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认知战”被写入情报法,改变的不仅是法律条文,更可能是整个社会看待信息传播的认知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最近,台湾执政党推动修订《国家情报工作法》,拟将“认知作战”正式纳入情报工作范畴,并赋予情报机关相应的应对权限。 许多人将此视为台湾强化安全体系的又一步。然而,从传播学和制度建设的角度看,这次修法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而是一个更深层的变化: 台湾正在将“认知战”从传播议题转变为情报议题。 这意味着,“认知战”不再只是舆论场中的一个概念,而正在被纳入情报战框架之中。 一、从传播问题到情报问题 过去几年,“认知战”已经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 从选举争议到两岸关系,从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到网络谣言,各种现象都可能被纳入“认知战”的讨论范围。 然而,无论如何定义,“认知战”本质上首先是一种传播现象。它涉及信息传播、舆论形成、认知影响、社会心理以及媒介生态等问题。 因此,过去台湾关于认知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体、教育和网络治理等领域。 此次修法却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 台湾要修改的不是媒体法、广播电视法、新闻法或者网络治理法,而是《国家情报工作法》。 这意味着台湾正在从制度层面重新界定认知战的性质。 在新的框架下,认知战不再被视为单纯的信息传播问题,而被纳入情报工作的范畴。 这种转变看似只是法律定位的变化,实际上却可能深刻影响未来台湾社会对于信息传播的理解方式。 二、情报逻辑与传播逻辑悬殊 传播工作的基本逻辑是开放。不同观点竞争,公众自主判断,社会通过持续讨论逐渐形成共识。 情报工作的基本逻辑是防御。它强调威胁识别、风险评估、来源追踪以及安全管控。 当一个问题被纳入传播框架时,人们关注的是信息内容是否真实、论证是否合理、观点是否具有说服力。 而当同一个问题被纳入情报框架时,人们更关注的是:谁在传播?背后是否存在组织?是否受到境外势力影响?是否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两种逻辑并不存在绝对的对错,但两者关注的重点完全不同。...
2026-06-12The future of Taiwan has long been the subject of two sharply...
2026-06-01目前,流亡藏人的象征体系与制度合法性来源的再配置过程仍在持续。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28日更新 引言:当下流亡藏人的权力再配置 在全球跨国流亡社群治理视野中,“流亡藏人政治体系”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既不属于主权国家政治体系,也不同于一般国际非政府组织,而是在宗教传统、身份认同与跨国社群网络三者交织基础上形成的复合型结构。 2026年的流亡藏人选举,是这一体系持续制度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节点。在达赖喇嘛政治象征功能逐步弱化背景下,制度性机制的作用正在受到更多关注。 因此,这一选举的意义不在于单一政治结果,而在于观察一个跨国流亡社群如何在象征中心逐步退场的条件下,依靠制度机制维持内部协调与组织延续能力。 一、制度结构:跨国社群的组织化治理形态 2026年流亡藏人选举仍由“藏人行政中央”(CTA)组织实施,而选举包括司政(Sikyong)选举与议会选举两部分。 司政是CTA的行政首脑,通过普选产生,承担行政协调与对外代表功能;议会由45名议员组成,按地区、宗教传统与海外社群结构分配席位。 从结构上看,该体系具有三个核心特征: 一是跨国分布性。选民分散于约30个国家与地区,缺乏统一政治空间。...
2026-04-28近日,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简称CEPS)发表文章,建议欧盟“调整”(bend)“一个中国政策”。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1日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不完全相同。 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西方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对台湾主权归属采取不同程度的模糊处理。 当美国、欧盟、日本等外部力量不断提高台湾的国际战略价值,并将台湾问题作为对华竞争的重要工具时,会不会增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紧迫感?这是我近期时常思考的问题。...
2026-07-21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到高校,从企业到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国际传播实践。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个值得警惕的误区依然存在:把国际传播简单理解为对外宣传。 这种理解看似合理,实际上却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许多国际受众并不会因为信息传递得更多而增加认同,反而可能因为感受到强烈的宣传色彩而产生抵触情绪。这正是“说服知识理论”所揭示的现象。 一、国际传播不等于对外宣传 在中国语境中,“宣传”通常是一个中性词,指传播理念、政策和信息,但在国际语境中,情况并非如此。 在英语世界中,“宣传”对应的propaganda一词长期带有明显的负面含义。对许多人来说,它往往意味着单向灌输、选择性表达、情绪操控,甚至认知控制。因此,一旦国际受众认为某种传播活动属于“宣传”,他们首先产生的往往不是兴趣,而是警惕。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内容在国内反响良好,却难以获得国际受众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内容本身,而在于传播逻辑。 许多人思考国际传播时,习惯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我想说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我要让别人知道什么? 相反,国际传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对方关心什么?对方能够理解什么?对方愿意接受什么? 如果传播活动始终围绕传播者展开,而忽视受众的认知习惯和文化背景,那么传播就很容易演变为单向输出,而这恰恰是现代受众最反感的传播方式之一。...
2026-06-06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将封关运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彰显国家制度创新与开放决心的标志性符号。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成效,不仅关乎海南的未来,也是国际社会观察中国开放进路与全球治理逻辑的重要窗口。 当前,全球地缘格局加速演变,经济体系正结构性重塑,国际社会对我国制度创新的认知已成为影响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变量。基于此,海南自贸港建设不仅要关注政治与经济维度,还应提升其制度与实践在国际社会的可接受度,努力夯实合作共赢的认知基础。 据目前观察,海南决策系统对国际传播生态的认识尚待深化。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一大挑战是处理好“海南是中国的海南”这一重大课题。如不能将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有机融合,或会制约政策红利向国际认同的有效转化,影响海南制度型开放的整体成效。 基于上述考虑,谨提出以下三条建议,供省委领导决策参考。 一、提升决策者的国际传播素养与战略传播意识 国际传播旨在向国际社会阐释发展理念、政策意图与制度优势,增进国际理解、赢得信任并促进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国际传播知识培训”。这一指示切中了要害。开展对领导干部的相关培训,是提升我省国际传播水平的必要条件,是一项无法回避的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为此,建议省委组织学习国际传播基本知识。通过学习,领导干部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国际社会的认知逻辑,从而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中兼顾国内发展需求与国际可接受性。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外部误解与政策阻力,增进国际社会的理解与信任,也有利于拓展合作机会。掌握国际传播基本知识,还能提升领导干部对人才、建议和项目的鉴别能力。 二、设立“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 为提升海南面向全球的政策解读与制度沟通能力,建议我省组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国际咨询委员会”,打造我省亟需的全球化高端智库。该委员会应从全球范围内遴选委员。委员应同时具备扎实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关系专业知识,拥有丰富的国际实践经验,能够将中国政策逻辑准确、清晰地传达给国际社会。 该委员会将监测并报告国际传播生态趋势,识别可能影响海南自贸港的关键趋势与潜在风险,并提出政策解读与应对方案。委员会将协助海南构建面向全球的制度沟通机制与合作网络,确保自贸港政策逻辑被准确理解。委员会将帮助海南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国际认知风险,提升制度型开放实践的国际认同度和影响力。 三、提高对国际传播人才的鉴别力...
2025-10-23欧盟与日本启动首次FIMI对话,标志着国际传播加速进入安全治理框架,并开始呈现跨区域协同化趋势。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4日 2026年6月3日,欧盟与日本举行首次“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IMI)对话”。 从表面看,这是一次围绕虚假信息与影响行动的政策交流机制启动,但从参与机构结构与议题组织方式来看,这一机制已明显超出一般外交沟通范畴,进入跨部门安全协同的制度轨道。 其关键不在于“是否开展合作”,而在于“由谁参与合作、如何定义问题”。 一、问题定义的变化:从传播议题转向安全议题 FIMI(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再定义属性。它将原本属于国际传播、公共外交与媒体研究范畴的议题,重新归类为“外国行为体的信息操纵与干预”。...
2026-0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