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情报委员会
“日本版CIA”即将诞生：东京迈出关键一步
2026年5月27日，日本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批准建立新的国家情报统筹体系。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日本将设立“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与“国家情报局”（National Intelligence Bureau）。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尽管其规模和权限尚无法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相类比，但日本媒体与国际舆论已将其称为“日本版CIA”。 这一变化，并不只是一次普通的行政改革。它意味着，日本正在从长期以来相对分散、克制的情报体系，逐步走向一个更集中、更主动、更安全化的国家治理模式。 一、日本为何突然强化情报体系？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情报弱国”。 二战结束后，日本受到和平宪法与战后体制约束，在军事与情报领域始终保持谨慎。日本虽然拥有国家警察厅、公共安全调查厅、防卫省情报部门、外务省国际情报系统等多个机构，但这些部门长期各自运作，缺乏类似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或中央情报局（CIA）那样的中央统筹机构。 这种结构，在冷战后尚可维持，但进入近年后，日本安全界越来越认为，原有体系已经无法应对新的国际环境。 原因非常现实。 首先，是中国崛起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日本战略界越来越担忧台海局势、东海问题、网络安全以及所谓“灰色地带冲突”。与此同时，朝鲜导弹问题、俄乌战争以及全球情报战升级，也进一步强化了东京的危机感。 其次，是全球“认知安全化”趋势正在加速。过去，国家安全主要聚焦军事与领土。如今，网络攻击、信息操控、舆论影响、技术渗透、人工智能、供应链安全，正越来越被视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认为，仅靠传统行政体系已难以应对复杂的新型风险。 因此，日本开始推动一种更接近美国模式的国家安全架构。 二、“日本版CIA”到底是什么？ 此次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一个由首相官邸主导的中央情报协调体系。 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将负责国家安全情报统筹、外国情报分析、反间谍与反干预协调、网络安全战略、对外情报合作以及国家级风险评估。 “国家情报局”则更偏执行与协调职能，负责跨部门整合信息。 这意味着，日本将逐步摆脱过去“各部门各自为战”的模式。...
文章推介
中国非政府主体对乌克兰捐款排名居全球前列
中国民间对乌克兰捐款位列全球前列，这说明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并非简单同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根据乌克兰政府官方募捐平台UNITED24公布的年度统计数据及媒体整理结果， 2025年度中国在私人（个人）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14位，在机构（企业等非政府组织）捐款来源国中位列第7位。该平台统计覆盖约140个国家和地区。 UNITED24成立于2022年5月，由乌克兰政府主导运作，面向全球个人与法人主体募捐，资金主要用于医疗支持、基础设施修复、防务及排雷等项目。上述排名仅统计通过该官方平台汇入的捐款金额，不包括各国政府之间的双边财政或军事援助，也不涵盖经红十字会等其他国际组织渠道的资金。 从统计位置看，在约140个来源国中，中国的私人捐款和机构捐款都已属于明显的“前列水平”，而非边缘或象征性参与。 这一现象至少体现三点： 第一，中国社会内部对俄乌冲突并非单一态度结构。尽管中国政府在外交层面强调政治解决与战略平衡，但在具体人道与项目捐助层面，中国部分个人和机构却都有亮眼的表现，说明其规模具有统计意义，而非个别行为。 第二，这类捐助具有主体分层特征。私人捐款排名低于机构捐款，可能说明企业或组织层面的资金动员能力更强。这可能与企业国际业务关联度、跨境责任意识以及品牌风险管理等因素有关。 第三，从国际传播层面看，这一排名客观上削弱了“整体拒绝参与”的外部刻板印象。排序位居全球前列，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参与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该排名仅限UNITED24单一平台，不等同于全球对乌援助总量格局。在国际援助整体结构中，政府间援助仍占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对这一现象的判断应严格限定在平台统计范围内。 还需要注意的是，该统计反映的是社会行为维度的参与情况，并不构成政策信号，但揭示了国家立场与社会行动之间的结构差异。
“两岸开战不可避免”，马英九真说过这话？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马英九说过这话。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在中文舆论场中反复出现一种说法：马英九在接受韩国《朝鲜日报》采访时称，“两岸开战不可避免”。这一表述被频繁引用，用以证明台海冲突的“必然性”，甚至成为部分讨论中的前提性判断。然而，马英九真说过这句话吗？ 一、从“广泛流传”到“可被核查” 在信息高度密集的传播环境中，“很多媒体都在说”常常被等同于“事实已经成立”，但在新闻与学术规范中，一项基本原则始终成立：判断是否真实，不取决于传播规模，而取决于是否存在可核验的原始来源。 基于这一原则，笔者对相关说法进行回溯，发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几乎所有中文媒体报道都指向同一来源表述——“韩国《朝鲜日报》采访”，但报道并未提供原始采访链接、原文截图或可查的韩文文本。报道之间高度同质，呈现明显的转引特征，却难以看到独立核实的痕迹。 二、《朝鲜日报》原始报道是否存在？ 围绕“2023年6月马英九接受《朝鲜日报》采访”这一说法，进行针对性检索后，目前可以确认的是： 第一，在《朝鲜日报》官方网站及其可检索的韩文、英文内容中，未能找到对应采访全文或相关报道。 第二，在国际主流新闻数据库、通讯社资料以及其他韩国主流媒体（如《中央日报》《东亚日报》）中，也未发现交叉引用或转载该采访的记录。 第三，现有中文报道中所引述的所谓“原话”，无法回溯到任何可验证的一手文本。 换言之，截至目前，这则被反复提及的“韩媒采访”，在公开可核查层面并不存在可靠的原始证据链。...
特朗普要关闭VOA等联邦对外媒体
文/毕研韬 当地时间3月14日（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决定削减7个联邦政府机构，包括美国全球新闻署（UASGM）。 USAGM负责运营和支持美国国际广播网络，包括美国之音（VOA）、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自由亚洲电台（RFA）、中东广播网（MBN）和古巴广播办公室（OCB）等。 3月15日（周六），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其他兄弟媒体的数百名记者和其他雇员收到电子邮件，通知他们将被禁止进入办公室，交出记者证、商务电话和其他设备。 此举遭到新闻自由机构与人士的批评。作为传播学教授，我曾发表数篇关于VOA、RFA的评论文章，并将密切关注VOA等媒体的命运。
全民觉醒：中国正在经历社会认知大跃迁
如果你还觉得“觉醒”这个词太矫情、太玄乎，那可能恰恰说明你还没醒。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4日更新 2026年，从社交媒体到职场茶水间，从家庭群聊到深夜酒局，一场覆盖数亿人的认知地震正在发生。它不是官方文件里写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是鸡汤博主喊的“做更好的自己”，而是一场从骨子里外溢的、系统性的、不可逆的社会认知大跃迁。 这场跃迁没有总指挥，没有路线图，但它同时发生在六个核心维度上。 一、长出反骨：你没有资格教育我该做什么 什么叫规训？就是从小到大，有无数人告诉你——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 父母说：你应该听话。老师说：你要好好学习。老板说：你应该有狼性。社会说：你应该三十岁前结婚。专家说：你应该延迟满足、应该多生孩子。 以前，这些话是金科玉律。现在，年轻人只回一个字：滚。 这不是叛逆，是祛魅。他们开始问一个最朴素的问题：你凭什么教育我？ “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这句话被说烂了，但真正理解它的人，是那些已经跳出轨道、正在旷野里摔跤的人。 最典型的规训反抗发生在“人生时间表”上。三十岁没结婚？以前叫“剩男剩女”，现在叫“我的事你少管”。不生孩子？以前叫“不孝有三”，现在叫“生了你养？”不买房？以前叫“没出息”，现在叫“不想背三十年债”。...
从密集访华看西方国家的战略对冲与现实选择
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 毕研韬|国际传播专家 2025年年底，爱尔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元首率先访华，进入2026年后，加拿大、芬兰等国领导人接续访华，英国首相亦在时隔8年后重返北京，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高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访华安排也相继浮出水面。这种在短时间内多国同步推进对华高层接触的现象，并非偶然的双边互动，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方向性的外交动向，值得放在更宏观的国际格局中加以审视。 首先，这一轮密集访华，直接源于国际体系不稳定性加剧。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多重张力叠加的阶段：大国竞争长期化、地区冲突外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供应链与能源体系反复承压。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由单一盟友体系提供“确定性”的安全与经济安排，已越来越难以满足中等甚至主要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对不少国家而言，继续维持对美同盟是既定前提，但在此基础上减少对单一战略支点的依赖，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访华正是这一“风险分散”逻辑的外在表现。 其次，中国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意识形态分歧如何，中国在全球经济、产业链、气候治理与地区稳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成为客观事实。对于高度依赖外贸、能源转型或技术合作的西方国家而言，完全以政治立场替代经济理性，成本日益高昂。密集访华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对华立场发生根本转向，而是承认一个现实：中国是必须被纳入决策框架的关键变量，而非可以长期回避的对象。 第三，国内政治与外交绩效的压力，同样推动了这一趋势。许多西方国家正面临通胀、增长乏力、产业转型阵痛以及选举周期的叠加约束。在此情形下，高层外交访问被赋予了明显的“务实目标导向”——争取市场准入、稳定出口预期、吸引投资、修复沟通渠道。这类访问往往不以宏大叙事为核心，而更强调具体议题、可交付成果与风险管控。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少访问在措辞上趋于克制，强调“对话”“沟通”“分歧管控”，而非价值对抗。 第四，从外交策略层面看，这种集中访问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战略对冲”（hedging）行为。所谓对冲，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在不确定环境中同时维持多重关系选项，以避免被单一结构性风险所绑定。对西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在安全上继续依赖既有联盟体系，在经济与全球治理层面则保持与中国的制度性接触与合作空间。访华的密集出现，正是这种对冲策略进入“显性化阶段”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冲并不等同于关系改善的线性进展。它更像是一种“低信任状态下的高接触频率”：双方承认分歧长期存在，但同时认为失去沟通的风险更高。因此，访问本身并不意味着共识的扩大，而是底线意识的强化——即避免误判、避免脱钩失控、避免冲突外溢。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国际秩序正在从“阵营主导”向“议题主导”过渡。国家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组合策略，将逐渐成为常态。密集访华并非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向点”，而更可能是其外交行为“去意识形态化、去情绪化”的阶段性体现。 总体而言，这一轮西方领导人密集访华，不是情绪驱动的外交热潮，而是现实压力下的理性选择。它揭示的并非谁在“靠近谁”，而是谁在试图降低不确定性、扩大可操作空间。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国际环境中，这种选择本身，正是国际政治回归现实主义的一种注脚。
Coventry University: The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By Bi Yantao, Hainan University, China In a world increasingly shaped 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