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脱钩
欧盟出手：中国企业正被挤出关键领域
一套新的规则正在成形，中国企业正逐步被挡在欧洲关键技术与工程项目之外。 文/毕研韬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欧盟对外经济与科技合作总体保持开放姿态，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广泛参与欧洲市场与科研网络。然而，近两年欧盟在科研、产业与基础设施等多个层面持续调整规则，对中国的参与空间进行结构性收紧。这一变化并非单一政策所致，而是通过不同制度工具叠加形成的一种系统性趋势。 三项关键机制：科研、产业与工程的制度收紧 当前欧盟针对关键领域的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欧盟旗舰科研计划“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该计划覆盖2021年至2027年，总预算约955亿欧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科研资助体系之一，涉及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与创新转化等多个环节。 其次，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工业加速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IAA）。该法案主要面向新能源、电池、储能、电网设备等战略性产业，目标是提升欧洲本土制造能力，减少对外依赖。 第三，是围绕关键基础设施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安全与监管机制，涵盖5G通信网络、电力系统、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关键数据系统。这一部分并非单一立法，而是通过外资审查、供应链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政策等多项措施共同构成。 这三类机制分别对应科研合作、产业发展与工程实施三个层面，共同构成当前欧盟对外经济技术政策调整的基本框架,都深度影响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发展空间。 科研领域：从开放网络到“选择性合作” 在“地平线欧洲”框架下，欧盟对外合作采取“关联国”与“非关联国”的分层机制。中国并未获得类似部分欧洲国家那样的“完全关联”地位，其参与需逐项审批。 更为关键的是，欧盟在该计划中引入了明确的“敏感技术”划分，对部分领域实行限制性准入。这些领域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与先进计算、量子技术以及通信网络等。 在这些方向上，中国科研机构往往难以参与核心项目，尤其是在涉及关键技术路径与数据资源的项目中，排除性更为明显。相对而言，在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农业等公共性较强领域，合作仍然存在，但通常局限于非核心环节。 这一变化意味着，科研合作正在从以学术开放为基础的网络结构，转向以安全与竞争为导向的分层结构。知识流动不再完全依赖学术共同体内部规则，而日益受到政策边界的约束。 产业与能源项目：制度构建中的“预期性限制” “工业加速法案”目前仍处于立法进程之中，但其政策方向已较为明确。 该法案重点针对新能源与工业制造领域，提出一系列可能影响外部企业参与的制度安排，包括： 一是强化本地化要求，例如在生产、供应链布局及就业方面提高欧盟本土占比； 二是在公共采购中设置倾向性规则，优先支持欧洲企业； 三是引入附加审查机制，对来自特定国家的企业进行更严格评估。...
文章推介
达赖喇嘛办公室声明：达赖喇嘛从未与爱泼斯坦会面
2026年2月8日，达赖喇嘛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近日有部分媒体报道及社交媒体帖文，试图将“爱泼斯坦档案”与尊者达赖喇嘛联系在一起。 我们可以明确无误地确认，尊者达赖喇嘛从未与杰弗里·爱泼斯坦会面，也从未授权任何人代表尊者与其进行任何形式的会面或互动。 2026年2月8日 （以上为声明全文） 近期部分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档案”至少150次提及达赖喇嘛。
别相信大学排名，中国高校都是“纸老虎”
当排名成为唯一刻度，大学就只剩下“纸老虎”的影子。 文/林叙衡 一、争议的起点：排名真的等于实力吗？ 近期，一家美国主流媒体发表评论文章，提出一个颇具冲击力的判断：中国高校在全球排名中的快速上升，并不必然等于真实的学术实力提升。标题虽尖锐，但其核心问题其实并不新鲜——大学排名是否能够真实反映一所大学的综合能力？ 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多所高校在国际榜单中名次显著提升。这一现象主要得益于科研论文数量、引用率、国际合作比例和科研投入规模的大幅增长。在高度量化的评价体系中，这些指标可以迅速推动排名上升。 但评论者认为，排名指标本身存在结构偏向。它们更容易衡量数量，而难以评估原创思想、学术传统、制度弹性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成熟度。由此形成一种可能的错位：数据上升，未必等于思想突破。 二、数量增长与原创能力的区分 当前国际排名体系普遍依赖可量化指标。例如论文产出、被引频次、国际合作网络和科研经费规模。这些指标的确反映科研活跃度，却无法直接衡量理论原创性和思想引领能力。 评论文章的核心担忧在于：如果高校围绕这些指标进行资源配置，可能形成“数量驱动型发展模式”。短期内排名上升，但长期创新生态是否同步成熟，则存在不确定性。 必须指出，中国高校在科研基础设施、人才引进和资金投入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不在于进步是否真实，而在于排名是否足以代表全部实力。排名提供的是一个维度，而非全景图。 三、排名机制的结构漏洞 进一步看，大学排名本身具有显著差异。不同榜单权重不同，有的强调论文引用，有的强调声誉调查，有的强调国际化比例。这意味着高校可以根据自身优势选择更有利的评价体系参与。...
【来函】传者无界：在信息破壁中重塑全球对话
文/唐玥宸 在信息全球化与算法技术深度扩张的历史关口，《无界传播》应运而生。作为一个立足亚太、面向世界的传播学实验平台，它致力于打破地域、文化等隐形壁垒，构建一个开放多元的全球信息生态，推动跨文化理解与跨文明对话。这不仅是对新闻传播技术演进的回应，更是对认知自由与传播伦理的实践探索。 天下国家，世界共享：跨越疆界的传播使命 技术的进步并未自动消解信息不对称，反而在算法偏见与认知惯性驱动下，塑造出更隐蔽而坚固的“数字边界”。作为一名华人文化背景的传播学者，我深切体会到地缘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复杂性。也正因此，我得以从一个跨文化交汇的独特视角，重新思考“无界传播”的深刻内涵。 传播不应被困于国家疆界之内，更不该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我们提倡的“天下国家”理念，是对国家中心主义的一种温润超越。如历史学者许倬云先生所言，“天下”代表着一种普遍而共享的伦理关怀。在这个框架下，传播不再只是信息的分享，而是理解、连接与共识建构的桥梁。 所谓“传者无界”，不仅意味着跨越地理与文化的流动性，更强调传播主体在认知结构上的自我突破。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责任自觉：不是摒弃立场，而是超越对立；不是消解价值，而是拓展视野。 和而不同：自由与责任再定义 当下的数字空间极为开放，却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信息噪声、谣言扩散与认知茧房。真正的自由，不是任意妄为，而是建立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自我约束与他者关怀。正因如此，我们强调：无界不等于无序，开放必须与责任同行。 《无界传播》的创立理念，源于毕研韬教授的传播学情怀。在深度媒体化与算法规训时代，个体的思想越来越被固化的叙事模式所主导，而传播不只是信息的搬运，更是对认知结构的再生产。如果不能跳脱既有范式，那么所谓“多元”只会流于表层装饰。 因此，“传者无界”不仅是技术条件的延展，更是一种元认知的主体觉醒——在认识与被认识之间重构“我与世界”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传播伦理，也是一种公共责任：在事实与立场之间，为理解留出空间，在差异与张力之中，寻求对话的可能。 无界之路：华人传播学者的时代答卷 作为一位从事全球传播研究的华人学者，我深感当代世界的复杂与传播生态的裂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认同与他者、竞争与理解的张力之间，传播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技术革命，而是一种文明的回应机制。...
美参议院最新报告：中国正在改写全球信息传播规则
报告指出，全球竞争的关键，正在从技术与贸易，转向对“认知规则”的争夺，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文/毕研韬 一、一个明确信号：信息体系已进入大国竞争核心 2026年3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发布报告The Price of Retreat 2.0: Undermining America’s Economic Edge...
毕研韬警示：国际传播的首要目标不再是争取认同
文/唐摩崖 1月20日，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大模型赋能国际传播论坛”在该校赛罕校区顺利举行，论坛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芸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邓秀军、中国应急管理学会舆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学刚、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毕研韬受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毕研韬的发言题目是“大变局时代国际传播学者的使命”。他指出，从学科本质看，传播学是一门具有高度现实导向的应用学科，其问题意识源自战争、竞选政治与社会治理等具体实践场景。然而，在中国学术语境下，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已逐步演变为一个以理论自洽为核心的研究领域，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性逐渐减弱，学科对复杂国际环境的解释力和干预力也随之下降。 毕研韬提出，在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国际传播亟需回归其应用理性。国际传播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单向的对外信息输出，也不应仅停留在概念化、规范化的理论探讨层面，而应成为连接现实约束、认知结构与政策判断的重要解释机制，发挥认知校准的功能。 他进一步指出，国际传播是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的一体化运作。对内传播在帮助社会理解真实外部环境、修正想象性叙事、防止基于错误认知做出判断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忽视对内传播，容易导致国际传播陷入“沟通越多，隔阂越大”的结构性困境（学界称之为“不可沟通性”）。 在论述国际传播的核心责任时，毕研韬指出，在高度相互依赖却普遍缺乏互信的国际体系中，最大的系统性风险并非分歧本身，而是由错误认知驱动的决策失误。国际传播在此意义上应被视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其首要目标并非争取认同，而是确保国家行为被理解为在现实条件下“本来是什么”，而非被情绪化、道德化的叙事所扭曲。 毕研韬同时强调，国际传播还肩负着维持跨文明跨制度可沟通性的责任。分歧可以存在，但沟通结构不能崩塌；争论可以持续，但解释机制必须加强。国际传播的底线是降低误判发生的概率，防止世界滑向彼此不可理解的状态。 毕教授认为，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信息生产与分发、信息严重超载背景下，国际传播研究需要在技术应用与专业规范之间保持平衡，通过强化证据意识、专业克制与判断边界，为复杂国际环境中的公共认知提供稳定支撑。 内蒙古日报社副总编辑白春、实践杂志社总编室主任赵双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国际部主任宝力格、内蒙古日报社草原云全媒体传播指挥中心副主任刘春等来自业界的代表先后发言，分享了各自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思考。 论坛从时代变革与学科责任的交汇点出发，为“真相崩塌”时代国际传播研究的方向调整与实践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