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念安 4月1日,台湾作家、散文家和文化评论家,2012年至2014年,她担任马英九政府第一任文化部长(1012-2014年)龙应台在《纽约时报》发表特约评论,英文题目是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 (台湾的时间不多了)。次日(4月2日),《纽约时报》发表该文中文版,题目改为《台湾维持和平与自由的唯一途径是与中国和解》。 这篇文章以一位台湾南部出租车司机的言论“今天的乌克兰,就是明天的台湾”为开场,揭示台湾社会对美国是否可靠的深层焦虑。作者指出,特朗普(川普)对乌克兰的冷漠态度,激起台湾人对美国在台海冲突中可能背弃台湾的担忧。长期以来,台湾仰赖美国作为安全后盾,对中国保持对抗立场,但这种信念如今动摇,许多人开始质疑:若美国能放弃乌克兰,也可能放弃台湾。 文章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面对这种不安并未采取沟通或对话的方式,反而加强敌对立场,例如将中国定义为“境外敌对势力”,并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这被认为有走回戒严时代之虞。作者回顾两岸关系在马英九任内达到高峰,并主张应重启对话,而非持续对抗。 最后,文章警告:若川普与北京达成地缘政治交易,台湾恐将被牺牲。因此,台湾应抛开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开始一场理性讨论,思考如何在自身可接受的条件下,寻求与中国的和平共处。只有确保和平,民主与自由才能长存。 龙应台此文在台湾引起不同凡响,这并不奇怪。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有人建议跳出“统”“独”去寻找“第三条路”。眼下,台湾问题还存在“第三条路”吗?这条路是什么?又如何开辟“第三条路”呢?我对此很好奇。
2025-04-05文/梅念安 香港《南华早报》3月25日报道,香港地产代理公司Dorbo Realty董事总经理陈志宝(Rickey Chan Chi-po)透露,李嘉诚家族企业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内部一名联络人曾要求他在3月12日发表专栏文章,为长和出售港口的交易辩护。 发表该专栏文章旨在淡化美国在交易中的角色,强调关键人物是意大利裔瑞士人、地中海航运公司集团总裁迭戈·阿蓬特(Diego Aponte),并强调长和仍保留了内地及香港的港口资产,如深圳盐田港和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显示对本港及内地航运前景的重视。 陈志宝拒绝透露向他提供专栏材料的长和高管姓名。截至今天,长和也未就此发表评论。
2025-03-28文/毕研韬 随着全球秩序加速重构,地缘冲突持续外溢,从乌克兰危机到中东战火再燃,从中美竞争到全球南方群体性觉醒,世界进入了多极竞争与价值漂移的交汇点。面对持续激化的地缘竞争态势,中国的国际传播学者不应再囿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传统框架,而应当在更宏阔的历史视野中重新定位自己:不仅是信息的采集者、阐释者者和传递者,还应是世界认知秩序的观察者、解构者和重构者。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国际传播学者肩负三重历史使命:阐释、预测与干预。 一、阐释:穿透表象,为时代建立解释框架 在这个信息爆炸、叙事混乱的时代,地缘冲突常被掩盖在情绪化叙事、意识形态投射与舆论操控之下,真正的逻辑与动因被系统性遮蔽。国际传播学者应跳出传播技术主义与国家立场叙事的双重局限,重拾学术的第一使命——解释世界。 解释不是对国家言辞的重复,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的被动适配,而是基于历史结构、传播逻辑与认知演化规律,建构自己的阐释理论体系。我们要能厘清:全球舆论场如何被塑造?认知边界如何被操控?国家叙事如何嵌入战略博弈?认知操弄如何影响战略选择?当地缘博弈表象层层堆叠时,我们须具备“拨云见日”的能量,为公众与决策者重构一个反映现实复杂性与系统性逻辑的世界图景。 二、预测:基于传播认知系统,对未来趋势作出前瞻性判断 预测不是政策分析家的专利。国际传播学者以“认知流动”为研究对象,处于文化、心理、媒介与政治交叉的前沿,在理解全球认知系统如何构建共识与对抗方面具备独特优势。“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2013年6月29日,我在“首届西藏对外传播高端论坛”上就指出,优秀的传播学者天然具有觉察时局变化的高敏感性。 在认知域日益成为战略竞争主战场的今天,传播逻辑往往先于军事部署和经济调整而启动,因此,我们可以率先感知某种战略态势的转变——例如某一叙事模式的突然转向,某一国家的战略语汇重构,或某一公众议题在全球语境中的异动。这些早期信号如果能被系统识别并加以推演,国际传播学者完全能够做出有关国际关系演化的前瞻性判断,进而与传统地缘政治分析形成互补。 三、干预:以认知塑造为杠杆,参与全球秩序的定义与建构 在“认知即权力”的时代,国际传播学者不应止步于阐释与预测,而应以更主动态度参与全球认知秩序的重塑。这种“干预”并非狭义的舆论重塑或媒体操作,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观念塑形,通过影响公共认知、政策判断与文化语境,从源头介入战略博弈逻辑。传播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应作为“知识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单纯的信息调度者,而是主动嵌入语境重组、叙事体系设计与共识机制塑造的关键力量。 传播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国家间影响力竞争的认知基础设施,是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内在变量。国际传播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熔铸“常识”、重排议题优先级、挑战价值合法性、重新定义关键概念,为中国塑造制度性影响力提供深层认知支持。这一过程中所需的,不是表层话语操作,而是一种跨越传播、战略、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系统性认知介入力,其目标是以认知重构引导秩序演化,推动观念层面的“结构权力”再分配。 四、小结...
2025-08-05中美关系或将迎来新一轮下行周期,全球格局也将随之更加动荡。 文/毕研韬 近期,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研究机构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发布了《2026中国预测》(China Forecast 2026)年度报告,报告最抓眼的一句话是: “2026年,中美关系很可能在多个方向进一步恶化。” 一、专家几乎“一边倒”:中美在五大领域都可能更紧张 MERICS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邀请了百余名欧洲和国际中国问题专家参与预测。结果显示: 在政治、贸易、科技、投资安全、军事安全等领域,大多数专家都认为:中美关系 2026 年大概率会变得更紧张。其中 2.贸易摩擦可能再升级 国际供应链正在重构,各国都在重新算账、分散风险。中美在新能源、制造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政策分歧越来越大,“贸易安全”“产业补贴”等议题都会成为矛盾点。 3.亚太地区将继续成为热点...
2025-12-05文/梅念安 近日,中国第三方检测机构对13款“零添加”酱油进行了重金属检测,结果显示,12款国产产品均检出镉元素,其中7款存在总砷残留,仅一款日资品牌未检出任何重金属。这一消息再次引发公众不安。 食品安全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公平问题,早已超越民生范畴,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全。 食品质量“双轨制”加剧社会不公 不少中国人笃信,部分特权群体长期享有“特供”食品,这些食品来自专门的生产基地,采用更严格的质量控制,确保无污染、无有害物质。 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特供”体系的存在,但这种广泛的怀疑持续削弱政府公信力。当公众对食品质量缺乏基本信任时,政府的权威性必然会受到损害。食品安全问题的积累,不仅是民生焦虑的源头,更可能成为政治风险的导火线。 以本次酱油检测事件为例,日资品牌是唯一未检出重金属的产品,这引发了许多人的疑问:为什么在中国生产的酱油无法达到安全标准? 这样的舆论风暴,政府既不能忽视,也难以平息。 为何食品安全监管屡屡失效?原因可能有三点: 很多食品企业是地方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甚至与地方官员有某种利益关联。这使得地方政府在监管食品企业时,有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庇护违规企业。 2. 企业违法成本过低...
2025-03-25美国政治运行中一个常被外部低估的机制,是司法体系对行政权的即时性约束能力。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0日发布 总统在形式上是联邦行政体系的最高负责人,但其政策并不天然具备执行优先级。一旦进入司法审查程序,部分政策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冻结”,甚至在最终裁决前就失去实际效力(即使案件还没最终判决,法院也可能先行叫停政策执行,使其无法继续实施)。这种现象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若干政策争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司法“冻结”的基本机制:不是否决,而是暂停执行 美国法院对行政政策的干预,通常并不直接表现为“废除政策”,而是通过临时禁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与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实现“暂停执行”。 这一点具有结构性意义:法院并不取代行政决策,而是暂停其实施,等待其合法性被完整审查。 这种机制的核心逻辑是“防止不可逆后果”。如果政策一旦执行可能造成结构性损害,例如资金流失、权利侵害或机构变更,法院可以在实体审理完成前先行阻断执行路径。 因此,“冻结”不是象征性动作,而是具有现实治理效果的权力介入。...
2026-05-30近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围绕“算法秩序对全球治理的塑造逻辑”作专题分享,系统阐释算法如何从技术工具演变为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结构、规则与权力分配的关键变量,引发与会者对数字时代治理范式转型的深入思考。 毕研韬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平台技术的广泛应用,算法已不再只是中立的计算程序,而是深度嵌入公共决策、社会管理和国际互动之中,逐步形成一种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算法秩序”。这种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中“问题如何被界定、风险如何被识别、资源如何被配置、权力如何被行使”等核心环节。 在分析中,毕研韬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入手,指出传统以国家为核心、以制度谈判为主要手段的治理模式,正受到平台公司、技术标准、数据规则等新型行为体和新型规则的持续冲击。算法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事实上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建构过程,对“什么是问题”“哪些问题更紧迫”产生前置性影响,从而在无形中改变治理议程。 他进一步强调,算法秩序的扩张带来了多重风险。一是权力结构的隐性集中,算法设计与数据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平台和技术强国手中,可能加剧全球治理中的不对称性;二是透明性与可解释性不足,算法决策过程高度技术化,超出一般公众乃至监管者的理解能力,削弱了问责机制;三是规范碎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算法治理上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差异显著,增加了全球协调的难度。 在此背景下,毕研韬提出,应从全球治理高度重新审视算法问题,将其视为技术、制度与权力深度耦合的产物,而非单纯的工程或伦理议题。他认为,未来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算法”,而在于“由谁设计算法、遵循何种规则、服务何种公共目标”。这要求各国在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加强国际对话,推动算法治理的最低共识和基本规范建设。 结合中国实践,毕研韬指出,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已逐步形成以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导向的制度探索,其经验对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多元路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强调,提升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共参与度,不仅是国内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规则讨论中的话语能力与可信形象。 本次分享从传播学与全球治理的交叉视角出发,揭示了算法如何在“看不见的层面”重塑世界运行方式,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和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与会者普遍认为,该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意义,为进一步开展算法治理与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25-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