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近五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认知的重大转变
文/毕研韬 近五年（2021–2025年），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认知已从单一领域对手，演变为“系统性、长期性、多维度竞争者”。这一转变不仅植根于中国能力的迅速增强，也反映出美国对全球制度、技术与价值格局竞争的深切担忧。未来，这种认知将深刻塑造美中政策导向、安全策略和国际合作格局。 202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成立中国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 CMC），这是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问题进行“跨职能、整体性”应对的标志性举措。CIA表示，该中心将统一分析和行动职能，以应对“中国……（此处本文作者省略若干字）构成的地缘政治挑战”。 此外，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分析，自此以来，美国多个情报机构不断整合对华资源，将军事、技术、经济、网络等领域视为协同竞争的战场。 这种机构重构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美国将中国视为长期、系统性的战略对手，而不仅仅是某一领域的竞争者。 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ATA）》报告中，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威胁的认识逐年深化、扩展，表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年度威胁评估》是美国核心情报报告，旨在向国会、政策制定者及公众提供对全球安全威胁的综合分析。它汇总美国18个主要情报机构的评估成果，呈现最权威、跨领域的安全威胁判断。 在2023年ATA报告中，中国被评为“最广泛、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间谍威胁来源。 2024年的报告继续强调，中国在网络、情报、影响力操作（包括选举干预、社会分裂利用）领域能力显著。 2025年报告更进一步指出，中国不仅通过网络攻击破坏美国基础设施，还可能针对太空资产发动攻击，同时具备常规打击能力。 这些评估反映出美国情报界将中国视为综合性科技与网络对手，而非传统军事竞争者。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国防部对中国军事能力扩张高度关注。2025年ATA报告列举了中国部署高超音速武器、隐形飞机、先进潜艇，强化太空与网络战能力，并在核武库扩张方面动作明显。 关于核武库规模，美国相关报告（如年度评估和国防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快速扩张其战略弹头。根据公开估计，中国核弹头可能已有约500枚，且在未来仍有制造能力。 与此同时，美国智库指出，中国的核扩张对美国构成长期战略威胁，并可能进一步改变区域乃至全球核平衡。 这一系列军事和核能力的评估，标志着美国不再仅仅把中国视为地区性挑战，而是把它列入未来可能与美方发生重大冲突的主要对手。 在2024年ATA报告中，美国情报界认为中国可能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至少试图以某种方式影响舆论，其目的包括边缘化批评者、加剧社会分裂。 情报机构指出，中国正在运用影响活动来塑造西方国家政策偏好、舆论环境和制度规则。 更深层次的是，美国越来越将中国的技术竞争、供应链控制、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视为其制度和价值观挑战的一部分。许多分析认为，美国将中国视为“规则体系竞争者”，而不仅是军事或经济上的对手。 这种认知上的转变并非偶然，而是由多个因素共同驱动： 中国能力快速提升。无论是网络、人工智能、太空、核武，还是高超音速武器，中国在过去数年里都持续加大投入，并已取得显著进展。美国情报界不得不重估这种能力对自身国家安全的潜在结构性影响。...
文章推介
中美关税战：如何破局？第三方斡旋与直接对话相结合
文 / 毕研韬 一、关税数字升高的背后，不只是经济问题 2025年春，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已高达245%。这个数字的意义早已超出经济范畴，变成了某种“政治宣言”。对美国政界来说，对华强硬已变成了选举语言的一部分；对中国来说，这种高关税是一种霸权压制，是关乎国家尊严的大事。这就使双方都骑虎难下。谁先走第一步，很可能被国内外舆论视为“软弱”或“投降”。于是，谈判变得极为困难。 二、引入第三方：创造一个“台阶”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第三方调解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欧盟、新加坡、瑞士这样的国家或组织，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可以在中美之间搭建一个中立的沟通平台。 第三方的作用，不只是协调技术细节，更重要的是为双方提供“下台阶”的理由。例如，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发展援助等议题下重新谈合作，就能让关税问题从“对抗”变成“协调”。这是一种“借题发挥”的技巧，让双方避免正面碰撞。 三、不能只靠中间人：直接对话才有实效 当然，单靠第三方还不够。如果两国始终拒绝面对面沟通，真正的政策调整就没法实现。 中国可以推动恢复中美之间的高层经贸对话，比如设立“关税缓冲窗口”或者“贸易试验区”；美国可以通过任命特使等方式，跳过国内复杂的政治争议，进入更务实的沟通轨道。 最关键的是：用技术性语言来处理政治性分歧，让对话变得“不那么政治”，从而恢复信任。...
四十年善行：海南雷锋哥的德蕾莎式奉献
毕研韬｜《无界传播》总编辑 在全球公益叙事里，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代表的并非宏大的制度工程，而是一种长期、低调，面向最弱势群体的持续奉献伦理。这种实践精神并非西方独有，在中国海南，有一位被公众称为“海南雷锋哥”的普通人，以四十年如一日的善行，走出了一条清晰且具借鉴意义的公益之路。 “海南雷锋哥”本名刘育峰，1963年1月出生于海南。1986年起，他自觉践行雷锋精神，持续投身各类公益活动。与许多阶段性志愿服务者不同，他的公益选择从一开始就彰显出长期性——并非因事件驱动，而是将公益视为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2004年，他继承家父中医衣钵，秉持慈悲精神，系统掌握中医理疗与康复技能，并逐步将专业技能融入公益，让“助人”从情感表达升华为可持续、可复制的现实服务。 四十年来，他的公益实践覆盖医疗救助、应急救援、长期帮扶、心理关怀、志愿组织、公共传播、体育教学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他已在街头紧急施救15名突然晕倒的市民，凭借急救与中医理疗手段，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通过长期中医义诊、社区健康服务和个案帮扶，累计帮助各类困难群众超7万人次，涵盖残疾人、低保家庭、困难儿童与长期卧床者。 他的公益并非一次性援助。对于部分受助对象，他长期上门进行康复调理与心理疏导，助力其重拾生活信心，重建社会连接。截至当下，他自掏腰包用于公益的支出累计已超69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医疗材料、慰问支持与长期帮扶。这种持续投入，让他的公益行为呈现出“精准性”——资源不分散，而是围绕真实需求长期投入。 在实践方式上，“海南雷锋哥”没有将自己塑造成孤立的道德楷模，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团队建设拓展公益范围。自2013年起，他组织并带动志愿者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将个人行动转化为社区层面的公益网络。同时，他借助社交媒体传播公益理念与健康知识，以平实语言传递助人价值，推动“行善即日常”的社会认知。 正因如此，他的实践与德蕾莎修女形成了跨文化的精神共鸣：二者都不依赖宏大叙事确立意义，而是通过时间沉淀、具体服务和对个体尊严的尊重，构建公共信任。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奉献在海南的现实语境中，深度融入社会与中医文化传统，展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时代特征。 在我看来，“海南雷锋哥”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人道德层面，更蕴含着一种可推广的社会可能。若这种精神与实践能在海南持续传播，并在制度层面得到理解与支持，它完全能够惠及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人群，让公益成为海南自贸港社会生态的重要一环。当善意不因身份受限，当服务以人的尊严与福祉为核心，“宜居、宜业、宜游、宜学”便不再只是经济或政策指标，而会化作真实可感的生活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一座面向世界的“公益之岛”，并非理想化的口号，而是一条已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值得进一步拓展的实践之路。
欧盟在华形象困境：政策信号分裂与公众认知模糊
在多重政策信号与分散叙事的交互影响下，欧盟在华形象正逐渐演变为一种“可见却难以识别”的困境。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5日发表 在当下国际传播结构加速重组的背景下，欧盟在中国的整体形象呈现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状态：并非缺席，而是难以被清晰识别。围绕这一现象，已有的调查数据与研究虽不系统，但所指向的趋势具有一致性——欧盟在中国公众认知中的“模糊化”，正在从个体感受转变为一种具有结构性的传播结果。 一、民调与经验数据：认知存在，但难以稳定成型 从可获得数据看，中国公众对欧盟的认知呈现出一种“低清晰度”的稳定状态。 首先，在跨国舆论调查中，欧盟始终未能形成类似美国那样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国家形象。以Pew Research Center的相关研究为例，中国受访者通常对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持较为正面的评价，但当问题转向“欧盟整体”时，认知明显趋于模糊。这表明，在认知结构中，“欧盟作为整体”的形象并未完成有效整合。 其次，从欧盟自身的调查体系来看，其对外认知的持续跟踪明显不足。“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长期聚焦成员国内部认同，对外受众（包括中国公众）的系统性数据极为有限。这种“对内强、对外弱”的认知测量结构，使欧盟难以及时掌握其在中国的形象变化。 再次，一些面向企业与精英群体的调查提供了更具体的侧面证据。“中国欧盟商会”在年度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国社会对欧盟的认知“存在但不具体”，政策信号“复杂且难以解读”。即便是在信息获取能力较强的群体中，欧盟也缺乏一个稳定、可识别的整体形象。 二、问题的性质：从“传播不足”到“结构性失焦”...
琉球“新战场”：本质是中日叙事权之争
文/毕研韬 在中日关系紧张、东亚地缘政治再度重构的当下，琉球（日本称“冲绳群岛”）问题正在成为一个新战场。这场争夺，并不只是关乎领土归属，更是在深层上对历史、国际法与文化认同的叙事权之争。 一、历史根基：中琉关系的复杂性与争议性 从历史来看，琉球王国与中国（明清）长期有册封和朝贡制度关系。根据明清官方史料，琉球国王每逢登基，都需派使向中国请求册封。法学研究指出，从 1372 年明朝册封琉球中山王起，琉球就维持着与中国的藩属关系。 这一点，在现代叙事中极具分量。许多中国学者主张，这种历史制度并非简单的“文化联系”，而是构成中琉之间政治与国际关系互动的重要基础。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学者在“琉球学”建设讨论中所言：这一制度是构建“中国与琉球共同历史记忆”的关键。 与此同时，日本对这一历史关系的解释则更为简化。日本传统叙事强调琉球已被“内化”为日本的一部分。1860–1870 年代，日本逐步将琉球纳入其国家机制，最终在 1879 年废藩置县，将琉球变为冲绳县。 这一段历史在中日两国叙述中具有极大争议。中国视角强调册封与朝贡关系意味中方在历史上有重大的制度性影响，而日本传统叙事则聚焦其“领土主张”和“国家统一”的合法性。...
毕研韬：佛教外交的幕后较量
2026年4月4日更新 在普通人眼里，佛教只是一种教人向善、求生极乐的宗教信仰，但在战略家看来，佛教却是一个公共外交平台，是一种珍贵的软实力资源。印度前外交秘书长斯里尼瓦桑曾说：“在亚洲，佛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是软实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佛教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全球佛教徒最多的十个国家都在亚洲，这些国家的佛教徒已占全球佛教人口的95%。所以，通过举办佛教集会、投资寺庙建设、展示佛教圣物等方式，向亚洲国家展示对佛教的尊重，对提升国家吸引力和影响力颇有助益。 近年来，亚洲国家中实力上升较快的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国纷纷借助佛教平台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而在那些更具战略价值的国家，中国和印度都投入了不少资源。国际观察者认为，中印两国在缅甸、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外交竞争尤其激烈。甚至有西方媒体夸大其词，宣称中印之间展开了争夺佛陀的战争。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都想展示与佛教的历史渊源。 印度政府认为，中国试图把印度刻画成东南亚的“局外人”,于是印度决定启用古老的佛教资源进行反击。为强调其佛教起源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佛教的尊重，印度举办了世界佛教大会、组织全球佛教徒集会、强化佛教研究与交流。今年2月中旬，印度外交部发布了纪录片《藏传佛教的印度起源》，某视频网站介绍说，这是印度公共外交的新尝试。印度以此提示让东南亚国家：印度绝非本地区的不速之客，而是与亚洲国家共享数千年的佛教文化，所以不能被拒于地区安排之外。 2011年10月，中国宣布投资30亿美元开发尼泊尔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印度认为，中国此举是想进一步影响尼泊尔。于是几个月之后，印度就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全球性佛教徒集会，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印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中主任米任拉分析说，“北京想成为选择达赖喇嘛继承人的唯一权威，印度此举就是要打乱中国的这一计划。” 在印度看来，合理调控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中国的佛教外交。美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客们会见达赖喇嘛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效果。对内可讨好部分势力，争取更多选票；对外既可彰显普世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同时又能适度敲打中国，收到制衡之效。日本的动机与美国大同小异。可见，虽然都在探索佛教外交，但各国动机不尽相同。有评者指出，倘若中印两国能在保护佛教方面联手，这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人类都是莫大的贡献。笔者祈望此愿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