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
当下的台湾应如何自保？——从风险控制视角看台海局势
在台海语境下，“自保”意味着把风险管理置于情绪动员之上，把避免最坏结果作为最低共识。 文/毕研韬 在高度情绪化、对立化的舆论环境中，“自保”这个词往往被误读为对抗、动员，甚至战争准备，但如果回到更冷静的现实层面，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台湾真正需要防范的，究竟是什么？ 答案并不复杂——不是某一次具体的军事行动，而是被结构性地推向“不得不开战”的位置。 一、自保的前提：认清“决定性变量”不在军事层面 在台海问题上，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它并不是决定战争是否发生的首要变量。更具决定性的，是三点： 这意味着一个不太直观却至关重要的判断：一旦被认定为触碰政治红线，任何军事“吓阻”都会迅速失效。 在这种情形下，所谓自保，就不再是“防守能力是否足够”，而是是否还保有刹车能力。 二、政府层面：自保不是表态管理，而是红线管理 从风险管理角度看，台湾当局最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于持续抬高立场，而在于精确管理红线感知。 1.避免“不可逆”的政治动作 象征性表态可以反复修辞，但制度性、法理性、结构性的改变一旦发生，往往难以回撤。真正的自保，是在任何政策选择中都反复自问：这一动作是否会被解读为质变，而非量变？ 2.把“战略模糊”视为安全资产 战略模糊不是软弱，而是一种风险缓冲机制。它为各方保留了解释空间，也为时间争取了价值。一旦把未来锁定在单一终局叙事中，短期的政治满足感往往会换来长期的安全脆弱性。 3.降低象征性对抗，强化实务性互动 高调的政治站位，可能带来短期舆论收益，却会压缩危机管理的空间。相反，低调、技术性、功能性的对外合作，更有助于在紧张结构中维持稳定。 三、社会层面：自保首先是“认知自保” 一个社会如果在心理层面提前进入战争状态，现实中的风险反而会急剧上升。 1.警惕战争叙事的日常化 当战争被频繁地当作道德命题、身份试金石来讨论时，社会对复杂性的容忍度会迅速下降。不同意见被视为“不忠诚”，而不是风险提醒，这正是误判最容易发生的土壤。 2.拒绝“英雄化冲突”的想象 历史反复证明，战争最容易在被浪漫化时发生。当牺牲被提前合理化，理性计算就会被边缘化。真正负责任的公共讨论，应当把生命、生活与代际延续置于抽象价值之前。 3.区分身份认同与生存策略...
美国发布2025年《中国军力报告》，台湾成关键变量
文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2025年版《中国军力报告》（Report to Congress on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5）。报告中“台湾”一词被提及232次，显著高于以往版本，显示台湾议题已被系统性纳入美国对华军事与安全评估的核心分析框架。 报告显示，台湾不再仅作为单一地区热点被讨论，而是被置于中国军事能力建设、作战情景规划、威慑态势评估以及印太安全架构等多重分析之中，成为美方衡量对华战略风险的重要变量。相关内容贯穿多个章节，涉及陆、海、空、火箭军以及信息与联合行动能力等领域。 报告还多次以2027年作为能力评估节点，指出中国正推进相关军事现代化目标，并假设届时解放军在台海方向可能具备更成熟的作战能力。美方在报告中强调，该时间点主要用于防务规划与情景推演，服务于风险评估和力量建设，并不构成对具体政治决策或行动时间的判断。 分析人士指出，台湾在报告中的高频出现，正在产生多重持续影响：一是进一步强化美国国防规划中以台海为核心的情景设定，影响相关兵力部署与资源配置；二是向盟友与伙伴传递战略重心信号，推动地区安全讨论持续围绕台海展开；三是通过高频叙事塑造国际舆论环境，使台湾议题在中美关系与区域安全议程中的权重不断上升。
“两岸开战不可避免”，马英九真说过这话？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马英九说过这话。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在中文舆论场中反复出现一种说法：马英九在接受韩国《朝鲜日报》采访时称，“两岸开战不可避免”。这一表述被频繁引用，用以证明台海冲突的“必然性”，甚至成为部分讨论中的前提性判断。然而，马英九真说过这句话吗？ 一、从“广泛流传”到“可被核查” 在信息高度密集的传播环境中，“很多媒体都在说”常常被等同于“事实已经成立”，但在新闻与学术规范中，一项基本原则始终成立：判断是否真实，不取决于传播规模，而取决于是否存在可核验的原始来源。 基于这一原则，笔者对相关说法进行回溯，发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几乎所有中文媒体报道都指向同一来源表述——“韩国《朝鲜日报》采访”，但报道并未提供原始采访链接、原文截图或可查的韩文文本。报道之间高度同质，呈现明显的转引特征，却难以看到独立核实的痕迹。 二、《朝鲜日报》原始报道是否存在？ 围绕“2023年6月马英九接受《朝鲜日报》采访”这一说法，进行针对性检索后，目前可以确认的是： 第一，在《朝鲜日报》官方网站及其可检索的韩文、英文内容中，未能找到对应采访全文或相关报道。 第二，在国际主流新闻数据库、通讯社资料以及其他韩国主流媒体（如《中央日报》《东亚日报》）中，也未发现交叉引用或转载该采访的记录。 第三，现有中文报道中所引述的所谓“原话”，无法回溯到任何可验证的一手文本。 换言之，截至目前，这则被反复提及的“韩媒采访”，在公开可核查层面并不存在可靠的原始证据链。 三、与可核查表态的对照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马英九先生确曾做出如此重大的判断，它是否与其在其它公开、可核查场合的表态相一致？ 从可验证的资料看，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是接受国际媒体采访，还是在公开讲话中，马英九更常见、且可被核实的表述是： 战争代价极高，应尽一切努力避免冲突；台海战争“并非不可能，但并非不可避免”；通过沟通、对话与制度化安排可降低战争风险。 这些表态在时间上与所谓“朝鲜日报采访”并不冲突，却在判断逻辑上与“开战不可避免”存在明显张力。这种前后一致、且有多重来源支撑的公开立场，使那句高度决定论式的判断显得更加突兀。 四、一句话是如何被“制造”为共识的？ 如果缺乏原始来源，那么问题就不再只是“马英九说没说过”，而是这句话是如何在舆论中被确立为“他说过的”？ 从传播路径看，这更像是一次典型的二手引述循环： 某一文本在中文语境中出现→被标注为“外媒报道”→经多次转载后获得“权威感”→最终脱离原始出处，成为被默认接受的“事实”。 在这一过程中，“外媒”“韩媒”“朝鲜日报”等标签，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象征性背书，而是否存在原文，反而不再被追问。 五、结语：核查本身，是对公共讨论的最低尊重...
路透社：2025年中美战略对峙深化
中美战略对峙深化正对地区稳定与全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文/毕研韬 纵观2025年，中美两国在战略、经济、安全以及地区影响力等核心议题上的对峙态势不断加剧。尽管双方在个别议题上仍保持着接触与有限合作，但冲突性政策频繁出台，彼此信任程度未见明显改善。这一态势正对地区稳定与全球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一、台湾问题成为最新摩擦焦点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了一项约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这是迄今为止对台湾规模最大的一笔武器销售。此次军售涵盖高机动火箭系统（HIMARS）、榴弹炮、无人机等装备，旨在提升台湾所谓的“防御能力”。台湾方面表示，这将增强其军力，并计划增加约4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以配合这一举措。 这一军售行为再次激怒了中国政府。北京将台湾视为核心利益问题，认为美国此举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防部随后发表声明，将加强军事训练，并“采取果断措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北京方面认为，美国的军售行动不仅违反“一中原则”，还可能加剧台海两岸潜在冲突风险，进一步拉高中美军事对峙的紧张程度。 二、国防授权法案引发中方强烈反对 中国对美国最新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NDAA）中针对中国的多个条款表示强烈不满。中方认为这些条款夸大所谓“中国威胁”，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并已多次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要求美国不要实施相关内容，否则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捍卫自身利益。这一立场表明，除具体的军事销售事件外，美国在国防立法中纳入有关中国的内容，也被视为战略对抗的一部分，使两国在安全政策层面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三、经济与技术领域摩擦持续升级 除安全与军事议题外，中美在贸易与科技领域的摩擦也持续不断。美国政府已对涉及高端技术的芯片销售启动审查，这项审查可能使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Nvidia）向中国出口先进AI芯片的许可获批与否面临关键抉择。此举表面上看似有利于缓解技术封锁，但也引发美国内部担忧，担心技术流向中国可能强化其军事与AI能力。 与此同时，在全球供应链与地缘经济领域，中国企业正寻求将部分业务转移至第三国，如新加坡，以规避中美紧张关系带来的商业风险。这一趋势反映出跨国经营者在战略竞争环境下的调整与重塑。 四、中美在地区冲突调解中保持“竞争兼合作”姿态 在泰国与柬埔寨边境冲突问题上，中美双方都在尝试发挥影响力。美国国务卿及中国外交部长分别与交战双方接触，并呼吁重启停火机制。这一外交互动虽显示出双方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一定协调，但实际上也体现出双方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竞争的战略布局。 五、战略对峙的深层逻辑与未来走向 中美之间的战略对峙并非局限于单一事件，而是呈现出多层次、跨领域的竞争态势： 2.技术与经济竞争：围绕高端技术出口控制与供应链重构，中美双方在科技与产业战略上展开对抗，竞争影响全球高科技产业链格局。 3. 地区与国际影响力：从南海到东盟周边冲突调解，从非传统安全合作到多边机构参与，中美都试图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规则与战略联盟。 4.政策与舆论互动：中美之间的政策动作往往伴随着对国际舆论的争夺，双方对外的战略陈述、媒体传播与政策解读，都旨在争取国际社会对各自战略立场的理解或支持。 六、国际与市场反应 持续的中美对峙也对全球市场与国际政治环境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及技术制裁措施已被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风险因素之一。此外，美国国内与盟友关系也被卷入这一大国竞争的框架中，这对全球政策协调与经济复苏构成压力。 结语：战略竞争成新常态 中美战略对峙正在成为一种结构性、长期化的国际关系特征。未来，中美如何在竞争中管控风险、维持沟通渠道、避免误判，仍是全球战略稳定面临的重要考验。
美国新战略震怒欧洲、惊动亚洲：全球反应为何如此强烈？
全球被迫适应美国战略新调整。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NSS），提出美国外交、安全与价值观新框架。文件一经公开，立即在全球主要大国及地区引起强烈反响。 一、NSS的关键转向：为何引发震动 新版NSS明确放弃冷战后那种“全球主导、价值输出、多边主义和广泛介入”的传统路线。文件强调将战略资源集中于“核心利益”，推行“以实力为本、优先保障主权、有限区域投入以及有条件合作”的策略。 在“欧洲”章节，NSS使用了极为尖锐的表述，称欧洲面临“文明消解”的风险，并批评其移民政策、监管体系、出生率和社会信心下降。 对“印太地区及中国”的定位也发生调整：虽然仍将中国列为主要竞争者，但不再强调以往那种“拉入国际秩序”的接触主义，而是重点关注经济竞争、供应链安全以及印太地区的军事平衡，同时要求地区盟友提升防务能力。 美国从“全球主义与价值联盟”，转向“现实主义与核心利益优先”，自然引发国际社会震荡。 二、欧洲：公开反击与安全自主信号 1.强烈批评与价值观拒绝：欧洲理事会主席António Costa表示，美国“无权干涉欧洲内部政治方向”，强调“只有欧洲公民自己决定谁来治理国家”。多国政府与媒体对NSS中暗示支持民族主义的表述表示担忧，认为这是对欧盟民主制度与多元价值的挑衅。 2.对北约与安全架构的冲击：NSS呼吁北约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减少美国常规介入，这对长期依赖美军保障的欧洲国家构成潜在挑战。尤其在俄乌战争尚未结束、东欧安全形势未明的情况下，欧洲多个国家对未来安全保障的可靠性表达忧虑。 三、亚洲：警觉与战略再评估 虽然战略重心部分转向西半球，但亚洲，尤其是中国，仍是美国战略重点和主要竞争对象。 1.中国：捍卫主权、警惕军事与经济新压力 中国政府通过官方渠道严正声明：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红线，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干涉。NSS中对印太和台湾的表述引起中国官方警告。 中国媒体与政策评论普遍认为，新战略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不再是“接触融合、经济交融、规则同化”，而是以“竞争、制衡、技术与供应链脱钩以及军事平衡”为主基调。 2.亚洲其他国家：安全保障再校准 日本、韩国等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国家，对美国是否继续高度介入印太地区表示担忧。日本媒体已经讨论：“美国是否仍将印太列为首要战略方向？” 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在密切观察：如果美国减少对区域安全承诺，他们可能被迫加强自助防御、寻求多边合作或区域平衡。 四、俄罗斯、中东与拉美：冷静或欢迎 克里姆林宫表示，新战略在很多方面与俄罗斯的愿景一致，这是冷战后俄罗斯罕见的公开欢迎。 对中东和拉美而言，美国减少传统介入，意味着这些地区可能面临资源与关注度下降的风险。...
美国发布2025《国家安全战略》： 对华定位调整，台湾成焦点
文/毕研韬 2025年12月，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NSS），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一份核心战略文件。新战略在外交、安全、经济与供应链政策等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其中“中国”被提及21次，“台湾”被提及8次。 一、新版NSS的总体架构：现实主义回归+国力优先 新版NSS核心理念是：实力为本、利益优先，同时兼顾安全和国力的整体布局。主要特征包括： 1.“核心国家利益+国力基础”重构：战略强调美国必须恢复其产业基础、供应链自主、关键技术领先与军事优势。经济安全、技术优势、工业复兴被提升为国家安全基础。 2.“灵活现实主义”（Flexible realism）：与过去强调价值输出、民主推广不同，本次报告放弃了广泛输出民主与人权制度的目标。文件明确表示，美国将“寻求与各国建立良好的和平商业关系，而不强加不同社会制度或传统”。 3.战略重心转移与安全威胁重新排序：报告对欧洲、传统多边机制的关注大为减少，对西半球、拉美的关注上升，同时把印太地区、供应链安全、技术竞争、地缘对抗等列为核心领域。 二、对华（含台湾）政策：从结构性竞争到多维战略配置 报告中，“中国”与“台湾”出现频次高（分别为21次、8次），足见其在2025版NSS中的重要性。与以往相比，新版安全战略有以下主要变化： 1.将中国定义为“结构性对手/全面战略竞争者” 报告指出，美国过去对华的“市场开放+规则基础秩序”假设失败。它明确批评：过去三十多年对华接触政策“让对华经济依赖加深，却未能让中国融入由美国主导的规则秩序”，反而让中国“更富、更强”。报告将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长期利益与全球秩序的系统性挑战。 在战略优先级排序中，中国被放在与军事威胁、供应链安全、技术竞争同一等级，意味着美国对华竞争已发展为涵盖地缘政治、军事、经济、产业、技术、全球供应链的系统对抗。 这种定位比过去更多依靠意识形态、价值观定义对手的方式更现实、也更“结构性”——中国不再仅仅因为制度不同被视为“价值敌手”，而是因为其实力、产业扩散能力、供应链影响力与国际影响力。 （二）“价值对立”色彩大幅弱化 ，“利益+现实”成为主调 报告整体放弃了“民主、人权、自由价值传播”这一行为动机。新版NSS明确表示，不会对不同社会制度进行制度输出与价值强加。 智库评论认为，这份战略显示，美国外交政策将以国家实力和繁荣为优先，而非价值观念。换言之，“民主议程已告一段落”。 （三）对台湾议题的前置与综合战略耦合 台湾在新战略中被提及8次，且不再作为单独“民主倡导”标的，而是与军事威慑、供应链安全、半导体产业、印太地缘战略连为一体。具体体现： 报告明确称“防止台海冲突，最好通过保持压倒性军事优势”。这是官方首次将“遏制台海冲突”明确列入国家战略优先事项。 与台湾相关的不仅是安全与防务，还包括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性。报告强调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关键地位，认为这关系到美国及其盟友的技术与产业安全。 报告同时重申，美国不支持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这延续了过去的声明性政策。但与过去主要聚焦“外交声明”不同，今次更强调军事威慑与防务合作。 总体来看，台湾议题已被整合进美国更大的战略结构：不仅是安全问题，更是供应链、科技与地缘布局中的关键节点。...
过去十年，台湾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
文/毕研韬 过去十年，台湾的人口、产业、国际观、两岸认知都在同时转向，一个全新的台湾已经浮现。 一、人口断层与老龄化挑战 根据台湾当局统计，截至 2025 年 10 月，台湾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 19.9%，逼近“超高龄社会”门槛。 与此同时，台湾总人口已连续多年自然负增长，新生儿数持续下滑。 更值得注意的是，超过 23% 的老年人（65 岁以上）选择独居，这对社会支持体系、社区照护形成巨大压力。 这种迅速进入老龄社会的趋势，一方面是制度性挑战（如养老、医疗、照护体系的重构）；另一方面，对社会文化和家庭结构也是深刻考验。 二、移工成为劳动力常态化组成 近年来，台湾对外籍劳动力（移工）的依赖越来越深，特别是在基础产业和社会照护领域。移工数量显著上升，成为台湾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种常态化不仅是劳动力市场的应对机制，也带来福利、权益与融合新课题。如何保障移工的劳动条件、促进社会融合，成为政策与公共认知中亟需关注的问题。 三、科技产业与全球战略定位 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持续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核心，全球供应链重组和地缘政治博弈强化了其关键地位。面对中美竞争、技术自主与国际合作之间的博弈，台湾不断通过产业布局（如跨国晶圆厂）、政策调适（科技与安全协同）来回应外部压力。 这种经济-战略联动，使得台湾普通民众对自己在全球体系中的角色认知发生转变：不再仅是一个“小岛经济体”，而是全球科技链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节点。...
高市早苗为何对华强硬？日本安全观正在系统性重写
文/毕研韬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数次就中国与台海局势发表强硬表态，引发中日外交摩擦与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要理解高市“强硬路线”的底层逻辑，必须将其放入日本的内政结构、地区安全格局、美日同盟机制以及高市个人政治路径的多重框架中进行系统分析。只有在这些脉络之中，才能避免情绪化判断，并实事求是地揭示此类言论背后的结构性动力。 一、地区安全结构的变化：从“外围冲突”到“直接威胁”的认知转变 日本防卫省自《防卫白皮书2021》起便持续强调中国军事力量快速发展、台海局势不确定性上升可能对日本周边安全造成直接影响。2022年版白皮书首次将“台湾稳定”列为“日本安全不可或缺”，并指出台海一旦发生武力冲突，“可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产生重大影响”。这些表述均为公开、可查证的内容。 高市的发言本质上是对白皮书既有判断的进一步政治化表达：即把可能的台海危机从“区域事件”提升为“日本自身的生存风险”。这种“安全化”话语符合哥本哈根学派所谓 securitization的分析框架——通过言语把某议题定义为生存威胁，使政府获得更多动员空间。 换言之，高市的强硬言论并非孤立的个人态度，而是对日本官方安全评估的一种更激进的政治呈现。 二、美日同盟机制的结构性压力：对美国的“可信承诺”展示 近年来，美日同盟在东亚的功能愈加突出。2023年、2024年的美日“2+2”会谈文件均明确提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共同立场，强调双方将“提升一体化威慑与应对能力”。这一合作框架要求日本在关键地缘议题上与美国保持高度协调。 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若强调“台海事态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其效果之一即是向美国展示“日本不会在关键时刻退缩”。这种表态不仅是地缘政治需要，更是同盟互动的信号机制：美国期望日本强化防卫能力，以分担地区压力，日本则通过高调表态争取更明确的美国安全承诺。 这种双向互动在同盟体系中是常见现象。高市的言论因此具有“向盟友展示责任”的功能，并非单纯情绪性表达。 三、国内政治逻辑：保守派路线的延续与首相权威建构 高市出身自民党强硬保守派，在修宪、加强防卫态势、强化国家主权叙事上立场鲜明。她的政治支持基础主要来自重视“国家安全”“自立防卫”的选民群体以及党内保守派议员联盟。 在日本政治中，新首相往往需要通过清晰的政策姿态来建立威信并稳固党内地位。尤其对保守路线的首相而言，在外交安全议题上展示“坚定不退缩”常被视为领导力和方向感的重要象征。 因此，高市的强硬言论还具有国内动员与党内巩固的功能。她通过突出中国与台海问题，将注意力集中到其擅长并具有话语优势的安全议题，从而强化自身政治正当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强硬姿态也会在日本内部引发不同声音，如部分经济界担忧对华关系紧张可能影响贸易与投资。这说明高市的言论同时承受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张力。 四、对中国的信号博弈：威慑、成本提升与战略沟通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往往通过公开表态来塑造对手的风险评估。日本政府多位官员在过去几年中逐步明确台海稳定的重要性，而高市的言论则进一步提高了表述强度，向中国发出威慑信号：任何武力冲突都会带来区域外溢效应，并可能牵动日本。 这种威慑并不意味着日本寻求对抗，而是试图通过抬高成本来降低冲突可能性。此逻辑可在多国外交实践中观察到，例如韩国在朝核危机中的“高风险提醒”策略。 但风险在于：强硬信号若缺乏沟通机制，可能被对手解读为敌意升级，从而进入“安全困境”。近年来中日之间因言论激化而出现的外交抗议、舆论对立和军事演训反制，就体现了这一困境的现实性。 换言之，高市言论的战略意图可能是遏制，但效果未必可控。 五、战后日本身份叙事的深层结构：从“专守防卫”向“积极安全保障”的转型 战后日本长期强调“专守防卫”，避免卷入域外冲突。然而，随着国际格局变化，2014年《集体自卫权解释》、202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均显示日本正在逐步扩大自身的安全角色。...
文章推介
Why Should We Combat Islamophobia?
Islamophobia is not merely a religious issue; it also concerns social stability,...
记者证必须由政府颁发吗？
在国际上，记者证并非普遍由政府颁发，大多数国家依靠媒体机构或行业组织确认记者身份，只有少数国家实行行政许可制度。 文/陈卓然 在中国，记者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颁发，是新闻从业的法定凭证。持证记者必须隶属于已注册的新闻机构，并通过年度审核。没有这一证件，记者身份在法律上难以成立，采访也可能缺乏合法性。因此，不少中国读者容易产生一种印象：记者证理所当然应由政府颁发。 然而在国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在绝大对数国家，记者证由媒体机构或行业协会颁发，而非政府。最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媒体内部工作证（Press ID），由新闻机构自行制作，作为雇佣和身份的证明；另一种是行业组织记者证（Press Card），由记者协会或多家媒体组成的联合机构管理，在新闻行业内广泛认可。以英国为例，UK Press Card Authority 集合了多家媒体与行业协会，统一发放标准化记者证；法国的 Carte de...
梁启超：论报馆对国家有益
【编者按】1896年8月9日，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强调报馆的重要性和作用。他通过对比古今中外的报刊发展，指出报馆在传递信息、监督政府、推动教育、促进交流等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对报刊发展的期望和建议。原文是文言文（附后），编辑用文心大模型译成白话文如下。 梁启超：论报馆对国家有益 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可以从它的信息是否通畅来判断。血脉如果不通畅，人就会生病；学术如果不流通，就会显得浅陋；道路如果不通顺，就会像秦国和越国那样，虽然相邻却对彼此的肥瘦毫不关心，如同陌路；语言如果不相通，就会像福建、广东与中原地区那样，虽然同在一国却像身处不同的世界。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上下之间信息不通，就无法有效地传递恩德和民情，而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吏就会趁机作奸犯科；如果内外之间信息闭塞，就无法了解对方的情况，那些守旧的儒生就会空谈误国。中国数十年来遭受欺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要去除闭塞，寻求通达，方法不止一种，而报馆就是其中的先导。没有耳目，没有喉舌，这就叫做残废。如今世界各国并立，就像邻居一样，整个天下，就像一个大家庭。邻居家的事情，我们却不知道，甚至同一个家庭里的事情，也互不相闻不问，这就是有耳目却如同没有耳目；上面有所决策，不能告知百姓，下面有苦难，不能上报给君王，这就是有喉舌却如同没有喉舌。能够帮助我们开通耳目、喉舌，治愈天下这种“残废”之症的，就是报馆。 报馆在古代有例证吗？古代太师通过采集民歌来观察民风，饥饿的人唱出他们的食物，劳苦的人唱出他们的劳作，朝廷派使者去各地采集这些民歌，从乡里传到县里，从县里传到国家，再从国家传到天子那里，这就像民间的报纸。公卿大夫们赞扬君主的德行，讨论国家政治，朝廷派遣使臣，记载功勋，建造宫室，饲养马匹，君主用这些来告知臣子，上级用这些来告知下级，这就像官方的报纸。又像诵训官负责掌握各地的方志，以便观察事情；掌握各地的邪恶之事，以便告诫人们避免；从而了解各地的风俗；外史官负责记录四方的情况，把书名通报给四方；撢人官负责诵读天子的诏令，传达国家的政事，到各地去宣讲。所有这些用来宣扬君主的德行、沟通上下情意的做法，不仅仅是记录叙述，还兼有职责掌管，所以君主可以坐在一间屋子里就能了解四海之内的情况，士人可以通过诵读《诗经》等三百篇来了解国家的政事。三代之所以强盛，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 西方人的大报纸，议院的言论都记录在上面，国家的财政收支也记录在上面，人口生死也记录在上面，地理的险要也记录在上面，百姓产业的盈亏也记录在上面，学会的课程也记录在上面，物产的种类也记录在上面，邻国的举动也记录在上面，兵力的增减也记录在上面，法律的改变也记录在上面，科学的新理论也记录在上面，技艺的新发明也记录在上面。那些分类的报纸，谈论政务的可以看官报，谈论地理的可以看地学报，谈论军事的可以看水陆军报，谈论农业的可以看农学报，谈论商业的可以看商会报，谈论医学的可以看医报，谈论工业的可以看工程报，谈论科学的可以看各种天文、数学、声学、光学、化学、电学等专门学科的报纸。有一门学问就有一份相应的报纸，这门学问每得到一个新的见解，这份报纸就会多一条新闻，内容繁复的就用图表来辅助说明，事情复杂的就列成表格，早晨刚写成文章，晚上就传播到了万里之外。所以负责事务的人没有隔阂蒙昧的担忧，研究学问的人能够得到观摩学习的益处。还担心文字太深奥，不能让所有人都理解，所以有妇女报，有儿童报。这些报纸的出版时间，有的是季报，有的是月报，有的是半月报，有的是旬报，有的是七日报，有的是五日报，有的是三日报，有的是两日报，有的是日报，还有的是半日报。国家保护报馆就像鸟贩子保护小鸟一样；士民喜爱阅读报纸就像蚂蚁附着在膻味上一样。就像俄国和土耳其的战争，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结盟，全世界的人都仰头踮脚地等待《泰晤士报》的评论，文章刚写完，电报就已经飞快地传送出去了，报纸的重要性又像这样。 然而英国、德国、日本，有的对报馆有诽谤的法律，有惩罚的条例，这又是为什么呢？记载琐碎的事情，采访奇异的传闻，不是荒诞不经的谣言，就是隐秘的杂事，关起门来编造，随口乱说，对解决当前的困难没有帮助，反而败坏社会风气，这是第一个弊端；军事敌情记载得不准确，仅仅凭借市井之人的传言，没有惩罚造谣者的嫌疑，甚至揣摩大众的情绪，编造出荒谬的说法，海外已经化成灰烬，纸上却还在刊登捷报，迷惑听闻，贻误大局，这是第二个弊端；评判人物的好坏，评论最近发生的事情，毁誉完全凭借个人的恩怨，笔舌比刀枪还要锋利，有的歌颂权贵，作为自己升官的阶梯，有的指责富豪，作为自己收受贿赂的手段，行为如同无赖，道义上违背了吉祥的言论，这是第三个弊端；拿起笔来发表议论，却没有根据，抄袭陈旧的言论，拼凑抄袭别人的说法，或者因为才思枯竭而担忧，敷衍了事，讨论逸闻趣事，记述游览经历，没有意义可取，文章也没有文采，这是第四个弊端；有的翻译的内容比较广泛，言论也值得一看，删除糟粕，颇能抓住要点，但是借题发挥，宣扬宗教，虽然有断章取义的好处，却免不了诗歌分类不当的遗憾，这是第五个弊端。有这些弊端存在，报纸的意义就被束缚住了，于是使得国内少数有志之士反而把报馆看作是害虫，把报纸看作是妖言惑众，古代的优良传统不能实行，好的方法反而带来了弊端。唉，这不是很让人痛心吗！ 现在在中国设立报馆，想要达到西方人报纸那样的规模，从形势上看是不可能的。西方的议院议定一件事情，就公布给大众，让报馆的人进入议院记录；中国则对这些事情讳莫如深，中枢机构的举动，真相无人知晓，更不用说外国人了。西方的人口、物产、百姓产业、商业情况，每天都有记录，翻开书卷就一目了然，抄录副本印在报纸上，让大家都知道；中国则连家庭中的牲畜都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州县官员虽然亲民，但是对于自己所管辖的百姓和物产，却无从全面了解，更不用说朝廷了。西方人对于科学、制造等专门学科，官方设立学校，士人设立学会，讲求观摩学习，新的方法层出不穷，所以急于刊登在报纸上，让大家先睹为快；中国则稍微懂得这些学问的人已经像凤毛麟角一样稀少，哪里有精通这些学问、深明其法而创造出新成果的人呢？由于这些原因，西方报纸的长处，都不是我们所能具备的。 那么报纸的体例应该怎么样呢？我说：广泛翻译世界各地的新闻，让读者了解全局大势以及各国强盛衰亡的原因，从而不会夜郎自大，坐在井里议论天地之大；详细记录各省的新政策，让读者知道新政策确实有利可图以及负责此事的人的艰难筹划和他们的宗旨所在，从而阻挠新政策的人就会减少了；广泛搜集交涉的重要案件，让读者知道国家体制不确立就会受人侮辱欺凌、法律不讲就会被人愚弄欺骗，从而可以奋发学习新学问来洗刷过去的耻辱；另外还要刊载政治、学术方面的重要书籍的内容摘要，让读者了解一切实用学问的源流门径以及它们日新月异的变化情况，从而不会抱着八股文、八韵诗、考据学、词章学等陈旧学问而自以为是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办报纸，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风气就会逐渐开放，各种事业就会逐渐兴起，国家体制就会逐渐确立起来，人才也会逐渐涌现出来。十年以后报纸的规模也就可以逐渐完备了。唉！中国的邸报兴起于西方报纸之前，但是历经数百年却没有得到推广。如果有人不理解报纸的重要性而将其视为诽谤之言并加以摧残的话，那么报纸这颗幼苗又怎么能成长起来呢？或者也有人能够与我们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并理解我们的孤独与愤慨而提倡保护报纸以成就我们的区区之心的话，那么这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吧！ 以下为原文（文言文）。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粤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报馆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使乘輶轩以采访之，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移于天子，犹民报也。公卿大夫，揄扬上德，论列政治，皇华命使，江汉纪勋，斯干考室，駉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犹官报也。又如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外史掌四方之志，达书名于四方；撢人掌诵王志，道国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国而语之。凡所以宣上德、通下情者，非徒纪述，兼有职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诵三百而知国政。三代盛强，罔不由此。...
中美新闻宣传的主要差异
中美两国的新闻宣传在报道理念、功能定位、内容策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根植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以下是综合分析： 一、报道理念与功能定位 1. 中国：正面宣传为主，强调舆论引导 中国新闻媒体秉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注重配合党和政府的政策方向，突出成就宣传与社会稳定。例如，在环保报道中，中国媒体（如《城市河流，让我们重新认识你》）倾向于展示政府治理的成果与经验，强调政策的有效性和社会进步。这种理念源于中国新闻作为“喉舌”的历史定位，承担着宣传政策、凝聚共识的功能。 2. 美国：负面监督为主，强调环境监测 美国新闻业以“第四权力”自居，注重揭露问题、监督权力。例如，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多聚焦社会问题、灾难事件或政府失职，如《底特律自由报》对弗林特水危机的持续追踪报道。该报自2015年起揭露密歇根州政府在未做防腐蚀处理的情况下将弗林特市供水源切换至受污染的弗林特河，导致居民饮用含铅超标水源，造成儿童永久性神经损伤。 二、题材选择与内容倾向 1. 中国：以政治与社会建设为核心 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题材集中于政治活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例如领导人访问、脱贫攻坚等，正面报道占比高达80%以上，中性报道次之，负面报道较少。报道多引用官方数据和专家观点，强调权威性与政策性。...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epends on Decision-Makers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inges on the cognitive...
中国与美西方的人权理念与实践差异
文/毕研韬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国际社会首次以共同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的原则。自此，12月10日被确立为世界人权日。这一节日不仅具有纪念意义，也为全球各国提供了讨论和反思人权理念与实践的契机。 一、人权的概念与基本内涵 在国际法框架中，“人权”指每一个人因其作为人而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具有普遍性、不可剥夺性、相互依存性与不可分割性。国际人权体系的核心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它们为各国提供了共同的原则基础。 从类型上看，人权通常分为三类： 值得注意的是，人权的内涵是历史性建构的产物。国家是正式制定者，但民间社会、公众呼声、社会运动与学术讨论都在持续推动人权的扩展和演化。从第一代人权（自由权、政治权）到第二代（经济、社会、文化权），再到第三代（发展权、环境权等），体现了人权内容不断拓展的趋势。 二、中国的人权理念与实践 “中国的人权”并非单一概念，而是一个多层、多源、动态演化的生态系统。 1. 国家视角：发展权和生存权优先 中国政府在官方文件和外交表述中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政府承担实现这些权利的主导角色，通过经济发展、减贫、教育普及和医疗保障等改善民生；社会稳定被视为人权实现的前提条件。 这种理念有历史逻辑基础：在长期面临贫困与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和发展机会被置于核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