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们相信水滴石穿,现在更愿意直接换一块石头。 文/毕研韬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写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只筛选,不改变”或许是最具穿透力的注脚。它并非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一种正在沉淀为集体心态的生存策略。 一、从“改造他人”到“筛选关系” 回望熟人社会的年代,人与人之间讲究磨合与重塑。家庭里的“管教”,职场上的“带新人”,社会层面的“思想教育”,曾经既是伦理责任,也是能力象征。 然而在流动加速、选择充裕的今天,这一逻辑悄然翻转。替代选项的丰富,让“筛选”取代了“改造”。与其投入心力去改变一个不合拍的人,不如换一个频道,换一个场域。年轻人崇尚边界感,讲究情绪价值,追求价值观的即时匹配。朋友不必深交,恋人不合则分,社交媒体上“取关”“拉黑”不过是日常的边界维护。改变他人,不再是天赋人权,反倒容易被视作越界。个体愈发坚信:人格自有其底色,与其费力涂改,不如一开始便选择对的人。 二、生活方式的再排序:与其硬扛,不如转身 这种“筛选”哲学,也从人际关系渗入生活方式的选择。 过往的成功叙事,崇尚奋斗、突破、向上攀爬,而在经济增速放缓、结构压力抬升的当下,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定义“好生活”。“体面”“稳定”“舒适”成为新的关键词,与单一的上行焦虑分庭抗礼。工作不再占据全部意义,兴趣、身体与心理状态,逐渐登上价值的中心舞台。 当大环境难以撼动,个体便转向可以掌控的小环境。换一座城,换一个行业,开启一段副业或间隔年——这些选择背后,藏着一套共同的理性:与其在不匹配的系统中消耗,不如在可能范围内重构生活。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自我保全。 三、对宏大叙事的疏离与工具化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姿态也悄然延伸到个体与宏大叙事的关系。 对抽象理念的情感投入在降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站在观察者的位置。信息获取高度个性化,关注点落在具体利益与现实议题上,而非被给定的信仰或目标。对权威的态度也趋于工具化:尊重规则,但不依附权威;承认秩序,但不情绪化地崇拜。权威不再是意义的天然源头,而只是提供秩序与资源的平台。 这不是对抗,而是参与度的自我调适。宏大叙事若要重获人心,须凭实际利益与可信承诺,而非单方面的社会动员。 四、理性选择的土壤:成本下降,边界清晰 这种新活法,并非冷漠的撤退,而是深植于现实结构的理性选择。 其一,选择成本下降,改变成本上升。在平台化、市场化的环境中,替代选项触手可及,个体更易通过“退出”实现利益最大化。 其二,心理健康话语的普及,让边界意识深入人心。自我保护、情绪价值,成为人际关系的硬约束。 其三,信息透明度提升,使差异一目了然,不再需要靠理想化的改造愿望维系关系。在此条件下,“筛选”便成为一种精准的风险管理,而非情感的贫乏。 五、效率与共识:不可偏废的两端 这一转向,注定带来双重后果。 一方面,它减少了无谓的冲突,提升了决策效率,也强化了个体自主性。社会的运行,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理性。 另一方面,倘若筛选成为唯一逻辑,公共讨论可能失却耐心,说服能力或将弱化,社群日益同质,人际联结趋向契约化,深度信任的根基则可能松动。...
2026-02-16文/毕研韬 BJT 2025-09-04 7:50发布 据北京一位同行在公开会议上透露,截至2025年8月20日,中国各地已正式成立国际传播中心212家,另外还有9家正在筹建或即将挂牌,总计221家。 在221家中,省级(自治区、直辖市)40家,占比18%;副省级7家,占比3%;地市级103家,占比47%;县(区)级59家,占比27%;村级/功能区3家,占1%;海外联络中心9家,占比4%。 据笔者了解,中国各省正在加速在境外布局,建立更多海外工作站或海外联络中心。笔者预判,这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国际应激反应。让我们拭目以待。 相关文章: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更新版)
2025-09-04——Breaking Cognitive Shackles for a New Future Whether within a single country,...
2025-03-03文/林知远 7月1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在一篇报道中声称,“中印之间另一个紧张的根源是达赖喇嘛”。这一表述在部分舆论场引发共鸣,但也引来质疑:达赖喇嘛在当代中印关系中是否仍具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力? 历史背景中的“触发器”,但非结构性根源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确实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彼时,中方将印方给予庇护视为干涉内政,这在情绪上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成为中印外交摩擦的一个“显性导火索”。然而,真正造成战略紧张的,并非个人流亡事件,而是更为根深蒂固的边界争议与战略互疑。 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主要源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争议、边界控制权的分歧,以及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高度警惕。达赖喇嘛的流亡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的表层因素,而非其内在驱动力。因此,将中印矛盾的根源归因于达赖喇嘛,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结构。 现实博弈中的“边缘变量”:象征性远大于实质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紧张主要集中于边界对峙与地缘竞争。从2020年的加勒万冲突,到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竞赛,再到印度强化与美日澳的安全合作,当前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早已不再围绕“西藏”或“达赖喇嘛”展开。 一方面,达赖喇嘛早在2011年即宣布退出政治事务,强调其仅为宗教人物;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藏人议题”的公开支持也趋于低调,尤其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往往避免高调渲染,以免影响战略稳定。这表明,在两国现实政治博弈中,达赖喇嘛的角色已从现实变量退化为象征因素,其对外交政策的实际撬动力极为有限。 国际叙事中的意义放大:西方媒体的再符号化策略 法广等媒体将达赖喇嘛定位为中印紧张的“根源”,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的夸大,也反映出一种符号化传播的策略选择。在西方舆论场中,达赖喇嘛长期被塑造为“道义象征”,其存在被赋予某种“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喻功能。这种传播结构更适用于构建“价值对立”叙事,而非解释现实外交互动的因果机制。 在此逻辑下,达赖喇嘛被抽象为一种意义资源,用以渲染中国的“内政敏感区”与印度的“民主庇护所”之间的对照。但这类叙事往往遮蔽了国家利益、战略布局与安全困境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因素,反而削弱了公众对中印关系结构性问题的认识。 结语:应将焦点转向结构性问题,而非符号性干扰...
2025-07-15当人形机器人进入真实战场环境测试,战争的技术边界在悄然移动。 文/毕研韬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两台由美国科技公司Foundation研发的人形机器人(Phantom MK-1),已于2026年2月被送往乌克兰战争前线。这两台机器人可使用人类武器(手枪、霰弹枪、自动步枪M-16等),但在乌克兰初期仅用于侦察与后勤测试。这是人形机器人首次进入真实战争环境。 两台机器人原型进入战场环境 根据公开报道,这两台人形机器人仍处于实验阶段。研发方的主要目的是在真实的战争环境中测试机器人系统的稳定性、行动能力以及任务执行能力。目前,这两台机器人已开始测试。 这些机器人并未被正式纳入军事编制。尽管如此,将机器人带入真实战争环境进行测试,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在真实战场中,气候、地形、通信干扰、爆炸冲击以及电子战条件都会对机器人系统造成影响。因此,许多军事技术只有在真实环境中才能获得可靠数据。 乌克兰战场成为新技术试验场 Foundation 创始人Mike LeBlanc(前美军陆战队员)表示:在乌克兰看到的是“complete robot war”(完全的机器人战争),并认为“把机器人而非士兵送上战场是道德需要”。...
2026-03-17By Editorial Team of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CWB)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2025-07-27文/毕研韬 在全球博弈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传播早已不是软性外交的附庸,而是关涉国家安全、发展空间与战略格局的核心能力。正如当前国际语境所揭示的,国际传播不仅关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深度嵌入制度竞争、产业链安全、技术标准制定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全域交锋之中。此刻,我们不得不追问:面对语义漂移与政治诉求交织的复杂战场,“国际传播”是否仍是一种全球硬通货?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脱钩”(decoupl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到“去风险化”(de-risking)以及当前愈演愈烈的关税博弈,最先觉察国际局势风向的,往往不是学界和政界,而是活跃于全球市场前线的外向型企业。它们作为市场神经的末梢,最敏锐地洞悉环境变化,也最直观地把握外部社会的底层逻辑。 而在企业内部,营销部门更是面对国际受众与文化语境的“前沿哨兵”。美国行为科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S. Adams)称之为“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s)。他们精通市场之术,洞察文化之道,不仅在组织内部享有话语权,更能在跨文化场域中开展有效对话。 然而在其它领域,真正具备国际传播素养的“跨界沟通者”并不总能得到理解与支持。他们因深刻认知现实、倡导路径创新,时常遭遇质疑乃至攻击,最终选择沉默以求自保。这种困境,正印证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今天,中国需要让真正“熟稔内外、道术兼修”的“四通人才”走上前台。在此,我郑重推荐吴金君先生。 吴先生自2007年起担任纽约广告节中国首席代表,2009年推动该项目在中国落地。十余年来,他致力于中外传播实践的深度接轨,从高校创意教育到国际广告评审,从创意作品分享会到跨境游学项目,皆有成功布局。2010年至2019年间,他先后在南京大学、人大、清华、复旦、中传、上海交大、浙大、华南理工、香港浸会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举办两百余场公开课程,单场最高参与人数超过1200人,覆盖全国传媒、广告、创意设计等主干学科,影响深远。 更为可贵的是,吴金君先生始终坚持传播逻辑与传播语言的本土化探索。他深知: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必须以“理解他者叙事逻辑”为前提,不仅要讲述中国的故事,更要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能共鸣。这既关乎内容,更关乎表达;既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传播智慧。 2024年,吴金君先生担任纽约广告节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并推动设立“纽约节大中华区实效奖”,这是中国传播力量深度嵌入国际话语机制的重要一步,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一种制度性承认。...
2025-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