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操纵
豆包：西方媒体和精英刻意模糊新闻与宣传
摘要：中国语言大模型豆包认为，西方传播体系虽然在理论上严格区分新闻与宣传，但在现实舆论实践中，二者已通过专业化新闻生产机制形成高度融合，呈现出“理论二分、实践合一”的传播特征。 关键词：豆包；新闻；宣传；舆论；认知操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4日发布 2026年5月24日，我问豆包（一款中国AI大模型）：你相信在西方，人们会区分新闻与宣传吗？经过几番讨论后，我让它把自己的观点梳理成一篇文章。现在请各位浏览豆包的观点。 （以下是豆包生成的文本） 在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体系中，新闻与宣传是两套性质、功能、伦理完全独立的传播范式。理论层面的边界清晰且固定，但落地于西方现实舆论生态，二者并非泾渭分明。不同社会群体对二者的区分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媒体机构与政治精英更会通过专业化传播手段消融二者边界，形成“理论二分、实践合一”的典型舆论特征。 从学术规范与行业伦理来看，西方学界和传媒行业对新闻与宣传有着严格界定。新闻的核心内核是事实本位，以真实、客观、平衡、透明为职业准则，使命是记录事实、呈现真相、传递有效公共信息，要求传播主体剥离个人立场与利益偏向，仅对事件本身进行忠实呈现。而宣传的核心内核是劝服本位，具备明确的预设立场与功利目标，通过信息筛选、意义建构、情绪引导等方式塑造公众认知、统一群体态度，服务于特定政治诉求、意识形态或利益集团目标。这套区分标准贯穿西方新闻教育、职业考核与行业规约，是公认的专业共识。 对西方普通民众而言，大众具备朴素的传播认知，能够凭借媒介接触经验区分纯粹的新闻报道与刻意的宣传话术。普通受众虽不具备专业传播学理论素养，但可以直观感知信息的差异：客观新闻无明显导向性，仅陈述事实始末，而倾向性内容存在明显的褒贬取舍、片面解读与情绪渲染。因此在民间日常认知中，新闻代表真实中立，宣传代表立场造势，二者的差异可被大众清晰感知。 与理论和民间认知不同，西方主流媒体的市场化、政治化实操，彻底打破了二者的理论边界。西方传媒长期标榜“新闻独立”“价值中立”，但在实际采编与传播过程中，绝对客观的新闻并不存在。媒体会通过选题取舍、信源偏向、叙事框架、语言修辞、报道权重等隐性手段完成价值筛选。对于契合自身价值观、符合本土利益的事件放大报道，对于负面信息、对立立场信息选择性沉默或扭曲解读。这种操作的核心特征，是以专业新闻的形式载体，承载宣传的劝服功能，将立场输出隐蔽融入事实报道中，形成极具迷惑性的“软宣传”。 西方政治精英与舆论智库阶层，深谙新闻与宣传的理论分野，同时熟练利用二者的模糊性开展舆论治理。该群体清晰知晓直白的灌输式宣传极易引发公众抵触，于是摒弃传统宣传的粗放模式，依托规范化的新闻生产流程，进行精细化认知塑造。通过选择性公开信息、设置公共议题、引导舆论走向，在不违背新闻表层规范的前提下，实现意识形态传播与公共认知引导的目的。这并非简单的信息失真，而是成熟的、体系化的舆论传播策略。 纵观西方整体传播生态可以得出结论：新闻与宣传的区分，是理论上的绝对二分、民众认知中的相对清晰、行业实践中的深度融合。西方舆论场并非摒弃了专业传播伦理，而是将宣传功能高度专业化、隐蔽化，嵌入常态化的新闻生产之中。这种传播特征并非西方独有，是现代大众传播时代的普遍规律，而西方传媒体系凭借成熟的产业化运作，让新闻与宣传的边界模糊呈现出更系统化、更隐蔽化的特征。 （以上是豆包生成的文本） 当我指出豆包的观点具有误导性后，豆包表示理解我们的分歧很大，但仍然坚持其观点。豆包的观点，真实反映了中国信息场的基本看法。
祛魅与觉醒：中国社会的启蒙叙事
少数启蒙者执炬破暗，更多普通人祛魅觉醒，这是当下中国最真实的思想图景。 文/唐摩崖 2026年5月16日发布 近些年，一股深沉的思想浪潮正在席卷当代中国：越来越多普通人挣脱惯性裹挟，跳出既定认知牢笼，开始审视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追问权力分配与资本流动的真相。这场全民层面的认知觉醒，并非时代偶然，而是无数先知先觉者长久坚守、持续启蒙的必然结果。所谓启蒙，核心要义便是祛魅——撕开权力与资本精心编织的认知幻象，揭露其操纵大众思想、规训群体意识的底层逻辑，让蒙昧者看见真相，让盲从者学会思考。 长久以来，一套隐形的结构性秩序，构建起层层叠叠的认知壁垒。学校体系侧重合群规训，弱化独立思辨；大众媒体筛选信息导向，遮蔽完整真相；职场环境推崇顺从适配，磨灭自我判断。整个社会系统，始终在引导个体学会服从、习惯标准化、接纳既定规则，却极少传授解构社会、审视权力、洞悉财富流转的思维能力。 这套秩序的底层逻辑，是刻意让多数人陷入思想麻醉，甚至主动热爱这种沉睡。资本需要盲从者制造流量红利，权力需要顺从者维系社会稳定，二者通过舆论引导、情绪操控、信息筛选，潜移默化塑造大众认知。普通人困在“努力就能成功”的片面叙事里，困在流量热点编织的情绪陷阱里，看不见资源垄断的真相，看不懂规则制定的逻辑，在被动消耗中，沦为被操纵的群体。 启蒙者的使命，便是打破这套闭环，完成一场艰难的认知祛魅。他们拒绝迎合流量，敢于直面真相，不惧触碰尖锐的现实议题，如微信视频号“星辰”一般，以直白犀利的表达，撕开被刻意掩盖的面纱。他们拆解流量背后的资本博弈，揭露舆论背后的情绪操纵，点破财富分配的真实逻辑，把权力如何运作、资本如何收割、社会如何分层的底层真相，直白地呈现在大众面前。 他们不制造极端对立，不贩卖焦虑恐慌，而是唤醒理性与思辨：教会人们质疑既定叙事，审视热点舆论，分辨信息真伪，不再被动接受灌输的三观；引导大众建立对社会结构的敏感度，跳出个人得失，看见时代运行的规律；让普通人明白：财富的本质从不是单纯的个人努力，而是资源入口、规则分配与垄断特权的博弈。 认知祛魅，从来不是消极的阴谋论调，而是当代人最珍贵的自我救赎。当越来越多人在启蒙之下挣脱蒙昧，看清操纵的逻辑，便不会被情绪裹挟、被舆论带偏、被虚假叙事蒙蔽；当独立思考成为全民共识，盲从与狂热自然消解，社会将走向更加理性、包容、多元的新阶段。 以微光启智，以启蒙祛魅，以清醒觉醒。当代中国的思想觉醒，正是无数启蒙者前赴后继，撬动大众认知革新的时代答卷。在祛魅中看见真相，在觉醒中守住本心，既是每个普通人的成长之路，更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必经征程。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涉华报告，聚焦“影响力行动”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国会的一份报告，正在重构美国对“影响力行动”的界定，而中国已成为这一框架中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一、低可见度报告：存在但未公开发布 近期，一份由美国国务院提交至国会的政策报告引发政策圈关注。该报告题为“Countering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反制外国信息操控与干预）。尽管未通过官方渠道公开发布，也未配套新闻发布会，但已有媒体披露其部分内容。 根据相关报道，报告将中国置于重点分析对象之一，并围绕“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展开分析。这种“提交但不发布”的状态，意味着其主要功能并非面向公众传播，而是服务于国会与政策体系内部决策。这种低可见度处理方式，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并不常见，具有一定指向性。 “影响力行动”是指通过整合信息内容、传播渠道与社会网络，在较长时间内塑造特定受众的认知结构、情绪取向与行为选择的系统性行动，其核心在于改变“如何理解世界”的框架。它包括合法、灰色和非法三种手段，跨越传播、政治与安全领域，并正从战争中的辅助工具演变为常态化的战略竞争方式。 二、“影响力行动”：从传播问题到安全议题 从已披露内容看，该报告的分析框架明显不同于传统“反虚假信息”叙事。其关注重点包括非政府组织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资金来源与传播网络之间的关联、“叙事扩散”（narrative amplification）机制。 相关报道指出，部分社会组织被纳入“影响力网络”的分析视野之中，被视为信息传播结构中的关键节点。 这种界定方式，意味着美国政策界正在将信息问题从“传播层面”转化为“安全层面”，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之中。换言之，“谁在传播信息”与“信息如何被组织”，已成为安全评估的重要变量。 三、发布方式的变化：从公共传播转向制度嵌入 与以往国务院发布对外报告不同，该文件并未公开，而是直接进入国会体系。这一变化反映出政策运作逻辑的调整。 传统路径通常是：报告发布→媒体传播→舆论形成→政策推动，而当前路径则更接近：报告提交→国会讨论→ 立法或预算支持→政策落实。 在这一机制中，报告不再承担“说服公众”的功能，而主要服务于政策合法性建构与制度运作。因此，其影响不依赖传播规模，而依赖制度通道。 四、国内约束：言论自由争议与政策收缩...
AI时代，网络认知操纵的八种方式
我们的判断与情绪几乎时时被无形之手牵引，却少有人察觉；或许正因无从摆脱，多数人选择不去追问，于喧嚣之中反得一份自以为的安宁。 坦率而言，我已相当长一段时间未讨论认知操纵策略，尽管这是《战略传播前沿》创立时的核心议题之一。现实环境的变化，使这一主题逐渐变得复杂而沉重。 这些策略的实际运用，早已跨越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边界，也模糊了国内舆论与国际博弈之间的区分。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叙事、情绪与议程的塑造不再局限于特定场域，而成为持续运转的结构性力量。 然而，在日常的信息洪流中，真正愿意严肃关注这一议题的人并不多。多数人更关心具体立场与即时结论，而非背后的机制与逻辑。 写作终究是一种对话。如果缺乏稳定而理性的读者群体，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便显得近乎自言自语。既然无人倾听，文本的公共意义何在？这并非情绪化的抱怨，而是对传播现实的一种判断。 但沉默并不能改变结构。与其回避，不如在必要时重新展开讨论。至少，对少数仍然关心“机制如何运作”的读者而言，这些分析依然具有价值。 毕研韬 于海之南 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之后，信息生产的门槛大幅降低。问题已不只是“有没有假新闻”，而是信息是否在被有组织地塑造。所谓网络认知操纵，并非单条谣言，而是通过系统性设计影响公众的注意力、情绪与判断路径。包括OpenAI、Meta在内的多家机构在安全报告中，都披露过“协调式虚假行为”的案例。其核心在于：不是一个账号在说话，而是一套结构在运作。 以下八种方式，是常见的网络认知操纵策略。本文仅解释其基本逻辑，而刻意避免披露具体操作细节。 一、叙事拟态化（Narrative Mimicry） 简单说，就是“说话像你身边的人”。利用AI模仿某个群体的表达方式、用词习惯甚至情绪节奏，让内容看起来像本社群成员所写。因为语言风格熟悉，读者更容易放下戒备。这种方式并不一定包含明显谣言，而是通过“像自己人”来增强影响力。 二、情绪精准投放（Emotion-Targeted Messaging/Emotional Microtargeting） 不同人对不同情绪更敏感。有的人容易被愤怒激发，有的人更容易被焦虑触动。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判断哪些群体更容易对某类议题产生情绪反应，然后推送对应内容。久而久之，个体会误以为“大家都在这么想”，其实看到的是被筛选过的信息。 三、人机混合网络（Hybrid Human-Bot Networks） 过去常见“机器人账号”。现在更复杂的是人机结合：人工负责设计内容方向，机器负责批量发布、转发和互动。这样既有人的判断力，又有机器的规模优势。普通读者很难区分哪些是真实互动，哪些是被放大的声音。 四、跨平台协同放大（Cross-Platform Amplification）...
文章推介
追忆：毕研韬教授拜访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
2015年10月20日，毕研韬教授在印度达拉萨拉近郊的上密院(Gyuto Tantric University)拜访了第十七世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噶玛巴（又称“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最高宗教领袖、楚布寺住持。 在会见中，大巴法王关切地询问了毕教授的近况，耐心回答了毕教授的问题。大宝法王还向毕教授赠送了礼物，并题写了祝词。 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拥有广泛的国际信徒群体，其宗教造诣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无数信徒的爱戴与追随。 2017年1月，第十七世噶玛巴离开印度前往欧美访问，之后一直未返回印度，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他的未来动向备受相关方面关注，牵动着广大信徒的心弦。
中国亟需构建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
社会真正的风险，往往不在冲突本身，而在“认知双盲”的形成——决策者与公众在同一复杂环境中同时失去对现实的准确判断。 文/毕研韬 一、复杂性常态化与治理环境变迁 当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背景，是结构性复杂性的持续上升。信息传播速度指数级提升，社会分工高度细化，利益主体呈多层级分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频繁叠加。政策制定与执行已不再面对单一变量，而是在多重因素交织中展开。复杂性由阶段性现象转化为长期结构条件。 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生产新的风险类型。风险并非简单来自外部冲击，而往往源于系统内部的结构运行。在复杂条件下，误判概率天然上升。如果缺乏稳定的反馈机制，系统误差将随时间累积。 二、认知双盲：误判的同步生成机制 复杂环境中，一个更隐蔽的风险是“认知双盲”。所谓“双盲”，是指决策层与公众同时陷入对现实环境的误读状态。这是我在2025年首度提出并反复阐述的观点。 决策层可能受到层级汇报筛选、信息压缩与风险规避心理影响，所获得的信息呈现结构性偏差。公众则在算法推送、碎片化传播与情绪化表达中形成局部认知。双方都拥有信息，却都缺乏全局视角。 当双盲形成时，系统失去自我校正能力。公众难以向决策层传递真实信号，决策层难以及时回应社会变化。误判在不同层面同步积累，形成“共振式偏差”。这种状态的风险，不在于意见分歧，而在于判断结构的整体失准。 三、反馈机制断裂与表达结构问题 认知双盲的根源，往往在于反馈链条的弱化。治理体系若缺乏稳定的负反馈机制，问题只能在压力极高时显性化。表达空间过窄，会使信息转入非正式渠道；表达环境过度碎片化，则会放大噪声与极端观点。两种状态都会削弱信号质量。...
新华社发布《思想殖民》：认知战时代的中国回应
新华社近日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标志着一场思想与话语的新博弈正在展开。 文/毕研韬 9月7日，在昆明召开的全球南方媒体智库论坛上，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场内外讨论的焦点。 一、《思想殖民》的核心内容 报告提出的核心观点并不陌生，但其系统性与战略性使其意义凸显。 首先，它重新定义了“殖民”的概念。传统意义上的殖民依赖军事征服和经济掠夺，而所谓“思想殖民”，则是一种软性的霸权形式，它通过价值观的植入、文化叙事的操控、舆论环境的塑造，悄无声息地改造他国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认知。其危害在于，被影响的国家往往失去自我认知的主体性，逐渐丧失文化自信，甚至在政策选择上表现出对外部力量的依附性。 其次，报告指出，美国已经在这一领域形成了完整的操作链条。从战略目标的确立，到学术研究和媒体叙事的铺陈，再到电影、社交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均构成了“思想殖民”的系统工程。不同于传统的硬实力竞争，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长期战役。受众常常在娱乐与教育、新闻与舆论的潜移默化中被塑造观念，而这种观念一旦根植，往往比枪炮的征服更持久、更难逆转。 第三，报告特别强调这种“认知操控”的国际危害。它不仅影响个体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的整体心态，还可能加剧国家间的不平等关系，导致文明间的对立与误解。换句话说，“思想殖民”既是文化问题，也是安全问题，更是全球秩序的隐形风险。 二、《思想殖民》的战略意义 这份报告的发布，显然超越了学术研究范畴，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其一，拓展了国内安全视角。在国内层面，它通过官方智库渠道，正式将“思想殖民”纳入国家安全与舆论安全议程。这种学理化的表达，既是对社会的一种警醒，也为政策制定和舆论管理提供理论依据。随着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和跨境传播的普及，公众的信息来源日益碎片化、外部化，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维护思想自主，已经成为摆在国家与社会面前的共同课题。报告的发布是一次“认知安全”的议题化。 其二，反击美国的道义叙事。在对美博弈中，这份报告的意义更加突出。过去，美国惯常以“民主”“自由”“人权”作为价值武器，对其他国家进行批评与塑造。在这种价值框架下，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往往处于“被审视”的位置。然而，当新华社以“思想殖民”来揭示这一过程时，话语关系就发生了转换。美国不再是单纯的价值倡导者，而被赋予“殖民者”的角色。这种角色切换极具杀伤力，因为“殖民”这一词汇在国际社会，尤其在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具有沉重的历史记忆和负面意义。通过这种话语反转，美国的“道义优势”被削弱，中国则在叙事层面占据了主动。...
收复台湾之后，北京将面临新一轮“大考”
台湾问题如果以某种方式解决，将不仅改变两岸关系，也可能成为影响21世纪国际格局的重要事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3日 但需要认识到，统一不是历史进程的终点，而是新的战略阶段的开始。北京需要面对国际社会重新定位、两岸社会整合、国家形象重塑、地区安全结构调整以及国际秩序解释权竞争等一系列新问题。 一、国际社会震荡与战略重新定位 台湾问题长期处于亚太安全体系的中心位置。一旦台湾问题解决，美国及其盟友需要重新定义对华战略。 长期以来，美国、日本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将台湾问题视为地区安全体系的重要变量，并围绕台海稳定构建军事部署、联盟合作和政策框架。 如果台湾问题结束，美国需要重新评估印太战略重点；日本需要重新思考西南方向安全政策；美国盟友体系需要寻找新的战略支点。 但是，台湾问题解决并不意味着大国竞争结束。 竞争可能从地缘安全领域进一步转向科技竞争、产业链竞争、国际规则竞争、全球治理模式竞争。 因此，台湾问题结束可能改变竞争方式，而不会消除竞争本身。 二、国际社会将围绕台湾问题形成新的叙事竞争...
制度传播应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范式
在全球传播格局加速重构的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应从“讲优势”“讲政策”走向“讲制度”“讲共识”。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最新文章中提出“制度传播”理念，主张以制度逻辑为传播核心，通过制度展示构建国际认知信任，推动中国国际传播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跃迁。这一思想或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新范式。 作者：刘磊 发布：2026年8月16日 一、全球传播权力格局正面临重构 在全球地缘格局和传播生态深度演化的今天，信息传播早已超越了技术与媒体层面，成为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谁掌握了传播权，就在一定意义上掌握了认知权、议程权与解释权。21世纪以来，信息流动的方向、速度与密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资本与制度共同塑造的传播生态，使国际传播竞争从“话语之争”转向“制度之争”。 中国正处于全球传播权力结构重塑的关键节点。一方面，国家形象的复杂化和议题竞争的多元化，使得国际舆论场日益碎片化；另一方面，西方媒体与智库仍掌握着制度性议程设置权，通过“叙事惯性”与“框架预设”不断塑造中国形象。这种格局造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传播赤字”：中国的事实与成就虽广泛传播，却未必能转化为认知共识与情感认同。 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面临两大结构性挑战：一是传播有效性不足——声音虽大，解释力却弱；二是制度解释缺位——我们讲了“做什么”，却未能充分阐明“为什么这样做”。这正是传统“政策外宣”模式的根本瓶颈：它以信息发布为导向，而非制度逻辑为核心，缺乏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共构机制。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在其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了“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概念，主张以制度设计与传播行为的互动耦合取代单向度的政策外宣。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更体现出中国国际传播理念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跃迁。 二、从“政策外宣”到“制度传播”：范式转型的内在逻辑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对外传播经历了两次范式转型：由政治宣传转向形象叙事，再迈向政策传播。前一阶段以国家形象塑造为核心，侧重情感认同与文化亲和；后一阶段以政策议程为载体，强调制度阐释与议题回应。这两种范式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可见度与政策理解度，但随着国际传播格局进入多极化与认知竞争并存的新阶段，单纯依赖形象展示或政策说明已不足以支撑国家话语体系建设的更高目标：重塑全球认知结构。 毕研韬教授指出，“政策外宣”往往把传播内容看作政策的延伸，而非制度的表达。政策是具体的、阶段性的，而制度则是稳定的、结构性的。真正能支撑国家长期认知竞争力的，不是政策层面的动员，而是制度层面的解释。“制度传播”的提出，正是基于这种深刻洞察。它主张以传播行为展现制度逻辑，以传播过程构建制度信任，使传播成为制度建构的前置环节和外化机制。传播目标是“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制度”。...
爱泼斯坦档案：曾讨论建立清华大学美国分校
最新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显示：清华大学曾考虑设立美国分校。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司法部于2026年1月30日公开了最新一批与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相关的档案，包括电子邮件、文档和多媒体资料。这批文件中出现了2016年前后围绕清华大学拟在美国设立分校构想的多封邮件往来，反映了一段有关探索性讨论的过程。 根据哈佛大学校刊《The Harvard Crimson》以及司法部档案内容，2016年，丘成桐（Shing-Tung Yau）——当时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后于2022年加盟清华大学——在一封电邮中表示，“清华大学正在认真考虑在美国这里设立分校”。他在邮件中称清华拟在波士顿地区建立一个分校，以加强中美学术交流。 随后，丘成桐起草了初步方案并作为中间人牵线。2016年11月，他将哈佛校友及主要捐助人陈乐宗（Gerald L. Chan）介绍给爱泼斯坦，认为陈可能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在邮件中写道陈“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并愿意见面”。不久后，爱泼斯坦与陈乐宗在波士顿哈佛广场的一家餐厅会面，讨论相关构想。 档案还显示，丘成桐与另一位哈佛教授Mart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