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缺席
在地缺席：美国对华认知失真的关键变量
当观察者缺席中国现实现场，信息越丰富，误判反而可能越系统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日发布 一、一次餐叙中的认知落差 一位老友自美国探亲归来，与我相约小聚。她在美国停留五个月，行程并不紧张，接触面较广。谈及所见所闻，她着重提到一个感受：一些美国社会群体——包括部分华人——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停留在过去。 她举了一个细节：某基督教群体对中国的了解，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印象框架之中。 这一观察，与我近年来的判断形成了直接呼应。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指出，一些美国智库在对华研究中频繁出现“结构性误读”。在近日发表的分析文章中，我指出，China Media Project对中国的研究“缺乏内部视角”。这次对话，使这一判断获得了来自日常经验层面的印证。 问题随之变得具体：为什么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中国的认知反而可能滞后？ 二、问题的重心不在“信息不足” 直觉上，人们容易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信息不充分”，但这一解释并不成立。 当下关于中国的公开信息，从宏观数据到政策文本，从媒体报道到学术研究，其数量与可获得性都远高于以往。对于具备专业能力的研究者而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通常不是主要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掌握了大量信息，并不等于理解其运行逻辑。 大量关于中国的信息属于“事实层”，描述“发生了什么”，但战略判断所依赖的则是“机制层”与“情境层”——这些变化为何发生、如何运作、将走向何处。正是在这一层面，认知开始出现系统性偏差。 三、“在地缺席”：认知失真的起点变量 从经验与观察出发，可以将问题的关键收敛为一个更基础的变量：在地缺席（absence of embedded experience）。 所谓“在地”，并非简单的地理停留，而是指持续、嵌入式地进入一个社会的现实运行之中，包括与不同层级主体的持续互动、对制度运行的情境性观察、对社会节奏与行为预期的体感把握。 一旦这一维度缺失，认知系统将不可避免地转向替代机制：依赖既有知识框架解释新现象；使用二手信息拼接现实图景；通过熟悉叙事填补理解空白。这正是许多对华认知滞后的起点。 四、从“缺席”到“失真”：机制如何展开...
文章推介
CWB:Bridging the Cognitive Divid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ublic
By Editorial Team of 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CWB）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善待舆论监督，就是守护国家命脉
让真实的声音自由流淌，让合理的诉求充分生长，这是人类共同的向往。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31日 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只看经济、科技、军事、教育，还看它能否及时发现问题、看见真相、回应期待。舆论监督的价值，正在于为国家治理安装一双敏锐的眼睛、一对倾听的耳朵。支持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就是在维护国家的自我纠错能力，就是在守护国家长远发展的根基。 一、舆论监督，是国家治理的信息反馈系统 现代社会庞大而复杂，任何治理都不可能完美无暇。关键不在于出不出问题，而在于出问题之后，能不能迅速发现、及时回应。 如果真实的声音传不上去，基层的痛点进不了决策，社会风险就会像暗流一样悄然涌动。舆论监督，正是通过公开表达、公共讨论和社会观察，让隐藏的难题浮出水面，让治理体系得以及时调整。 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从来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无处可说、无人可诉；不是矛盾存在，而是矛盾没有出口。 所以，舆论监督不是在削弱治理，而是在为治理装上“预警雷达”。 二、舆论监督，是群众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守护者 社会治理的初心，始终是人民的福祉。现实中，许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往往只有进入公共视野，才能获得应有的重视。 舆论监督，能让个体的困境被看见，让草民的声音被听见；也能盯住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这些关乎千家万户的大事，提前发出警示。...
当院长后，成果为何暴增：干部考核与纪检监察的共同盲区
当学术成果随着职位“同步增长”，被质疑的就不再是个人能力，而是制度边界本身。 文/许衡之 近年来，一种被称为“院长效应”的现象引发关注：个别学者在担任院长后，其名下论文、专利数量在短时间内显著增长，甚至呈现出“断点式跃升”。这一变化往往缺乏连续性，与其既往研究积累不相匹配，也未必伴随明显的质量提升。 这一现象的关键不在于个体表现，而在于其背后所反映的制度逻辑。当科研成果可以随职位变化而“增长”，问题就不再是学术能力，而是干部考核与监督体系是否存在盲区。 一、从异常增长到结构性信号 在正常科研逻辑中，成果产出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研究方向相对稳定，产出节奏相对连续，数量与质量之间大体呈正相关关系。而“院长效应”则表现出另一种模式：成果在短期内集中增加，且往往跨越多个并非其原有研究领域。 这类变化难以用“能力提升”解释，更接近一种由非学术因素驱动的成果再分配。换言之，问题不在“做了多少研究”，而在“成果如何被归属”。因此，“院长效应”应被视为一种结构性信号，而非个别异常。 二、权力嵌入科研：从影响到重构 院长在高校体系中不仅是学术角色，更掌握指标、项目、经费、平台与评价等关键资源。当这些资源进入科研过程，便可能改变成果生成与分配的机制。 在团队化科研背景下，论文署名与成果归属本就具有一定弹性。当权力嵌入这一空间，可能出现署名扩展、合作绑定等现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情况下会逐步形成“资源—发表”的交换机制：通过隐性甚或显性合作机制，院长与期刊建立互惠关系，从而降低发表门槛。 在这种结构中，院长即使不直接参与具体研究，也可能通过资源整合获得成果署名。成果的“增长”，不再完全来源于知识生产，而部分来源于权力结构的再分配。 三、对科研生态的系统性影响...
揭秘AI“投毒”：一个新兴黑色产业
当AI的训练数据可以被批量“投毒”，大模型输出的“标准答案”，有可能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商业骗局。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8日发布 当越来越多人习惯向AI大模型寻求答案时，一场围绕AI认知系统展开的新型信息操纵正在形成。它不像传统黑客攻击那样直接破坏系统，而是通过批量制造、投放和扩散虚假内容，悄悄改变AI的“知识来源”，让AI在回答问题时输出被操纵的信息。这一现象，被称为“AI投毒”。它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意味着未来的信息竞争，正从“争夺流量”转向“争夺AI认知”。 从SEO到GEO：AI时代的新型操纵术 过去二十年，互联网商业竞争的重要方式之一是SEO（搜索引擎优化），即通过关键词、链接和内容运营，让网页在搜索结果中获得更高排名。生成式AI兴起后，一个新概念——GEO（Generative Engine Optimization，生成式引擎优化）——开始浮出水面。 它的核心目标，不再是让网页出现在搜索结果首页，而是让AI“直接推荐你”。 一些GEO服务商宣称，通过批量内容生成、论坛投放、自媒体矩阵等方式，可以提高企业、产品甚至个人在AI回答中的出现频次。合理的信息优化本身并不违法，但当GEO与虚假信息结合，就可能演变为“AI投毒”。 在中国，AI投毒已经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 操作方式通常包括：利用AI批量生成伪专业文章，制造虚假的产品评测和用户反馈，在论坛、百科、问答平台大量铺设内容，再通过水军和算法提高信息权重，诱导AI在检索和生成过程中将这些内容当作事实加以采纳。...
毕研韬民族宗教相关研究部分成果一览表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资料截至2026年5月20日 一、报刊论文 1.毕研韬.“西藏事件与国际舆论引导”[J].《青年记者》,2008(9):64-65.已被12篇期刊论文、1篇博士论文、6篇硕士论文、1篇会议论文引用。台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引用。 2.毕研韬.“西藏危机与传播策略”[J].[香港]《传媒透视》，2008年5月号第5-7页 3.毕研韬.“就‘大西藏’专访桑东仁波切”[J].【美国】《北京之春》，2010年2月号 4.毕研韬.“西方人怎样解读西藏——专访旅居瑞典的作家茉莉”[J].【美国】《北京之春》，2010年10月号，第67-71页 5.杨洁、毕研韬.“黎族女装的表意原则”[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72-174 6.毕研韬.就“大西藏”专访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载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间道路”的本质、历程及其成果》，2012年3月26日 7.Bi Yantao. “Written...
制度传播应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新范式
在全球传播格局加速重构的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应从“讲优势”“讲政策”走向“讲制度”“讲共识”。海南大学毕研韬教授在最新文章中提出“制度传播”理念，主张以制度逻辑为传播核心，通过制度展示构建国际认知信任，推动中国国际传播实现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跃迁。这一思想或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新范式。 作者：刘磊 发布：2026年8月16日 一、全球传播权力格局正面临重构 在全球地缘格局和传播生态深度演化的今天，信息传播早已超越了技术与媒体层面，成为塑造世界秩序的重要力量。谁掌握了传播权，就在一定意义上掌握了认知权、议程权与解释权。21世纪以来，信息流动的方向、速度与密度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资本与制度共同塑造的传播生态，使国际传播竞争从“话语之争”转向“制度之争”。 中国正处于全球传播权力结构重塑的关键节点。一方面，国家形象的复杂化和议题竞争的多元化，使得国际舆论场日益碎片化；另一方面，西方媒体与智库仍掌握着制度性议程设置权，通过“叙事惯性”与“框架预设”不断塑造中国形象。这种格局造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传播赤字”：中国的事实与成就虽广泛传播，却未必能转化为认知共识与情感认同。 在此背景下，中国国际传播面临两大结构性挑战：一是传播有效性不足——声音虽大，解释力却弱；二是制度解释缺位——我们讲了“做什么”，却未能充分阐明“为什么这样做”。这正是传统“政策外宣”模式的根本瓶颈：它以信息发布为导向，而非制度逻辑为核心，缺乏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共构机制。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在其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中提出了“制度传播”（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概念，主张以制度设计与传播行为的互动耦合取代单向度的政策外宣。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更体现出中国国际传播理念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跃迁。 二、从“政策外宣”到“制度传播”：范式转型的内在逻辑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对外传播经历了两次范式转型：由政治宣传转向形象叙事，再迈向政策传播。前一阶段以国家形象塑造为核心，侧重情感认同与文化亲和；后一阶段以政策议程为载体，强调制度阐释与议题回应。这两种范式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可见度与政策理解度，但随着国际传播格局进入多极化与认知竞争并存的新阶段，单纯依赖形象展示或政策说明已不足以支撑国家话语体系建设的更高目标：重塑全球认知结构。 毕研韬教授指出，“政策外宣”往往把传播内容看作政策的延伸，而非制度的表达。政策是具体的、阶段性的，而制度则是稳定的、结构性的。真正能支撑国家长期认知竞争力的，不是政策层面的动员，而是制度层面的解释。“制度传播”的提出，正是基于这种深刻洞察。它主张以传播行为展现制度逻辑，以传播过程构建制度信任，使传播成为制度建构的前置环节和外化机制。传播目标是“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