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风险”成为政策共识的背景下,德国对华投资却同比增长超50%。这一现象在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之间形成了张力,成为近期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文/毕研韬 一、数据与口径:一项“显著增长”的形成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IW)等机构发布的数据,2025年德国对华新增直接投资约为70亿欧元,较2024年的约45亿欧元增长约50%。这一增幅不仅明显高于过去数年的平均水平,也使2025年成为近年来德国对华投资最为活跃的年份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增长”指的是年度新增投资(即流量),而非累计投资规模(存量)。不同机构在具体数值上存在小幅差异,但对“显著增长”的判断基本一致。 二、结构变化:从资本输入到利润再投资 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新增投资中,相当部分来自德国企业在华子公司的利润再投资。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分析,近年来德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再投资收益所占比重持续上升。这意味着,德国企业在华业务已由早期的资本投入阶段,逐步转向以本地盈利支持扩张的阶段。换言之,中国市场在部分德资企业体系中,已成为可以独立运转的利润中心。 三、投资逻辑转变:从“进入市场”到“在地运营” 与此同时,企业投资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以汽车、化工和机械制造为代表的行业,正逐步强化“在中国,为中国”的运营模式。这一模式强调本地生产、本地研发以及服务本地市场,其直接动因之一,是应对全球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外部冲击。 近年来,包括美国贸易政策调整、技术出口限制以及供应链安全议题升温在内的一系列变化,使跨区域经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将部分关键环节“本地化”,成为跨国企业降低风险的一种现实选择。 四、驱动因素:多重机制的叠加 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企业忽视风险,反而体现出风险管理方式的调整。从公开研究来看,所谓“去风险”,在企业层面并未简单表现为资本撤出,而更多转化为区域内再配置。 正如欧盟委员会在相关文件中所强调的,“去风险”并不等同于“脱钩”(decoupling),其目标是降低单一依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在这一政策语境下,企业更倾向于在关键市场内部建立更完整的运营体系,以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从更具体层面看,这一投资增长至少由三类因素共同驱动:一是中国市场规模与产业体系所提供的基础吸引力;二是全球贸易与政策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外部压力;三是企业在多区域之间进行风险分散与资源再配置的现实需要。 五、舆论分化:三种解释路径 围绕德国对华投资增长,国际舆论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解释路径。 第一种观点强调市场因素,认为中国市场规模与产业体系具有吸引力,投资增长反映了企业对其长期潜力的认可。这一解释在部分商界报告中较为常见。 第二种观点则更为谨慎,认为德国企业在供应链与市场层面对中国存在较强依赖,投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路径依赖的延续。这一看法在部分政策研究机构与媒体评论中有所体现。 相较之下,越来越多分析倾向于第三种解释,即将这一现象理解为风险与资源的再配置结果。在这一框架中,企业在多重不确定性条件下,对不同区域的生产、供应链与市场功能进行重新分配。中国之所以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更多投资,部分原因在于其产业体系完整、市场规模稳定,以及在特定领域具备较高的运行可预期性。 六、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一组值得关注的张力 从更宏观角度看,这一趋势反映出政策话语与企业行为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政策层面强调的是系统性安全与风险分散,而企业层面则更关注具体运营中的成本、效率与可控性。在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两种逻辑并不必然一致,也不构成简单对立。 在全球经济秩序持续调整、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双边经贸关系更需要从长期视角加以审视。无论政策环境如何变化,企业与市场之间的联系已具有相当深度,因此有必要以理性、审慎的方式对待双边经贸往来,保持基本的稳定与可预期性,推动形成更具持续性的合作格局。这是我个人的真诚愿望。
2026-04-15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国会的一份报告,正在重构美国对“影响力行动”的界定,而中国已成为这一框架中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一、低可见度报告:存在但未公开发布 近期,一份由美国国务院提交至国会的政策报告引发政策圈关注。该报告题为“Countering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反制外国信息操控与干预)。尽管未通过官方渠道公开发布,也未配套新闻发布会,但已有媒体披露其部分内容。 根据相关报道,报告将中国置于重点分析对象之一,并围绕“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展开分析。这种“提交但不发布”的状态,意味着其主要功能并非面向公众传播,而是服务于国会与政策体系内部决策。这种低可见度处理方式,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并不常见,具有一定指向性。 “影响力行动”是指通过整合信息内容、传播渠道与社会网络,在较长时间内塑造特定受众的认知结构、情绪取向与行为选择的系统性行动,其核心在于改变“如何理解世界”的框架。它包括合法、灰色和非法三种手段,跨越传播、政治与安全领域,并正从战争中的辅助工具演变为常态化的战略竞争方式。...
2026-03-31By Lin Zhaoyuan In China, the academic reputation of universities no longer...
2025-07-30文/毕研韬 一、特朗普关税战的真实目的 特朗普可能希望通过加征关税制造经济压力,迫使对手在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多个领域让步,从而达成对美国有利的一揽子协议。这种策略体现的是“极限施压”谈判风格。 他的愿望只能部分实现,且代价高昂,长期效果存疑。与部分国家可能会达成协议,但与中国等国的“结构性问题”难以取得根本性突破,反而引发长期博弈和反制。再者,全球产业链重组对美未必有利,消费者成本上升、企业受损明显。 二、特朗普关税战:错估了什么 朗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美国的施压能力,低估了中方及其他国家的应对韧性和全球经济的复杂联动性。 特朗普认为美国是最大市场,对外国产品具决定性吸引力,因此可以单方面加税、迫使对方让步。但实际上,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也承受了关税成本,农业、制造业等板块反弹强烈。 2.低估中国的反制能力与战略耐力: 特朗普团队未能准确评估中国的经济弹性、产业替代能力和政治决策机制。例如,中方可以通过刺激内需、多元化贸易伙伴、货币政策调节等方式缓冲冲击,而不会释放屈服信号。 3..忽视全球供应链和多边贸易体系的反作用力 关税战扰乱全球价值链,美国公司如苹果、波音等也遭遇反噬。同时,单边主义政策削弱了美国在WTO、G7等多边体系中的领导力,激起盟友警惕。 4.过于简单地看待国家行为...
2025-04-18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 文/毕研韬 国际传播不是账号数量竞赛,不是稿件翻译出海,也不是互动数据堆积。一切“繁荣指标”,在成熟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意义相当有限。在地缘博弈持续激烈的今天,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是减少误解、建立信任。围绕这一目标,现提出如下30条建议,仅供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考。 一、认知与心态:校准出发点 1.先校准目标。国际传播不是为了“被看见”,而是“被理解、被信任”。曝光是表层变量,信任是结构变量。没有信任基础,声量越大,越可能被视为“噪音”乃至“渗透”。效果导向是国际传播的最高原则。 2.国际传播不是要“征服舆论”。对抗思维只会导致情绪化表达与零和叙事。真正有效的路径是解释、对话与议题嵌入——在既有国际话语结构中争取理解空间,而非试图通过压制,迫其改变立场。 3.国际传播是长期工程,而非阶段性任务。认知结构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是短期集中行动难以改变的。 4.重视国际社会的长期记忆。舆论具有累积性。一次处理失当,可能多年后仍被引用。他国往往通过选择性记忆强化自身叙事优势。 5.不要刻意迎合外部偏好。短期讨好可能换来暂时好感,但长期信任来自稳定原则与清晰立场。 二、内容与叙事:重构表达方式 6.不要把内宣材料直接翻译外发。对内表达强调动员与成绩,而对外表达需要逻辑、证据与问题回应。语言转换只是技术步骤,真正的国际传播是语境转换与意义对接——用对方理解的概念,解释我们的制度与政策。 7.重视“小切口叙事”。宏大的概念难以进入他者认知,而具体的人、物、细节,能够承载复杂的主题。与其讲述“辉煌成就”,不如呈现“一个家庭的变化”“一项技术的由来”“一座城市的日常”。细节是跨越文化壁垒的通行证。...
2026-03-05当隐瞒成本高于披露成本,信息披露不再只是道德姿态,而是制度理性的体现。 文/唐摩崖 一、一次由技术失误引发的制度性关注 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在2026年艺术类本科校考中出现成绩录入错误,引发舆论关注。根据校方通报,在专业笔试中,约50名考生成绩被误录,但相关数据已完成更正,并同步启动问责程序。 从事实层面看,目前并无公开证据表明存在舞弊或制度性违规,但其影响并未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是迅速外溢至“考试公平”与“程序可信度”的讨论。这种外溢,反映的并非事件本身的严重性,而是其所触及的制度敏感区。 二、为何必须主动披露 相比失误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校方的应对方式——在成绩正式公示前主动对外披露。 这一决策可以理解为一种风险最小化选择。艺术类校考具有高度竞争性与可比性,考生之间往往通过多渠道交叉验证成绩与排名。一旦出现异常,极易在小范围内形成质疑,并迅速向外扩散。 同时,此次错误发生在三试阶段,已接近最终录取环节,任何数据偏差都具有实质性影响。在这种条件下,信息一旦进入考生群体内部流通,就已处于“半公开状态”。如果继续延迟披露,事件一旦由外部曝光,其性质将从“技术性错误”转化为“隐瞒行为”,带来更高层级的问责风险。 因此,主动披露的核心作用,在于提前界定事件属性,将其限定在“可纠正的流程问题”之内,从而避免叙事失控。 三、“临界点”的出现:隐瞒不再是低成本选项 这一事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一个正在形成的结构性变化:在高敏感领域,隐瞒往往比披露更危险。...
2026-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