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在中国,提起“陪审团”(jury),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是:一群公民坐在法庭里,静静地听法官审案,像“陪衬”一样“参与”审判。事实上,把Jury译为“陪审团”,隐藏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误解:在英美法庭上,jury 并不是陪伴法官的角色,而是独立判断事实的核心力量。 一、陪审团不是陪衬,而是“审”的主体 中文“陪审团”里的“陪”,让人自然而然地以为它只是“陪同法官审理”。实际上,在美国和英国的刑事司法中,陪审团拥有独立权力: 换句话说,陪审团的角色不是“陪”,而是直接参与裁决的“审”。 二、陪审团体现公民权力与制衡意义 英美法庭的陪审团制度不仅是法律程序,更是一种公民权力的体现: 中文译为“陪审团”弱化了这种制度功能,让人觉得公民只是“参与”而非“主导”,从而低估陪审团对司法独立的保护作用。 三、裁决权边界被模糊 在英美法中,法官决定法律问题,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而中文的“陪审团”容易让人误解:裁决是法官和陪审团协作的结果,或陪审团只是辅助工具。实际上,陪审团的裁决权属于独立公民,不受法官否决。这是刑事审判中最核心的权力边界,也是制度设计防止滥权的关键。 四、陪审团承载的制度哲学 陪审团制度背后,是一套深刻的政治哲学: 2. 体现社会共识:裁决符合社区价值,增强司法正当性。 3. 强化公众参与:公民直接参与司法,是民主理念的实践。 中文“陪审团”只呈现了表面的程序,却掩盖了这些深层意义。 五、总结 中文“陪审团”虽然使用习惯已久,但容易产生三重误解: 在跨文化法律比较、国际传播或公共教育中,理解 jury 的真实内涵至关重要。它提醒我们:语言不仅传递信息,也塑造认知;翻译更是理解制度文化的桥梁。
2025-12-12文/唐玥宸 9月5日,“2025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明举行,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11个国家的媒体代表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区域媒体协作与传播新趋势。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在“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上做专题发言。 毕研韬教授以《周边国家对华认知图谱》为题,简要分析了周边国家对中国认知的三层结构。他指出,在宏观层面,历史记忆、地缘利益和制度差异构成了对华认知的三大基石;在中观层面,主流媒体、政治与知识精英的叙事,以及经济机遇、安全威胁和文明差异成为影响认知的关键因素;在微观层面,舆情及社会心理的作用不容忽视,他特别提醒要警惕民意调查、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和组织化操纵这四种力量对认知的潜在影响。 随后他从安全—威胁、依赖—防范、亲近—隔阂、官方—民间四个维度勾勒出周边国家的对华认知图景。在此基础上,毕教授提出了优化对华认知的路径:宏观上推进“制度传播”和合作示范,中观上构建叙事联盟并提升响应速度,微观上注重定制互动与动态反馈。他强调,战略上应从“认知域作战”的高度理解问题,战术上则要善用“认知脱嵌”工具,重构积极的对华形象。 “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成立于2024年,旨在促进区域媒体合作与交流。 本次年会的重要环节“澜湄周边传播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教授主持。陆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已入选“中国新闻传播学四大本土原创理论”之一。
2025-09-07毕研韬 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柯(银斌)主任邀请,感谢各位精心筹备这次活动。 我先介绍三个传播学概念。一是“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是指在有些场景下,双方交流得越多,反而分歧越大、距离越远。二是“意识形态浓度”。2025年8月我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在该文中我用“意识形态浓度”指代特定文本、符号、叙事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元素、价值立场或政治导向的显性程度、密集程度与感知强度。三是“告知即影响”(To inform is to influence),是指信息一旦进入传播流程,即便意识形态浓度极低,也会对受众认知产生方向性影响。如听到“台风明晚登陆本市”,市民就会采取相应行动。 下面我就筹备组拟定的三个问题简要阐述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问题一:怎样才能突破熊猫、美食这种“浅层”喜欢,让世界各国理解甚至认同我们背后“硬核”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我认为可从3点入手: 1.降低意识形态浓度,突破认知屏障 在跨文化传播中,任何带有明显价值判断、政治目的或制度优越感的表达,都会被受众归类为“宣传”,自动触发防御机制。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叙述无法进入对方的认知体系,更无法赢得信任。...
2025-12-08中日关系再次进入一种微妙而坚硬的状态:并非对抗到临界点,却始终难以回归稳定。表面上,两国的摩擦集中在东海、台海与技术管制等具体议题,但其背后是区域安全结构、经济链条重组与国内政治变迁交织而成的复合性紧张。这一局势将如何收场?答案不会是某个戏剧性的转折,而是一个长期化、分层次、动态均衡的过程。 一、结构性矛盾决定紧张关系的持久性 中日关系的核心张力来自结构,而非事件。 其一,东亚安全结构正在重新调整。日本的安全政策正由“专守防卫”向“有限进攻能力”转变,与美国在前沿部署上的协同不断增强。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其在西太方向面临一个战略上更主动的近邻,而这种变化无法在短期内逆转。 其二,两国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部分脱敏”而非“全面脱钩”。日本对中国市场和制造链依赖仍深,但在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材料等关键领域,正在强化管制、分散风险。技术层面的竞争性正在加深,从而削弱了以往的互信基础。 其三,国内政治趋向强化了对抗性预期。在日本,自由民主党内部的保守派在对华议题上影响力更大;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使战略警觉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背景。双边政治结构都在收紧窗口,这使双方缺乏推动关系转好的强烈动机。 结构性因素的共同结果是:中日关系很难快速缓和,也不太可能走向失控。 二、安全领域的摩擦将进入“可控紧张”模型 未来数年,两国在东海与台海周边的安全接触将维持高频度。东海问题本身已从“领土争议”转向“日常化摩擦管理”,双方海空力量的接触是结构性的。这种摩擦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周期性升温,例如演训规模变化、侦巡频率上升;二是刻意维持不失控,双方均不愿让危机升级到军事冲突。 台海问题将是安全紧张的核心变量。随着日本在此议题上从“情势关注”转为“参与风险评估”,中国需要将日本视为潜在但不确定的局部参与者。这种“半参与”角色,会让中日安全关系更加敏感,但也促使双方强化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误判。 因此,中日的安全紧张更像一种“结构性噪音”:持续存在,但被双方控制在可管理区间内。 三、经济关系将经历再平衡,而非走向对立...
2025-11-21在当代中国的治理语境中,“公民社会”已不再只是学术讨论中的规范概念,而正在转化为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结构性问题。这里所说的“亟需”,并非价值立场上的呼吁,而是指在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化、风险高度外溢化的条件下,单一依赖政府体系已难以有效吸纳和缓冲全部公共议题,由此带来的治理成本正在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这是既定事实。但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分化加速、公共事务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信息传播去中心化趋势明显,使治理过程对社会参与、社会信任与社会中介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公民社会不再是“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如何补位”的现实问题。 为什么“亟需”,而不是“可有可无” 从理论上看,公民社会并非反国家力量。无论是葛兰西将其视为合法性生成的重要场域,还是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在沟通与认同中的作用,其共同指向都在于:现代国家的有效治理,越来越依赖社会层面的协商、反馈与中介机制。公民社会的功能并不取决于抽象价值,而取决于制度嵌入方式。 从现实运行看,中国治理体系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但其结构性短板也逐渐显现。一些高度专业化、情境化的公共事务,单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往往反应迟缓、成本较高。同时,快速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削弱了传统社会网络,而新的社会组织与公共信任机制尚未完全成熟,导致大量问题被直接推向政府系统,形成治理超载。 公民社会不是国家能力的对立面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亟需公民社会:不是为了替代政府,而是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参与,分担治理压力,缓冲社会风险,提升整体治理的弹性与可持续性。将公民社会与国家能力简单对立,是一种误导性的二元思维。现实中,成熟的公民社会往往依赖国家提供清晰规则与法律保障,而稳定的社会中介反过来又能帮助国家降低治理摩擦、提高政策执行的社会接受度。 当国际传播主要依赖“官方声音” 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同样具有现实指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国际社会对一国的认知,越来越多地通过非政府组织、专业机构、学术网络和公益行动形成。如果对外呈现的主体高度单一,国际传播容易被简化为官方叙事,从而在可信度和说服力上受到限制。公民社会并非“软实力工具”,但其缺位会显著抬升国际沟通成本。 当然,全球范围内的公民社会同样存在政治化、工具化和风险外溢问题。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是在开放与防范之间二选一,而是在可控前提下,通过制度设计塑造公民社会的边界、功能与责任。 长期以来,围绕公民社会的讨论往往陷入价值立场之争,要么将其神化为治理灵药,要么将其视为潜在威胁。这种争论遮蔽了问题的真正性质。将公民社会视为一项结构变量,有助于回到治理逻辑本身:它既可能降低治理成本、增强社会韧性,也可能在缺乏制度约束时放大风险,关键在于配置方式。 结语:这是一个时间判断...
2026-02-02文/毕研韬 11月18日,美国国会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的年度报告,引发美国、欧洲以及亚洲舆论的强烈关注。 这份《2025年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年度报告》(USCC Annual Report)用了少见的尖锐措辞,提出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 中国正在推动一种“可能改写全球秩序”的新力量。 一、这份报告是谁写的?为什么重要? USCC(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直接任命委员,其职责是评估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经济、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影响。 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美国国会了解中国的重要依据;常被用于指导美国对华立法和行政政策;一直被视为美国“对华强硬派”的风向标。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学术报告,而是美国政治系统对中国的年度“官方判断”。 二、核心警告:中国正在塑造一种“替代性世界秩序” 这次引发全球媒体聚焦的,就是报告中的这一判断:...
2025-11-27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展示了一个激活地方活力的政策样本。 文/毕研韬 一、“地方创生”概念的起源 “地方创生”是日本公共政策界率先提出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2014年,日本安倍晋三政府正式启动“地方创生战略”,设立“地方创生本部”统筹推进,将其列为国家核心政策议题。 这一政策的出台,与日本长期面临的人口与区域发展困局紧密相关。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口总量持续萎缩,人口分布呈现向东京都市圈高度集聚的显著特征。大量年轻人离开地方城市与乡村,奔赴东京等大都市就业、生活,直接导致地方出现人口流失、产业衰退、社区功能弱化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推出“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即城镇、人口与就业再生)战略,核心目标是通过振兴地方特色产业、创造优质就业岗位、优化人居生活环境,引导人口在地方安心定居,从而缓解人口过度向大都市集中引发的发展失衡。从政策本质看,“地方创生”并非单纯的经济振兴计划,而是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的综合性区域发展战略。它强调地方政府、企业与社区主体的协同参与,致力于挖掘地方独特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强化社区治理效能,最终激活地方经济活力与文化生命力。 二、台湾“地方创生”政策的形成 日本提出的“地方创生”理念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区域发展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2018年,台湾地区当局正式提出“地方创生”政策,并将2019年确立为“地方创生元年”,标志着这一理念在台湾的落地实践进入新阶段。 长期以来,台湾地区的人口与产业高度集中于台北都会区,中南部及部分乡镇面临人口减少、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许多年轻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前往台北等大城市发展,致使部分地方社区出现人口老龄化、经济活力衰退等问题,区域发展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破解这一难题,台湾当局借鉴日本“地方创生”的核心经验,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制定了专项政策。该政策的核心目标主要涵盖三个维度:一是吸引青年群体返乡发展或在地方创业,为地方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二是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激活地方经济内生动力;三是强化社区参与度,培育居民地方认同感,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生态。 三、台湾“地方创生”的实践路径 在具体落地过程中,台湾地区的“地方创生”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实践特色,其核心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026-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