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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爱孩子,就支持他/她学英语

文/毕研韬 近年,中国一些高校陆续调整专业结构,部分院校缩减甚至撤销英语等外语类专业。这一变化与两个背景密切相关:一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一些传统文科专业招生规模收缩;二是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机器翻译能力明显提升,使部分人开始质疑外语学习的必要性。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AI时代还要不要学英语”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议题。 然而,如果因此得出“英语已不再重要”的结论,显然过于简单。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也是知识体系、文化结构与认知方式的一部分。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语言能力仍然是一种基础性能力。 AI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价值 近年来,以 Google Translate、DeepL、iFLYTEK(科大讯飞)等系统为代表的神经网络翻译工具,在准确度和实时性方面都有明显进步。随着大模型的发展,机器翻译已经能够在许多日常场景中完成较为可靠的语义转换。 但机器翻译解决的主要是文本转换问题,而语言的价值远不止于此。语言中包含大量语境信息、文化隐喻和话语逻辑。机器可以翻译句子,却难以理解语境背后的文化结构。很多跨文化误解并不是词汇问题,而是认知背景不同造成的。 因此,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意义,而只是改变了语言使用的方式。未来,人们可能不再需要逐字翻译,但仍然需要理解不同文化的表达方式与思维结构。 英语仍然是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入口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英语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学术语言之一。大量国际期刊、数据库与学术会议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例如,Elsevier、Springer Nature 等大型学术出版机构出版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以英语发表。 对于希望从事科学研究、国际合作或跨国技术工作的年轻人而言,英语仍然是进入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入口。即使借助翻译软件,缺乏语言能力也很难真正参与学术讨论。学术交流不仅依赖文本理解,还包括讨论、提问、写作和表达。 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金融和跨国商业网络中,大量核心资料与技术文档同样首先以英语发布。能够直接阅读这些材料,往往意味着更早接触到新的知识与技术趋势。 语言学习本身也是认知训练 语言学习不仅是技能训练,也是认知训练。学习一门外语,需要处理词汇、语法、语境和逻辑结构,同时还需要理解不同文化中的表达方式。这种过程会训练人的记忆能力、逻辑能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 许多认知研究表明,双语或多语能力往往有助于提升认知灵活性。能够在不同语言体系之间切换的人,更容易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方式。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优势越来越体现在复杂理解、创造性表达和跨文化沟通等领域。恰恰在这些领域,语言能力依然具有基础性价值。 专业调整不等于能力失效 当前一些高校缩减英语专业,更多是教育结构调整的结果,而不是语言能力失去价值的信号。高校专业设置需要考虑就业结构、学科资源和人才需求变化,因此出现周期性调整是正常现象。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高校并没有削弱外语教育,而是将语言学习与区域研究、国际事务、商业管理等方向结合,形成跨学科培养模式。语言能力不再被视为单一专业技能,而是一种通用能力。 从社会需求看,跨文化沟通能力、国际协作能力和多语能力,在全球化环境中仍然具有明显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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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kening of the Masses: China Is Undergoing a New Great Leap in Social Cognition

If you still think the word “awakening” sounds pretentious or mystical,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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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振中掌舵:香港新闻处的结构性转型

谢振中上任标志着香港新闻处由行政附属向专业化传播节点转型。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5日 一、一次看似常规的人事更替 2026年5月5日,谢振中正式出任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处长。这一任命在程序上并不复杂:公开招聘、内部遴选、三年合约制,均符合近年来香港政府在人事安排上的制度化趋势。 从履历看,谢振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务官。他早年任职于警队公共关系体系,在高强度舆论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媒体应对经验;此后进入行政长官办公室,从事政策传讯工作,逐步进入政府传播核心层。其能力结构,更接近“危机沟通—议题管理—叙事整合”的复合型路径,而非传统行政管理序列。 如果仅从个体任命看,这是一种“跨系统选人”的专业化尝试。若将其置于更长的制度演进链条中观察,这一变化指向的并不仅仅是“谁来负责传播”,而是“传播在治理体系中的位置正在发生变化”。 二、历史惯例的松动:从政务官主导到专业岗位 长期以来,香港新闻处处长一职基本由政务官体系内部产生。这一安排的制度逻辑在于:新闻处被视为政府行政系统的一部分,其核心职责是政策发布与信息协调,而非独立的战略传播。 然而,此次由非政务官出任该职,意味着一个关键变化:新闻处的岗位属性,正在从“行政职位”向“专业职位”转化。这一变化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人事来源多元化。打破单一官僚体系内部晋升路径,使传播岗位开始向具备实战经验的专业人员开放。 其二,任期机制灵活化。三年合约制弱化了传统公务员体系中的终身序列逻辑,使岗位更具绩效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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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觉醒:中国正在经历社会认知大跃迁

如果你还觉得“觉醒”这个词太矫情、太玄乎,那可能恰恰说明你还没醒。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4日更新 2026年,从社交媒体到职场茶水间,从家庭群聊到深夜酒局,一场覆盖数亿人的认知地震正在发生。它不是官方文件里写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是鸡汤博主喊的“做更好的自己”,而是一场从骨子里外溢的、系统性的、不可逆的社会认知大跃迁。 这场跃迁没有总指挥,没有路线图,但它同时发生在六个核心维度上。 一、长出反骨:你没有资格教育我该做什么 什么叫规训?就是从小到大,有无数人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 父母说:你应该听话。老师说:你要好好学习。老板说:你应该有狼性。社会说:你应该三十岁前结婚。专家说:你应该延迟满足、应该多生孩子。 以前,这些话是金科玉律。现在,年轻人只回一个字:滚。 这不是叛逆,是祛魅。他们开始问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你凭什么教育我? “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这句话被说烂了,但真正理解它的人,是那些已经跳出轨道、正在旷野里摔跤的人。 最典型的规训反抗发生在“人生时间表”上。三十岁没结婚?以前叫“剩男剩女”,现在叫“我的事你少管”。不生孩子?以前叫“不孝有三”,现在叫“生了你养?”不买房?以前叫“没出息”,现在叫“不想背三十年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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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政府主体对乌克兰捐款排名居全球前列

中国民间对乌克兰捐款位列全球前列,这说明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并非简单同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乌克兰政府官方募捐平台UNITED24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及媒体整理结果, 2025年度中国在私人(个人)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14位,在机构(企业等非政府组织)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7位。该平台统计覆盖约140个国家和地区。 UNITED24成立于2022年5月,由乌克兰政府主导运作,面向全球个人与法人主体募捐,资金主要用于医疗支持、基础设施修复、防务及排雷等项目。上述排名仅统计通过该官方平台汇入的捐款金额,不包括各国政府之间的双边财政或军事援助,也不涵盖经红十字会等其他国际组织渠道的资金。 从统计位置看,在约140个来源国中,中国的私人捐款和机构捐款都已属于明显的“前列水平”,而非边缘或象征性参与。 这一现象至少体现三点: 第一,中国社会内部对俄乌冲突并非单一态度结构。尽管中国政府在外交层面强调政治解决与战略平衡,但在具体人道与项目捐助层面,中国部分个人和机构却都有亮眼的表现,说明其规模具有统计意义,而非个别行为。 第二,这类捐助具有主体分层特征。私人捐款排名低于机构捐款,可能说明企业或组织层面的资金动员能力更强。这可能与企业国际业务关联度、跨境责任意识以及品牌风险管理等因素有关。 第三,从国际传播层面看,这一排名客观上削弱了“整体拒绝参与”的外部刻板印象。排序位居全球前列,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参与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该排名仅限UNITED24单一平台,不等同于全球对乌援助总量格局。在国际援助整体结构中,政府间援助仍占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对这一现象的判断应严格限定在平台统计范围内。 还需要注意的是,该统计反映的是社会行为维度的参与情况,并不构成政策信号,但揭示了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的结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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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议题:中美竞争稳定化的关键试验场

基于兰德公司2025年报告《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分析 文/毕研韬 一、台湾问题在中美竞争中的定位 兰德公司在其2025年报告《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中指出,台湾是中美战略竞争中最具危险性,但也最具可管理性的议题之一。 报告认为,尽管双方在政治目标上根本对立——中国将台湾视为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美国则将台湾纳入其印太战略与民主价值体系,但在“防止危机升级、避免军事冲突”层面,仍存在可操作的稳定路径。 台湾对两国都具有结构性重要性:对中国而言,它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民族复兴的象征;对美国而言,它是印太地区的关键节点,牵涉防务同盟体系与全球科技供应链(尤其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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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24年,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增长约18倍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开数据,2012年全国高校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100余所;到2021年底,已增长至约1440所;截至2024年,这一数字达到1929所。若按2012年100所为基数测算,至2024年净增长约18.29倍,总量扩大至约19.3倍。这一扩张速度,在中国高校院系建制演变中具有显著结构意义。 一、阶段性增长轨迹:2012—2021—2024 2012年至2021年,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数量由约100余所增长至1440余所。按照100所估算,九年间总量扩大约14.4倍。这一阶段完成了由“少量建制”向“普遍建制”的转变。 2021年至2024年,数量由1440所继续增长至1929所,三年净增近500所。尽管增速较前期略有放缓,但仍保持扩张态势。到2024年,马克思主义学院已覆盖绝大多数普通本科高校,并延伸至部分高职院校。 上述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新闻发布会及权威媒体公开报道。2012年与2021年的数据见教育部官网发布内容;2024年1929所的数据见权威媒体对教育系统建设情况的报道。 二、2019年:政策转折节点 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战略定位。官方评论将这一会议视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会议之后,高校层面加快推进独立建院、师资专职化、课程体系规范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由部分高校的教学部门形态,逐步转向标准化院级建制。这一时间节点,与随后数量快速扩张在时间上高度重合。 三、2021年制度文件:结构性巩固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功能定位、组织领导、学科建设和保障机制作出系统部署。文件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纳入党委责任体系和高校考核评价体系,并强调建设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发挥示范作用。 这一制度性文件,为数量扩张提供了稳定的政策框架,也使机构建设从阶段性推进转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