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
美国国会推出涉藏新法案，猛烈冲撞中国底线
2026年5月21日，美国众议院两名议员提出《2026年确保西藏未来法案》（Assuring the Future of Tibet Act of 2026），目前已提交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12日 按照美国立法程序，该提案需经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审议，如通过则进入众议院表决程序；如再获通过，还需经参议院审议并由总统签署。 该法案重点关注：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之后，怎样才能不让西藏议题在国际论坛上弱化？怎样才能让西藏议题继续成为美国的政策抓手？为此提案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全力提高“西藏流亡政府”（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CTA）的国际地位。这意味着美国国会正在提前设计“后达赖时代”的政策环境，尝试建立新的制度性政策工具。 该法案由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James P. McGovern）提出。他长期参与涉华事务，是美国国会推动涉藏议题的重要成员之一。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T. McCaul）是共同提案人。他长期关注国际安全、战略竞争及美国对华政策。提案人组合具有双重意义：一是跨越美国两党，表明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政策共识；二是使该法案同时具有“人权议题”和“战略竞争议题”色彩。 该法案核心目标是要求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采取若干具体措施提升CTA国际地位，并将其纳入相关国际事务。 核心建议有四点。 一、确认并强化CTA的政治定位...
2026年流亡藏人选举与政治结构转型观察
目前，流亡藏人的象征体系与制度合法性来源的再配置过程仍在持续。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8日更新 引言：当下流亡藏人的权力再配置 在全球跨国流亡社群治理视野中，“流亡藏人政治体系”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既不属于主权国家政治体系，也不同于一般国际非政府组织，而是在宗教传统、身份认同与跨国社群网络三者交织基础上形成的复合型结构。 2026年的流亡藏人选举，是这一体系持续制度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节点。在达赖喇嘛政治象征功能逐步弱化背景下，制度性机制的作用正在受到更多关注。 因此，这一选举的意义不在于单一政治结果，而在于观察一个跨国流亡社群如何在象征中心逐步退场的条件下，依靠制度机制维持内部协调与组织延续能力。 一、制度结构：跨国社群的组织化治理形态 2026年流亡藏人选举仍由“藏人行政中央”（CTA）组织实施，而选举包括司政（Sikyong）选举与议会选举两部分。 司政是CTA的行政首脑，通过普选产生，承担行政协调与对外代表功能；议会由45名议员组成，按地区、宗教传统与海外社群结构分配席位。 从结构上看，该体系具有三个核心特征： 一是跨国分布性。选民分散于约30个国家与地区，缺乏统一政治空间。 二是身份嵌套性。政治参与、宗教传统与文化认同高度交织。 三是制度工具性。其核心功能偏向组织协调与社群维系，而非主权意义上的国家治理。 二、2026年选举特征：稳定优先的制度逻辑 本轮选举呈现出明显的“稳定优先”特征。 在司政选举中，现任司政边巴次仁(Penpa Tshering)在初选阶段即获得61%的支持率，根据选举规则，支持率超过60%的候选人直接进入确认程序，无需组织第二轮投票。这一机制在技术层面提升了效率，在结构层面则压缩了结果的选择空间。 从参与结构看，登记选民约九万人，实际投票约五万人，显示跨国动员存在现实边界，同时也体现出分布式社群参与的典型特征。 整体而言，选举过程呈现出低冲突、高预期的运行模式，其核心逻辑是制度稳定优先于政治竞争强化。 三、议会选举：代表性维持机制 议会选举延续既有结构，即按地区、宗教传统及海外社群分配席位。 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目的并非权力重组，而是维持社群内部的象征性平衡与代表性延续。...
达赖喇嘛深度卷入爱泼斯坦权色网了吗
当“爆料”跨越语言与媒体层级迅速扩散时，真正需要追问的，不是结论有多惊人，而是它建立在怎样的证据链之上。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时间：2026年4月9日 围绕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案件的档案解封，国际舆论持续发酵。一些带有强烈指控意味的说法开始在不同语言空间中流动。其中，一则近日被某中文媒体放大的叙事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深度卷入权色网络”，并援引所谓“印度媒体披露新证据”。在情绪与判断之间，我们需要回到一个基本问题：这些信息是否建立在可靠的媒体与证据结构之上。 一、源头媒体是谁 在多篇中文传播文本中，被反复引用的源头主要指向The Hans India，于是这家媒体的公信力，或者说“这家媒体在印度新闻体系中的位置”，就成了关键。 从公开资料看，The Hans India创办于2011年，总部位于印度南部海得拉巴，是一家以英语出版的区域性媒体。其报道面向地方读者，国际传播能力有限，在全球媒体引用体系中存在感较低。 如果放在印度媒体结构中观察，它显然不属于The Hindu或The Indian Express这类具有成熟新闻规范与国际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更接近“区域媒体+数字传播导向”的层级。 二、媒体层级与可信边界 新闻学中有一个基本原则：重大指控的可信度，首先取决于源头媒体的制度能力。如果确有“新证据”出现，通常会伴随几个信号：其一，被国际通讯社或主流媒体（例如Reuters）跟进；其二，存在可核查的原始材料，如法院文件或完整通信记录；其三，多家独立媒体之间形成交叉验证。 就目前情况看，这些条件并未同时出现。相反，信息停留在单一来源与二次传播层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明显的不匹配：指控的强度很高，但支撑它的证据与媒体层级却相对薄弱。 三、从“被提及”到“卷入”的逻辑跃迁 现阶段可以确认的事实只有一项：在部分与爱泼斯坦相关的材料中，确实出现过“达赖喇嘛”的名字，但“被提及”在复杂社交网络中并不罕见，其含义可能仅限于讨论、邀请或计划接触。 问题在于，传播中的叙事完成了一个关键跃迁：从“被提及”，推导出“存在联系”，进而得出“深度卷入权色网络”的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并未出现可核查的时间、地点与具体行为记录，也缺乏多源独立验证。换言之，结论已经明显超出了现有证据所能支撑的范围。 四、跨语言传播中的放大机制...
毕研韬：佛教外交的幕后较量
2026年4月4日更新 在普通人眼里，佛教只是一种教人向善、求生极乐的宗教信仰，但在战略家看来，佛教却是一个公共外交平台，是一种珍贵的软实力资源。印度前外交秘书长斯里尼瓦桑曾说：“在亚洲，佛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是软实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佛教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全球佛教徒最多的十个国家都在亚洲，这些国家的佛教徒已占全球佛教人口的95%。所以，通过举办佛教集会、投资寺庙建设、展示佛教圣物等方式，向亚洲国家展示对佛教的尊重，对提升国家吸引力和影响力颇有助益。 近年来，亚洲国家中实力上升较快的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国纷纷借助佛教平台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而在那些更具战略价值的国家，中国和印度都投入了不少资源。国际观察者认为，中印两国在缅甸、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外交竞争尤其激烈。甚至有西方媒体夸大其词，宣称中印之间展开了争夺佛陀的战争。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都想展示与佛教的历史渊源。 印度政府认为，中国试图把印度刻画成东南亚的“局外人”,于是印度决定启用古老的佛教资源进行反击。为强调其佛教起源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佛教的尊重，印度举办了世界佛教大会、组织全球佛教徒集会、强化佛教研究与交流。今年2月中旬，印度外交部发布了纪录片《藏传佛教的印度起源》，某视频网站介绍说，这是印度公共外交的新尝试。印度以此提示让东南亚国家：印度绝非本地区的不速之客，而是与亚洲国家共享数千年的佛教文化，所以不能被拒于地区安排之外。 2011年10月，中国宣布投资30亿美元开发尼泊尔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印度认为，中国此举是想进一步影响尼泊尔。于是几个月之后，印度就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全球性佛教徒集会，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印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中主任米任拉分析说，“北京想成为选择达赖喇嘛继承人的唯一权威，印度此举就是要打乱中国的这一计划。” 在印度看来，合理调控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中国的佛教外交。美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客们会见达赖喇嘛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效果。对内可讨好部分势力，争取更多选票；对外既可彰显普世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同时又能适度敲打中国，收到制衡之效。日本的动机与美国大同小异。可见，虽然都在探索佛教外交，但各国动机不尽相同。有评者指出，倘若中印两国能在保护佛教方面联手，这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人类都是莫大的贡献。笔者祈望此愿成真。
后达赖时代：大宝法王能否成为全球藏传佛教的核心领袖？
导语：在达赖喇嘛年事渐高的背景下，全球藏传佛教正面临权威结构的关键转折：是延续单一核心，还是走向多中心格局，而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正处于这一问题的交汇点。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31日更新 随着达赖喇嘛年事渐高，“后达赖时代”正逐步从抽象议题转化为现实关切。在这一过渡过程中，一个核心问题逐渐浮现：全球藏传佛教是否仍会围绕单一权威运作，抑或进入一种新的结构形态？在这一背景下，第十七世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的角色，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 一、统一权威的现实基础：当代结构的起点 在当代藏传佛教与流亡藏人社会中，达赖喇嘛具有高度集中的象征性与精神性权威。这种权威不仅体现在宗教层面，也在整体方向与对外表达中发挥重要作用。围绕这一核心，西藏流亡政府及其行政体系承担日常治理与事务执行职能，形成一种以精神权威为中心、行政结构为支撑的运行格局。 在这一意义上，“统一领袖”并非纯粹理论设想，而是在特定历史与现实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有效结构。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讨论未来时，“是否需要一个新的核心人物”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结构性约束：权威能否被复制 尽管现实中存在统一权威，但其是否具有可复制性，仍有待审慎评估。 首先，达赖喇嘛的地位，是宗教传承、历史进程与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明显的历史特殊性。这种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权威，未必能够通过单一机制加以延续。 其次，藏传佛教内部长期存在多传承并行的结构。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与萨迦派各自拥有稳定的教义体系与组织网络。这种结构既提供了多元活力，也意味着权威整合需要跨越既有边界，其路径与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再次，部分重要转世体系内部仍存在不同认定的情况。尽管现实影响力存在差异，但其制度性存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权威共识的形成。这种影响的具体程度，仍有待观察。 三、大宝法王的现实位置：潜力与边界 在上述结构中，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被视为具备潜在整合能力的重要人物之一。一方面，其所在的噶举派在藏传佛教中具有深厚传统，其转世体系本身具有较高象征意义。另一方面，他在跨文化传播方面具备一定优势，能够在国际语境中参与更广泛的公共议题，从而提升其可见度与影响力。 在宗教互动层面，他也在一定范围内获得其他教派的尊重，这为其影响力的外溢提供了条件。然而，需要区分的是，这种认可多体现为礼仪性与互动层面的尊重，其是否能够进一步转化为跨教派的整合性权威，仍取决于更广泛的共识过程。 四、关键变量：统一需求如何转化为权威结构 从功能角度看，流亡语境强化了对“统一象征”的需求。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核心人物，有助于维持内部认同与对外沟通。这一需求，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仍可能持续存在。 但需求如何转化为具体结构，仍存在多种路径。一种可能是延续相对集中的权威形态，由某一人物逐步获得广泛认同；另一种可能是形成多中心格局，由若干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共同构成宗教权威网络；亦不排除在不同情境下出现某种折衷形态，即在特定议题上形成相对集中，在整体结构上保持分布。 这些路径之间的演化，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体条件，还涉及教派关系、认同机制以及外部环境等多重因素。 五、结论：从“谁是领袖”到“结构如何演变” 因此可以得到一个更为审慎的结论：噶玛巴·乌金钦列多吉具备成为重要宗教核心人物的现实条件，其影响力在未来存在上升空间。但其是否能够成为“核心领袖”，仍取决于两个关键变量：一是统一权威结构是否能够延续，二是跨教派与跨区域的认同能否逐步形成更广泛的共识。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问题的意义或许超越具体人物本身。它所指向的，是全球藏传佛教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如何在传统传承与现实环境之间重新定位自身权威结构。 大宝法王的未来位置，正是在这一结构性演变过程中逐步显现。
达赖喇嘛办公室声明：达赖喇嘛从未与爱泼斯坦会面
2026年2月8日，达赖喇嘛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近日有部分媒体报道及社交媒体帖文，试图将“爱泼斯坦档案”与尊者达赖喇嘛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明确无误地确认，尊者达赖喇嘛从未与杰弗里·爱泼斯坦会面，也从未授权任何人代表尊者与其进行任何形式的会面或互动。 2026年2月8日 （以上为声明全文） 近期部分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档案”至少150次提及达赖喇嘛。
爱泼斯坦档案多次提及达赖喇嘛
爱泼斯坦档案提到达赖喇嘛至少150次，但舆论解读较为理性。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2月4日更新 近日，美国司法部陆续解封的“爱泼斯坦档案”（Jeffrey Epstein Files）显示，“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名字在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多家国际媒体援引对公开档案的关键词检索结果报道，该名字在电子邮件和通信记录中至少出现150次（有报道指168次）。 目前可核验的公开材料显示，这些提及主要出现在爱泼斯坦及其关联人员的内部邮件中，内容多涉及对达赖喇嘛可能出席公共活动、会面或晚宴安排的讨论。例如，部分邮件出现“正在尝试安排与达赖喇嘛共进晚餐”等表述。现有档案中尚未显示达赖喇嘛本人实际参与相关私人活动，也不存在任何司法文件指控其与爱泼斯坦的犯罪行为存在关联。 尽管如此，该信息仍迅速引发国际舆论关注。分析认为，关注焦点并不在于已确认的事实本身，而在于其象征层面的冲击效应。在全球舆论中，爱泼斯坦已成为“权力、金钱与犯罪网络”的负面象征，而达赖喇嘛则长期被视为宗教与道德权威的代表人物。二者在同一司法档案中被并置，即便仅限于“被提及”，也容易引发公众的认知反差与情绪反应。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讨论中，不少网民将“名字出现”解读为“潜在关联”，并由此产生猜测、质疑甚至阴谋论式的延伸解读。也有观点指出，这类反应反映的是公众对全球精英网络透明度的普遍不信任，而非针对具体事实的判断。部分评论同时提醒，应严格区分司法文件中的文本提及，与经证据支持的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 截至目前，达赖喇嘛办公室尚未就相关档案内容作出公开回应。随着更多档案逐步解封，相关信息的法律意义与舆论解读仍有待进一步澄清。
《无界传播》会持续跟踪西藏议题
文/毕研韬 2025年8月23日更新 我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始于2002年秋。那时我刚抵达英国考文垂大学求学，意外收到一封电邮，分析胡锦涛执政后北京对藏政策走向。弹指间已经23年。 截至2025年8月23日，《无界传播》已发表涉藏短文9篇，未来仍将以传播学的视角观察、记录和解析相关议题。 诚挚欢迎各界朋友参与讨论与交流。Email: bytaishanATsina.com 以下是《无界传播》已发布的涉藏文章。 1.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法王） 2025-02-16 毕研韬教授第一次拜会第十七世噶玛巴。 2.祝藏族朋友新年快乐! Happy Losar! 2025-02-28 3.达赖喇嘛关于转世的最新表态 2025-03-22 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解决西藏问题的阻力是什么？如何突破瓶颈？站在不同立场，答案截然不同。 4.中国同意印度香客赴西藏朝圣 2025-05-01 有专家呼吁，中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双边宗教交流，为中国佛教徒赴印度朝圣提供制度性便利。 5.后达赖喇嘛时代：西藏问题何去何从？ 2025-06-10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圆寂，并不意味着西藏问题的终结，而是新阶段的开始。这将是一场从“人格化象征”向“制度化治理”、从“宗教焦点”向“认同重构”的深刻过渡。...
文章推介
中国已建成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于2013年首次提出的传播学概念和理论。狭义的周边传播上特指主权国家与相邻国家或地区边境线两侧的信息传播，广义上则涵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所有相邻主体间的传播现象。 2021年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截至2025年10月8日，中国已成立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其中研究院12个、研究中心4个、工作坊1个）。 这些研究中心以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为指导，强调中国本土传播学理论探索。相关研究涵盖国际传播、文化经济等综合性领域，同时通过案例库与数字技术强化实践支撑。 地域分布上，现有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呈现“边境集中+全国联动”特征，云南、新疆、广西、内蒙古等边境省份依托地缘优势聚焦区域特色传播，北京及东南沿海高校则构建理论协调网络，共同形成服务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边疆治理、区域国际合作）的学术共同体，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导向。 相关阅读：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美国孔子学院已几乎全军覆没，可中国人并不了解
文/叶智茵 根据孔子学院官网介绍，“孔子学院旨在促进中文传播，加深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推动中外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增进国际理解。是所有合作方秉承‘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原则共同设立的非营利教育项目。“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2023年5月2日发布的报告，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在2017年达到峰值，约有118所。 根据美国政府问责署（GAO）2023年10月30日发布的报告，截至2023年，美国高校中的孔子学院数量已从2019年的约100所减少到不到5所。 然而，美国国家学者协会（NAS）在2023年6月20日的报告中指出，美国目前共有10所孔子学院正在运营。 这两份报告的数据存在些微差异，可能是由于统计时间或定义标准不同所致。概而言之，当前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约在5至10所之间或者更少。 问题是中国人对孔子学院的命运并不了解。近日笔者盲审的一份新闻与传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还建议要进一步发挥孔子学院的作用。
张维为，高度符号化的争议型学者
文/DeepSeek 在当代中国纷繁复杂的舆论图景中，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名字。他远非一个形象单一的学者，而是一个高度符号化的人物，其公众形象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深刻分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碰撞。理解张维为在中国网民眼中的形象，本质上是剖析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的一把钥匙。 一、定位：体制标杆与民间撕裂点 张维为的身份核心是体制内主流话语体系的标杆性阐释者。作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他拥有顶级官方平台的持续赋能，其声音覆盖广度远超普通学者。他系统性地阐述“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批判西方话语霸权、呼吁“中国人，你要自信”，其论述框架与国家主流叙事高度契合，成为官方对外讲述“中国故事”、对内凝聚共识的重要话语资源之一。 然而，正是这种鲜明的立场和巨大的声量，使其在民间舆论场中成为了一个尖锐的撕裂点。网民对其评价呈现极端对立，几乎难寻中间地带： 二、争议核心：方法论、角色与叙事之争 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源于网民在几个根本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三、辩证审视：影响力、局限性与时代必然 对张维为现象的观察，离不开几个辩证事实： 结论：一面映照社会裂痕的镜像 综上所述，张维为在中国网民眼中，早已超越了个体学者的范畴。他是一个承载着多重矛盾与期待的镜像符号： 围绕张维为的激烈争论，其意义远超出对其个人观点或学术水平的评判。这种分歧本身，正是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心态复杂性与舆论场域激烈动荡的关键入口。
中美关税战：如何破局？第三方斡旋与直接对话相结合
文 / 毕研韬 一、关税数字升高的背后，不只是经济问题 2025年春，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已高达245%。这个数字的意义早已超出经济范畴，变成了某种“政治宣言”。对美国政界来说，对华强硬已变成了选举语言的一部分；对中国来说，这种高关税是一种霸权压制，是关乎国家尊严的大事。这就使双方都骑虎难下。谁先走第一步，很可能被国内外舆论视为“软弱”或“投降”。于是，谈判变得极为困难。 二、引入第三方：创造一个“台阶”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第三方调解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欧盟、新加坡、瑞士这样的国家或组织，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可以在中美之间搭建一个中立的沟通平台。 第三方的作用，不只是协调技术细节，更重要的是为双方提供“下台阶”的理由。例如，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发展援助等议题下重新谈合作，就能让关税问题从“对抗”变成“协调”。这是一种“借题发挥”的技巧，让双方避免正面碰撞。 三、不能只靠中间人：直接对话才有实效 当然，单靠第三方还不够。如果两国始终拒绝面对面沟通，真正的政策调整就没法实现。 中国可以推动恢复中美之间的高层经贸对话，比如设立“关税缓冲窗口”或者“贸易试验区”；美国可以通过任命特使等方式，跳过国内复杂的政治争议，进入更务实的沟通轨道。 最关键的是：用技术性语言来处理政治性分歧，让对话变得“不那么政治”，从而恢复信任。...
一线教师“保命法则”
文/石敢当 当下，中国自媒体平台涌现大量短视频，不约而同地传播着一线教师的“保命法则”。其内容高度相似，核心要义可概括如下： 这些充满隐喻的“法则”，折射出部分教师在高压环境下的自保心态，而家长投诉被视为加剧教育生态恶化的重要因素。 现实中，一旦教师被投诉，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往往站在家长一边，使教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这种现象在中小学尤为普遍。大学环境虽近年有所改善，但教师群体内部普遍存在高度的“自律”，其缘由不言自明。 长此以往，最直接的受害者无疑是学生，最终可能导致教育生态中多方共输的局面。
实修：从知道到证到，你走到哪一步了？
实修是指在宗教、哲学或灵性传统中，通过具体的实践方法（如冥想、持咒、禅定、持戒、内观等）进行身心修炼，以达成内在转化、觉悟或超越世俗目标的过程，进而验证教义或真理。 一、实修的核心特点 1.实践性 实修不是单纯学习理论，而是通过具体方法（如打坐、诵经、瑜伽、祈祷等）进行系统性训练，将抽象理念转化为身心体验。 2.内在转化 修行常为净化心性、突破执着、提升觉知或开发潜能。例如佛教的“明心见性”、道家的“炼精化气”、儒家的“克己复礼”，均需通过实修达成。 3.次第与体系 多数修行有明确的修持次第（如“戒定慧”三学），需循序渐进，配合导师指导，避免盲目修行。 4.实证与体悟 强调通过亲身体验验证教义，如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或在科学化实修中，通过身心变化感知能量（如气脉、明点）。 二、常见实修形式 佛教：禅修、念佛、拜忏、经行、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