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隔阂
西藏国际传播的真正难题：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为什么关于西藏的信息越来越多，国际认知分歧却依然存在？问题的关键，可能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7日 西藏一直是中国国际传播中最受关注、最具挑战的议题之一。 多年来，中国围绕西藏开展了大量国际传播实践。除了传统的新闻报道、文化交流外，还派遣人员赴海外介绍西藏情况，邀请境外人士赴藏参访调研。 然而从国际舆论反馈看，西藏仍然是认知分歧最明显的中国议题之一。 这不禁让人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很多人习惯从传播技术层面寻找答案，例如语言不够精准、渠道覆盖不足、国际话语能力不强，或者故事讲得不够生动。也有人从地缘政治角度加以剖析。 这些因素当然存在，但如果仅仅将问题归结于传播技术，可能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 西藏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或许并不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隔阂。 一、不同的人，看见的是不同的西藏 传播学有一个基本认识：人们接收信息时，并不是像照相机一样客观记录现实，而是通过各自的认知框架理解现实。 同样一条信息，不同的人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例如，对于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现象，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会赋予不同的意义。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事实上。 很多时候，各方看到的是同一个事实，但解释事实的框架并不相同。 这意味着，国际传播的障碍未必是信息缺失，而可能是认知体系差异。 如果双方使用的是不同的认知坐标系，那么即使信息越来越多，也未必能够自动转化为理解。 二、西藏为什么容易成为认知争议议题 从国际传播视角看，西藏具有几个特殊特征。 首先，它同时涉及历史、民族、宗教、文化、发展、国家治理等多个维度。 其次，它长期处于国际政治与国际舆论的关注之下。 再次，不同国家和社会对这些议题本身就存在不同价值观和解释传统。...
文章推介
美国国务院电报曝光：驻外使领馆升级应对“反美叙事”
外媒曝光美国国务院电报，披露美国驻外使领馆应对“反美叙事”新策略。 文/毕研韬 一、电报曝光：一项面向全球使领馆的内部部署 近日，英国路透社、《卫报》等媒体披露，一份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发的国务院内部电报已下发至美国驻外使领馆。电报对美国外交系统提出新的工作要求：强化对“反美叙事”的识别、回应与传播能力。 从媒体披露看，这是一份外交系统内部操作性文件（diplomatic cable），并非公开政策声明，其主要功能在于统一各驻外机构在信息环境中的行动方向。在当前国际舆论竞争加剧、信息传播高度平台化的背景下，这类文件往往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二、真实性判断：电报属实，但传播存在再加工 根据现有报道判断，这份电报确实存在，是由美国国务院统一下发，内容明确涉及应对“反美叙事”与信息影响，同时提出利用社交媒体与外部声音扩大传播效果。 但需要指出，中文社交媒体中流传的“招募网红、社区领袖等反击反美言论”等说法，并未出现在英文报道中。原始报道使用的是“与当地行为体合作（partner with local actors）”“放大支持性声音（amplify...
中美关税战：如何破局？第三方斡旋与直接对话相结合
文 / 毕研韬 一、关税数字升高的背后，不只是经济问题 2025年春，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已高达245%。这个数字的意义早已超出经济范畴，变成了某种“政治宣言”。对美国政界来说，对华强硬已变成了选举语言的一部分；对中国来说，这种高关税是一种霸权压制，是关乎国家尊严的大事。这就使双方都骑虎难下。谁先走第一步，很可能被国内外舆论视为“软弱”或“投降”。于是，谈判变得极为困难。 二、引入第三方：创造一个“台阶”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第三方调解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欧盟、新加坡、瑞士这样的国家或组织，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可以在中美之间搭建一个中立的沟通平台。 第三方的作用，不只是协调技术细节，更重要的是为双方提供“下台阶”的理由。例如，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发展援助等议题下重新谈合作，就能让关税问题从“对抗”变成“协调”。这是一种“借题发挥”的技巧，让双方避免正面碰撞。 三、不能只靠中间人：直接对话才有实效 当然，单靠第三方还不够。如果两国始终拒绝面对面沟通，真正的政策调整就没法实现。 中国可以推动恢复中美之间的高层经贸对话，比如设立“关税缓冲窗口”或者“贸易试验区”；美国可以通过任命特使等方式，跳过国内复杂的政治争议，进入更务实的沟通轨道。 最关键的是：用技术性语言来处理政治性分歧，让对话变得“不那么政治”，从而恢复信任。...
“去中国化”：一场影响全球的新型战争
文 / 毕研韬 在全球地缘格局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认知空间正在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新焦点。与传统的军事对抗和经济制裁不同，一种更为隐蔽但持续性的认知博弈正在展开，其中“去中国化”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某些地区在身份、文化和语言认同上的调整，更在全球层面引发关于国家形象、文明叙事与制度边界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性与战略性的文化与政治操作，“去中国化”反映了当前国际体系中认同重构与话语主导权争夺的复杂态势。 一、什么是“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通常是指在历史叙事、文化教育、语言政策、政治认同等方面，淡化或移除与中国及中华文明有关的符号与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各异，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本土认同构建、政治自主追求、地缘安全考量、意识形态分歧等。它既可以是自发形成的社会心理变化，也可能是国家政策主导的制度性安排。 从认知战的角度来看，“去中国化”也被视为一种“非对称性战略工具”——不依赖直接对抗，而是通过信息、符号、叙事与制度逻辑的调整来影响目标群体对“中国”的理解与态度。这使得“去中国化”超越了单一地区议题，具备一定的全球传播性与战略延展性。 二、背景：全球博弈中的“认同重构”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与全球治理方面的参与度上升，其文化影响力与制度吸引力亦在扩展。然而，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认知改变并未自动转化为正面认同，反而在某些特定语境中引发政治紧张或身份焦虑。 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体制性竞争者，试图通过重构话语体系与认知框架来进行“软性制衡”。“去中国化”策略在此背景下逐渐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操作或文化过滤机制，目标是将区域政治认同与中国因素进行切割，以达成认知边界的再划定。 同时，数字传播手段的发展也为认知干预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支撑，从叙事重构、算法推荐到社交动员，使得“认知操作”比以往更加隐蔽且持续。 三、不同语境下的“去中国化”路径...
重新理解国际传播——《国际传播新维度》自序
中国当下的国际传播，存在两种不同的实践取向：一支侧重斗争与博弈，另一支侧重沟通与理解。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12日 提高国际传播效能是我国的现实需要，但在路径选择上我国存在明显的对立观点，而其背后则是理念与认知的巨大悬殊。当下必须明确：单纯提高声量不一定能实现预期目标，有时反而适得其反。历史已经证明：有时候交流得越多，彼此的隔阂反而越大。在传播学上这叫“不可沟通性”。在信息需求侧业已巨变的时代，我们应举全国之力提高信息供给的质。 从1986年上大学至今，我在国际传播领域已摸爬滚打39年，期间我两度留学欧洲，三次访问印度，曾到访英国、爱尔兰、美国、沙特、阿联酋、尼泊尔、朝鲜诸国，见证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参与处置了若干重大国际涉华危机。近四十年间，我研修了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人类学、宗教学、系统论、和平学等学科理论。这使我能从一个较长的时段，从跨学科、跨文明的视角观察和思考国际传播。这是我的一个专业优势。 那么在我眼里，究竟什么是国际传播？质言之，国际传播是指跨越国际信息边界的符号流与行为流。在中西方文化中，行为的权重都大于语文符号，正如“听其言而观其行”、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所揭示的。世人对国际传播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有人支持国际传播武器化，认为国际传播是捍卫国家利益的武器，而另一派则坚信国际传播的客观性，依然相信新闻专业主义。 我主张国际传播必须恪守效果导向原则，而且我相信国际传播必须遵循传播学规律，所以数十年来我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广传播学，为此我自称为“播火人”“布道者”。传播学孕育于世界大战中，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它的价值就体现在对人类传播实践的指导上。这是我希望传播学初学者应理解并铭记的。推动国际传播理论创新，使之更具解释力和指导性，是国际传播学界的共同使命。这方面，我向来支持“拿来主义”：只要有益于“我”，可以不问出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传播学本土化的根本目的是让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传播实践。 这些年我一直呼吁开展跨文明对话。在操作层面，如果国际传播的双方处于同一纬度，即便努力培养共情性和同理心，也很难真正理解传播对象和传播生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描绘这种场景。唯有努力提升自己的思维层级，从更高维度去俯视传播关系与传播环境，才有可能理解国际传播的真谛，这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内涵。...
中国的论文发表，约60%存在买卖成分
文/邵一诚 在中国，论文发表已发展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甚至部分异化的社会-商业系统。尽管有不少学者依然坚持学术规范，但论文买卖现象在现实中广泛存在，形式复杂，结构隐蔽，规模不容小觑。 笔者与若干学术期刊编辑、科研人员、论文中介及研究生交流后，对当前人文社科领域中文期刊的发表情况进行了系统性估算。初步判断是：约60%左右的论文发表存在不同程度的买卖成分——涵盖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与资源互换型的“非货币交易”。 我们将论文买卖分为以下几类： 一、明码标价发表（直接货币交易） 最为显性的论文买卖即是作者通过中介或直接与期刊联系，支付费用获取发表机会。 根据2020年的市场调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C刊（CSSCI来源期刊）中，一篇论文的市场价通常在6-10万元之间，一般核心期刊为3-5万元或更低。 上表是作者收到的论文中介广告，其中W代表万。8W就是8万人民币。 2009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中国论文买卖市场当年估值已达10亿元人民币。15年后的今天，这一规模或早已翻番。根据《科技与出版》期刊2022年发布的一项匿名问卷调查，在受访的327位高校教师中，约28.4%承认“了解或曾参与过论文付费发表”。 二、单位合作与“捆绑式赞助”（准货币交易） 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以“战略合作”名义，向期刊提供一次性资助（如50万元或更多），期刊则为其提供若干篇论文发表额度。这种方式并不直接标价，但实际是“打包买版面”，且多附带“引用本刊文献”等要求。 三、权力互惠型操作（非货币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