相关研究，但不宜简单等同 国际传播及其相关领域已经形成了公共外交、国家形象、国际信任、制度合法性等研究传统。这些研究分别关注国家如何与外国公众建立关系、国家形象如何形成、国际信任如何产生，以及制度安排如何影响国家行为与国际合作。这些成果为理解制度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背景，但不能仅因它们涉及制度、信任或国家形象，就将其认定为“制度传播”的同一理论。 从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看，毕研韬提出的制度传播强调制度本身在国际传播中的地位，关注制度实践如何转化为可理解、可验证的传播内容，并进一步成为国际信任的基础。其理论重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机构对外沟通，也不是单纯研究制度如何影响国家形象，而是尝试将制度实践、国际受众理解与传播效能纳入同一解释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