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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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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型社会的兴起:当代人的行动逻辑

以前我们相信水滴石穿,现在更愿意直接换一块石头。 文/毕研韬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写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只筛选,不改变”或许是最具穿透力的注脚。它并非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一种正在沉淀为集体心态的生存策略。 一、从“改造他人”到“筛选关系” 回望熟人社会的年代,人与人之间讲究磨合与重塑。家庭里的“管教”,职场上的“带新人”,社会层面的“思想教育”,曾经既是伦理责任,也是能力象征。 然而在流动加速、选择充裕的今天,这一逻辑悄然翻转。替代选项的丰富,让“筛选”取代了“改造”。与其投入心力去改变一个不合拍的人,不如换一个频道,换一个场域。年轻人崇尚边界感,讲究情绪价值,追求价值观的即时匹配。朋友不必深交,恋人不合则分,社交媒体上“取关”“拉黑”不过是日常的边界维护。改变他人,不再是天赋人权,反倒容易被视作越界。个体愈发坚信:人格自有其底色,与其费力涂改,不如一开始便选择对的人。 二、生活方式的再排序:与其硬扛,不如转身 这种“筛选”哲学,也从人际关系渗入生活方式的选择。 过往的成功叙事,崇尚奋斗、突破、向上攀爬,而在经济增速放缓、结构压力抬升的当下,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定义“好生活”。“体面”“稳定”“舒适”成为新的关键词,与单一的上行焦虑分庭抗礼。工作不再占据全部意义,兴趣、身体与心理状态,逐渐登上价值的中心舞台。 当大环境难以撼动,个体便转向可以掌控的小环境。换一座城,换一个行业,开启一段副业或间隔年——这些选择背后,藏着一套共同的理性:与其在不匹配的系统中消耗,不如在可能范围内重构生活。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自我保全。 三、对宏大叙事的疏离与工具化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姿态也悄然延伸到个体与宏大叙事的关系。 对抽象理念的情感投入在降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站在观察者的位置。信息获取高度个性化,关注点落在具体利益与现实议题上,而非被给定的信仰或目标。对权威的态度也趋于工具化:尊重规则,但不依附权威;承认秩序,但不情绪化地崇拜。权威不再是意义的天然源头,而只是提供秩序与资源的平台。 这不是对抗,而是参与度的自我调适。宏大叙事若要重获人心,须凭实际利益与可信承诺,而非单方面的社会动员。 四、理性选择的土壤:成本下降,边界清晰 这种新活法,并非冷漠的撤退,而是深植于现实结构的理性选择。 其一,选择成本下降,改变成本上升。在平台化、市场化的环境中,替代选项触手可及,个体更易通过“退出”实现利益最大化。 其二,心理健康话语的普及,让边界意识深入人心。自我保护、情绪价值,成为人际关系的硬约束。 其三,信息透明度提升,使差异一目了然,不再需要靠理想化的改造愿望维系关系。在此条件下,“筛选”便成为一种精准的风险管理,而非情感的贫乏。 五、效率与共识:不可偏废的两端 这一转向,注定带来双重后果。 一方面,它减少了无谓的冲突,提升了决策效率,也强化了个体自主性。社会的运行,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理性。 另一方面,倘若筛选成为唯一逻辑,公共讨论可能失却耐心,说服能力或将弱化,社群日益同质,人际联结趋向契约化,深度信任的根基则可能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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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中国的圣诞节氛围:各地差异为何这么大?

文/毕研韬 年末时分,中国各地的圣诞节氛围呈现出鲜明差异。有些城市,圣诞树耸立,彩灯闪烁,商场橱窗布置华丽,人们手捧热饮、拍照留念,空气中弥漫着节日的温馨与热闹。另一些城市则平静如常,咖啡店和商场几乎没有特别布置,甚至看不到节日的踪迹。有人将这种差异归因于城市“开放度”与“现代化”,但这种看法过于片面,也容易引发误解。 一、圣诞节的世俗转身:从宗教符号到生活情趣 对部分中国人而言,圣诞节早已脱离宗教范畴,成为一个世俗化节日。大多数人参与节日活动,并非出于信仰,而是为了享受温馨、浪漫与社交氛围。街头的彩灯、商场的圣诞橱窗、可人的咖啡香和热巧克力的甜味,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节日的热度反映的是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习惯,而非价值判断。因此,将节日氛围差异直接等同于开放或保守,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化。 二、商业推动:节日氛围背后的经济逻辑 节日氛围的浓淡,与城市商业生态紧密相关。在经济发达、商业活力旺盛的城市,商家会精心营造节日消费场景:橱窗装饰闪烁、节日商品丰富、主题餐饮和文化活动吸引年轻人驻足拍照、尽情享受。相反,在商业生态相对简单的城市,类似的节日推广有限,圣诞节氛围自然显得淡薄。这种差异反映的是经济和市场规律,而非城市文化态度。 三、治理考量:秩序维护与文化包容的平衡 城市治理方式也直接影响节日呈现。治理经验丰富、社会结构多元的城市,通常能在保障公共秩序与安全的前提下,包容更浓郁的节日气氛,甚至借此促进商业文化交流。治理压力较大或处于探索阶段的城市,则可能采取更审慎的策略以维持城市的安宁。这种差异体现的是管理逻辑和经验积累,而非保守或封闭的价值取向。 四、公众构成:社会心态影响节日感知 公众的国际视野、年龄结构和教育背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节日氛围。年轻人居多、中产阶层规模较大的城市,民众更乐于参与外来节庆活动:在街头广场拍照打卡、与朋友共享节日美食,甚至自发组织小型聚会。在社会结构相对单一、国际接触有限的地区,节日活动难以形成广泛共鸣。公众结构的差异,正是节日氛围差异的一个重要源头。 结论:差异是一面镜子,映照城市多元生态 圣诞节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城市在商业活力、治理能力、社会结构及公众心理上的多元生态。理解这种差异,应避免简单贴上“开放/保守”的标签,而是关注背后的经济、社会与管理逻辑。随着城市发展、治理经验积累与文化互鉴深化,各地对类似节庆的处理或将更趋理性与成熟。

亚洲传播学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文/毕研韬 BJT 2025-09-04 7:50发布 据北京一位同行在公开会议上透露,截至2025年8月20日,中国各地已正式成立国际传播中心212家,另外还有9家正在筹建或即将挂牌,总计221家。 在221家中,省级(自治区、直辖市)40家,占比18%;副省级7家,占比3%;地市级103家,占比47%;县(区)级59家,占比27%;村级/功能区3家,占1%;海外联络中心9家,占比4%。 据笔者了解,中国各省正在加速在境外布局,建立更多海外工作站或海外联络中心。笔者预判,这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国际应激反应。让我们拭目以待。 相关文章: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更新版)

亚洲北美

爱泼斯坦档案多次提及达赖喇嘛

爱泼斯坦档案提到达赖喇嘛至少150次,但舆论解读较为理性。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2月4日更新 近日,美国司法部陆续解封的“爱泼斯坦档案”(Jeffrey Epstein Files)显示,“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名字在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多家国际媒体援引对公开档案的关键词检索结果报道,该名字在电子邮件和通信记录中至少出现150次(有报道指168次)。 目前可核验的公开材料显示,这些提及主要出现在爱泼斯坦及其关联人员的内部邮件中,内容多涉及对达赖喇嘛可能出席公共活动、会面或晚宴安排的讨论。例如,部分邮件出现“正在尝试安排与达赖喇嘛共进晚餐”等表述。现有档案中尚未显示达赖喇嘛本人实际参与相关私人活动,也不存在任何司法文件指控其与爱泼斯坦的犯罪行为存在关联。 尽管如此,该信息仍迅速引发国际舆论关注。分析认为,关注焦点并不在于已确认的事实本身,而在于其象征层面的冲击效应。在全球舆论中,爱泼斯坦已成为“权力、金钱与犯罪网络”的负面象征,而达赖喇嘛则长期被视为宗教与道德权威的代表人物。二者在同一司法档案中被并置,即便仅限于“被提及”,也容易引发公众的认知反差与情绪反应。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讨论中,不少网民将“名字出现”解读为“潜在关联”,并由此产生猜测、质疑甚至阴谋论式的延伸解读。也有观点指出,这类反应反映的是公众对全球精英网络透明度的普遍不信任,而非针对具体事实的判断。部分评论同时提醒,应严格区分司法文件中的文本提及,与经证据支持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 截至目前,达赖喇嘛办公室尚未就相关档案内容作出公开回应。随着更多档案逐步解封,相关信息的法律意义与舆论解读仍有待进一步澄清。

亚洲

在中国,院士制度或已成科研阻力

文/何睿育 在中国,院士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官方称号,在不了解真相的民间享有崇高威望。事实上,在中国,院士制度早已饱受诟病,更有些人呼吁把院士赶下神坛。 北京爱可多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布视频称,有人说院士制度或许已成科研阻力。 其依据是:中国近几十年的科技进步主要是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产业界所做的贡献,而在院士云集的研究院、高校等机构对国家科技进步的贡献远不如产业界。 视频继续说,问题是全国优秀的科研学子很多都在这种体系内被埋没甚至被“牺牲”,反倒流进产业界的所谓“二流学子”能在较为开放的环境下心无旁骛第做研究与创新。 这个视频没有提供数据支撑,而仅仅呈现了结论(或者观察结果),而且结论有些偏颇,所以算不上是严谨的科普视频。问题是,该视频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在中国,评选院士不仅仅靠科技水平,社会资源(本质上是政治资源)才是关键。而且,一旦选上院士,捞取更现实的资源就成了头等大事。概言之,在中国,不少人相信,院士已蜕变成一种捞取资本的“符号资本“。 笔者这样表述绝非极端,只是不希望社会讳疾忌医。我赞成AI底端技术开源,是因为开源后,人人都可以检视和评估,受前人启发,相互激励,彼此竞争,这样才能促使AI技术更快发展。我对教育科技的评论出于同一目的。

亚洲

谁能决定台湾的未来?——两种逻辑的真实冲突

围绕台湾未来的争论,表面是在讨论“谁来决定”,本质是在争谁有资格定义规则。两种叙事各自成立,但最终影响力取决于现实力量与情境变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这个问题其实在问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谁能决定台湾的未来”,表面上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实际上至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回答方式。 一种说法是:台湾的未来应该由台湾社会自己决定。 另一种说法是:台湾问题涉及国家统一,最终应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共同决定。 这两种说法看起来都在讲“人民”,但关键差别在于谁被算作“人民”,以及谁有资格做最终裁判。 二、民进党/台北叙事:强调“岛内决定” 以台湾现行执政力量的叙事为例,核心逻辑很简单: 台湾是一个已经形成稳定政治体系的社会,因此未来由岛内选举、民意和制度来决定。 在这个逻辑里,谁执政由选票决定,政策走向由岛内政治竞争决定,外部力量只能影响,但不能“决定”。...

传播学

制度传播: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新路径

文/唐摩崖 在国际传播进入“后真相时代”、全球叙事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提出了一套系统且前瞻的国际传播新路径,理论与实践兼备,具有深远的创新意义。 一、范式转变:从“政策传播”迈向“制度传播” 传统国际传播多聚焦“讲好故事”或“推销政策”,而毕研韬教授则提出以“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取代“政策外宣”。所谓制度传播(制度性叙事),是指通过系统性传播展现制度的设计逻辑、治理成效与价值理念,旨在重塑受众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与认同,从而实现制度合法性建构、制度形象塑造与制度未来的认知预设。 二、方法重构:构建跨学科的分析模型 文章融合人类学、传播学与国际关系学,构建出一套包含“时空坐标”“四维大国关系框架”“全球治理视角”“掠夺式积累理论”的分析系统,为地方国际传播提供了高度适配的认知架构。这种多维度框架,有助于精准识别外部认知误读与潜在风险。 三、机制创新:三大传播机制精准应对叙事竞争 为应对信息地缘政治化与叙事操控现象,文章提出“叙事前置机制”“合法化叙事机制”“反叙事嵌套机制”三大战略性传播工具,首次将叙事主权问题制度化、机制化,回应了认知战争的现实挑战。 四、行动导向:提出“八项传播原则” 文章明确提出包括“目标导向”“地缘稀释”“技术赋能”“分众传播”等在内的八项行动原则,覆盖传播目标、策略、路径、技术、风险等全链条,为海南自贸港及其他地区的传播实践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性指南。 五、地方突破:打造国际传播“制度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