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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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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一颗杨梅,引爆中国水果行业的信任危机

2026年5月,福建漳州杨梅“泡药”事件持续发酵,连累其它软皮水果市场。 许怀安 供稿  2026年5月19日发布 媒体曝光显示,部分收购点违规使用脱氢乙酸钠等禁止用于鲜果的防腐剂,并添加来源不明的高倍甜味剂浸泡杨梅,以延长保鲜期、改善口感和外观。事件迅速冲上热搜,全国多地批发市场紧急下架相关产品,电商订单骤减,价格暴跌,杨梅产业遭遇重创。 更值得警惕的,并不是一地一果的市场波动,而是整个中国水果产业由此暴露出的系统性信任危机。消费者真正担心的,并不是“杨梅有没有问题”,而是“如果杨梅可以泡药,还有多少水果也在被化学改造?” 一场看似偶然的风波,为何会迅速失控? 杨梅本身,是一种极端依赖时效的水果。它表皮脆弱、含水量高、保鲜周期极短,常温环境下往往一两天便会腐烂变质。对于大量依赖跨区域销售的产区而言,运输损耗一直是行业痛点。在这种现实压力下,一些收购商开始通过违规添加防腐剂、甜味剂等方式延长货架期,提高卖相与甜度。 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并非个别人的“临时起意”,而是长期产业压力下形成的灰色生存逻辑。 在许多水果产区,种植主体高度分散,小农户、小收购点、小加工链条大量存在。产业组织化程度低,冷链仓储能力不足,标准化体系缺失。在激烈价格竞争下,合规经营的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而违规操作却能明显降低损耗、提升售价。于是,“别人都这样做,不这样就卖不出去”,逐渐演变成某些环节默认的潜规则。 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个体失范,而是违规开始被结构性合理化。 中国水果产业,正在遭遇“信任赤字” 这次事件之所以迅速外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公众对食品安全本就高度敏感。 过去多年,从农残超标、催熟争议,到“进口水果”标签造假,再到各种添加剂风波,消费者对食品产业的信任早已被持续透支。很多人虽然仍在消费,但心理上始终存在隐性的“不安全感”。 因此,当杨梅事件曝光后,公众并不会将其孤立理解为单一案例,而会迅速产生“类推效应”:“杨梅能泡药,荔枝会不会也有问题?”“草莓、桑葚、樱桃是不是也一样?”“那些特别甜、特别漂亮的水果,到底是不是天然的?”于是,恐慌开始从杨梅扩散到整个软皮水果市场。 这种传播机制,本质上属于典型的“风险社会连锁反应”。在信息高度互联的时代,一次局部失信,很容易被公众重新编码为整个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而食品行业最脆弱的地方,恰恰在于消费者无法自行验证安全性。 普通消费者可以看出水果新不新鲜,却很难通过肉眼判断其是否已经过违规处理。当公众缺乏检测能力时,只能依赖制度信任,而一旦制度信任受损,整个市场便会迅速进入“怀疑状态”。 “颜值崇拜”,正在反向塑造产业行为 此次事件还有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部分消费需求本身,也在推动行业异化。 过去十多年,中国水果消费逐渐形成一种明显趋势——越来越强调“完美化”。消费者习惯于选择颜色鲜艳的、个头整齐的、极度甜化的、外表几乎没有瑕疵的。 天然水果原本存在酸甜差异、成熟不均、表皮损伤等自然属性,但市场却越来越难容忍“不完美”。这种审美逻辑,最终会反向塑造生产逻辑。因为真正自然成熟的水果,往往不可能做到“颗颗完美”,而化学处理后的水果,却更容易呈现高度一致的“工业化美感”。 某种意义上,消费者一边反感“科技水果”,一边又在用消费偏好奖励“过度加工”。这也是现代食品产业中的一个深层悖论。 更深层的问题:监管为何总是慢半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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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北美

王爱琳案件:给海外华人的警示

在地缘博弈加剧背景下,跨国背景意味着更高的社会责任与政治风险。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6日 王爱琳(Eileen Wang)是美国加州阿卡迪亚市华裔政治人物,曾担任该市市议员和市长,并参与华人社区活动以及华文媒体运营。 2026年5月11日,美国司法部门指控她涉嫌未依法披露与外国政府有关的活动,并涉及外国代理问题。王爱琳已同意认罪协议,如罪名成立,最高面临十年监禁。 目前案件仍处于司法程序之中,最终结果有待法院裁定。 无论案件最终如何了结,它已经引发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海外华人参与政治事务、社区活动和媒体传播,正在面临怎样的新风险? 一、海外华人参与政治面临新风险 从历史看,海外华人的发展过程是不断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 过去,许多华人主要关注经济发展、教育提升和社区建设。随着社会地位提高,越来越多华人开始参与地方政治,进入公共事务领域。 这种参与本身,是民主社会多元化的重要体现。任何社会群体都有权通过合法方式表达诉求,参与公共治理。...

亚洲

国际社会正在重新定义中国

当国际社会关注的已不再只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国规则”时,中国的国际身份就从“经济大国”转向“制度性力量”。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0日发布 China is the only competitor with both the intent...

亚洲传播学

朱德的宣传思想

毕研韬 朱德一贯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看待宣传工作。1938年初,他在其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把战争分成五部分(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这已是典型的总体战概念。朱德把政治列为战争的首要因素,并提出每个游击队员都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在西方,政治作战概念是由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于1948年系统化提出的。 1940年7月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宣传思想[。此报告中有两点值得今天特别重视。一是他提出了“宣传家”概念。他说,“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这种认识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确立的。二是他识别出敌人在宣传时所采用的本土化策略,譬如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来画“日本救中国”的宣传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德与毛泽东等指示部队要加强对反共军队的宣传工作,指出:“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他们要求:“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辞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虽然 “十分之七靠宣传”并非量化的特指,但这种表述在中共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2 年7 月10 日,朱德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可见朱德深知及时准确掌握传播生态的重要性,并亲自为此精心谋划。

传播学

理解世界的七把钥匙:现代人应具备的认知素养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7日 今天,人类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 打开手机,世界各地的新闻扑面而来;社交媒体上,各种观点此起彼伏;人工智能又进一步降低了信息获取的门槛。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人误以为,只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就能够理解世界。 事实上,问题恰恰相反:接触的信息越多,可能离事实与真相越远。 当信息越来越丰富时,真正稀缺的往往不是信息,而是理解信息的能力。 国际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球舆论空间不断重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公众需要的不仅是知识积累,更需要一套理解世界的认知框架。 如果要构建一个面向大众的“国际认知启蒙”体系,那么至少应包括以下七个维度。 一、区分事实、观点与解释 许多人接触国际新闻时,习惯把看到的内容直接当作事实。实际上,我们接触到的信息通常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层是事实;第二层是对事实的解释;第三层是基于解释形成的观点。 例如,同一个国际事件,不同媒体报道的事实可能大体一致,但解释方式却截然不同,最终形成完全不同的舆论效果。 因此,国际认知启蒙的第一步,就是培养事实识别能力。一个成熟的信息接受者,不仅要知道发生了什么,还要能够辨别哪些属于事实,哪些属于推测,哪些属于价值判断。这是独立思考的起点。...

亚洲

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媒体《京师学人》“自主注销”

一个校园媒体的消失,本不应成为国际议题,但当其被置于全球信息治理与传播安全化语境中,便不再只是个案,而成为观察中国传播秩序演变的一个切口。 文/石敢当 从校园副刊到公共表达平台 《京师学人》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校报体系,长期由学生团队运营,最初定位为校内副刊。随着数字平台的发展,其传播重心逐步转向微信公众号,内容形态也发生明显变化:从以校园新闻为主,逐渐扩展至学术议题、社会观察乃至公共评论。 这种演变并非孤例。在不同国家的高校体系中,学生媒体通常既是新闻实践的训练平台,也是青年参与公共讨论的重要入口。《京师学人》的特殊性在于,其议题不断外溢,逐渐突破校园边界,进入更广泛的社会议题空间。这使其在事实上具备了一定的“准公共媒体”属性,尽管其制度身份仍然属于校内组织。 “自主注销”的制度语境 根据公开信息,《京师学人》在经历多年内容调整与运营收缩后,于2026年以“自主注销”的形式停止运营。从表述上看,“自主注销”强调的是组织行为,但在现实语境中,这一选择往往嵌入于更宏观的制度环境之中。 近年来,中国高校新媒体经历了一轮较为明显的整合与规范化过程,大量学生组织的账号被清理或合并,校园传播逐步回归更加清晰的管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媒体普遍面临三方面变化:内容边界趋于明确、组织责任向上集中、表达风险逐渐显性化。 当这些因素叠加时,依赖相对弹性空间运作的学生媒体,其生存条件会发生结构性改变。《京师学人》的退出,可以被视为这一变化在具体个案中的体现。 外媒为何关注这一事件 包括BBC、《德国之声》在内的一些国际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其关注点并不局限于一个校园账号的消失,而是将其置于更宏观的叙事框架之中。 从外部视角看,这一事件通常被解读为中国青年表达空间变化、高校舆论生态调整以及信息治理逻辑强化的体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解读本身具有一定的框架依赖性。外媒往往将个案纳入既有认知结构,从而强化其对中国信息环境的整体判断。...

传播学

《南海传播》在海南创刊,公开发行

文/毕研韬 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海岸生活》期刊更名为《南海传播》,新编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为CN46-1093/G0。 《南海传播》由海南日报社主管主办,为国际传播类专业期刊,以季刊形式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根据相关报道,该刊并非局限于南海议题传播,而会关注更广泛的国际传播前沿课题。 据悉,这是目前海南唯一一份公开发行的新闻传播类专业期刊。 在建设自贸港背景下,海南已成为我国国际传播的前沿基地和露天试验场,祈望《南海传播》能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提供理论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