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学英语

学英语

1 Articles
Blog

如果你爱孩子,就支持他/她学英语

文/毕研韬 近年,中国一些高校陆续调整专业结构,部分院校缩减甚至撤销英语等外语类专业。这一变化与两个背景密切相关:一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一些传统文科专业招生规模收缩;二是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机器翻译能力明显提升,使部分人开始质疑外语学习的必要性。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AI时代还要不要学英语”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议题。 然而,如果因此得出“英语已不再重要”的结论,显然过于简单。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也是知识体系、文化结构与认知方式的一部分。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语言能力仍然是一种基础性能力。 AI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价值 近年来,以 Google Translate、DeepL、iFLYTEK(科大讯飞)等系统为代表的神经网络翻译工具,在准确度和实时性方面都有明显进步。随着大模型的发展,机器翻译已经能够在许多日常场景中完成较为可靠的语义转换。 但机器翻译解决的主要是文本转换问题,而语言的价值远不止于此。语言中包含大量语境信息、文化隐喻和话语逻辑。机器可以翻译句子,却难以理解语境背后的文化结构。很多跨文化误解并不是词汇问题,而是认知背景不同造成的。 因此,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消除语言能力的意义,而只是改变了语言使用的方式。未来,人们可能不再需要逐字翻译,但仍然需要理解不同文化的表达方式与思维结构。 英语仍然是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入口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英语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学术语言之一。大量国际期刊、数据库与学术会议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例如,Elsevier、Springer Nature 等大型学术出版机构出版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以英语发表。 对于希望从事科学研究、国际合作或跨国技术工作的年轻人而言,英语仍然是进入全球知识体系的重要入口。即使借助翻译软件,缺乏语言能力也很难真正参与学术讨论。学术交流不仅依赖文本理解,还包括讨论、提问、写作和表达。 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金融和跨国商业网络中,大量核心资料与技术文档同样首先以英语发布。能够直接阅读这些材料,往往意味着更早接触到新的知识与技术趋势。 语言学习本身也是认知训练 语言学习不仅是技能训练,也是认知训练。学习一门外语,需要处理词汇、语法、语境和逻辑结构,同时还需要理解不同文化中的表达方式。这种过程会训练人的记忆能力、逻辑能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 许多认知研究表明,双语或多语能力往往有助于提升认知灵活性。能够在不同语言体系之间切换的人,更容易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方式。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优势越来越体现在复杂理解、创造性表达和跨文化沟通等领域。恰恰在这些领域,语言能力依然具有基础性价值。 专业调整不等于能力失效 当前一些高校缩减英语专业,更多是教育结构调整的结果,而不是语言能力失去价值的信号。高校专业设置需要考虑就业结构、学科资源和人才需求变化,因此出现周期性调整是正常现象。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高校并没有削弱外语教育,而是将语言学习与区域研究、国际事务、商业管理等方向结合,形成跨学科培养模式。语言能力不再被视为单一专业技能,而是一种通用能力。 从社会需求看,跨文化沟通能力、国际协作能力和多语能力,在全球化环境中仍然具有明显价值。...

文章推介

北美

美国涉藏政策新变化:国际传播进入法律框架

2024年7月12日,美国《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Dispute Act)正式生效,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从国际传播角度观察,这部法律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涉藏历史叙事和公共信息开始纳入美国法律政策框架。 这一变化虽然并未立即带来大规模政策调整,却反映出美国涉藏政策关注重点的进一步延伸。...

Blog

中国与美西方的人权理念与实践差异

文/毕研韬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国际社会首次以共同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的原则。自此,12月10日被确立为世界人权日。这一节日不仅具有纪念意义,也为全球各国提供了讨论和反思人权理念与实践的契机。 一、人权的概念与基本内涵 在国际法框架中,“人权”指每一个人因其作为人而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具有普遍性、不可剥夺性、相互依存性与不可分割性。国际人权体系的核心文件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它们为各国提供了共同的原则基础。 从类型上看,人权通常分为三类: 值得注意的是,人权的内涵是历史性建构的产物。国家是正式制定者,但民间社会、公众呼声、社会运动与学术讨论都在持续推动人权的扩展和演化。从第一代人权(自由权、政治权)到第二代(经济、社会、文化权),再到第三代(发展权、环境权等),体现了人权内容不断拓展的趋势。 二、中国的人权理念与实践 “中国的人权”并非单一概念,而是一个多层、多源、动态演化的生态系统。 1. 国家视角:发展权和生存权优先 中国政府在官方文件和外交表述中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政府承担实现这些权利的主导角色,通过经济发展、减贫、教育普及和医疗保障等改善民生;社会稳定被视为人权实现的前提条件。 这种理念有历史逻辑基础:在长期面临贫困与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和发展机会被置于核心地位。...

亚洲

Is Beijing Going to Use Military Force Against Taiwan? A French Expert May Be Misleading the West

French geopolitical scholar Dominique Moïsi recently raised an attention-grabbing question: “Will Xi...

亚洲

中朝列车今日恢复运行,东北亚格局出现微妙变化

停运六年后,中朝国际列车重新启动,这背后有哪些战略考量? 文/毕研韬 2026年3月12日,中朝国际客运列车在停运约六年后恢复运行。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朝鲜采取了极为严格的边境封闭政策,几乎停止所有国际客运往来。此次北京-平壤与丹东-平壤两条铁路客运线路重新开通,意味着两国之间最重要的陆路人员通道恢复运转。表面上看,这是疫情后交通秩序恢复的一项常规措施,但若从区域政治和经济结构观察,这一变化可能释放出更为复杂的信号。 一、疫情周期结束与边境政策调整 2020年以来,朝鲜长期维持高度封闭的边境管理体系,对人员流动实施严格限制。在这一阶段,跨境贸易主要依赖货运列车,客运铁路和航空航线基本停摆。 近年来,随着全球疫情风险下降,朝鲜逐渐恢复对外交通联系。此前已经恢复部分对外航班以及有限的贸易往来,而国际客运铁路的重启,则意味着边境管理进入新的阶段。铁路客运不同于零散的商务通行,它涉及稳定班次和制度化的人员流动,因此通常被视为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 从治理逻辑看,铁路也是一种较为可控的开放方式。相比航空和大规模旅游,铁路客运在班次、人员结构和边境检查方面都更便于管理。因此,恢复铁路客运既能够逐步扩大人员交流,又不会对国内安全和公共卫生体系形成过大压力。 二、经济因素:恢复中朝贸易循环 在经济层面,恢复国际列车也具有明显现实意义。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朝边境城市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贸易与物流体系,其中铁路运输占据核心地位。 疫情期间,边境封锁使人员流动大幅减少,许多贸易活动受到影响。虽然货运列车仍在运行,但商务人员、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的跨境往来明显受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贸易效率。 客运列车恢复运行后,可以为商务谈判、技术交流和小规模经贸活动提供便利,从而改善贸易循环。对于朝鲜而言,这种人员往来有助于缓解部分经济压力;对于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而言,也有利于恢复区域经济活力。 三、地缘政治背景:东北亚关系的微妙调整...

亚洲传播学

中国已建成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周边传播”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于2013年首次提出的传播学概念和理论。狭义的周边传播上特指主权国家与相邻国家或地区边境线两侧的信息传播,广义上则涵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所有相邻主体间的传播现象。 2021年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周边传播研究中心。截至2025年10月8日,中国已成立17个周边传播研究机构(其中研究院12个、研究中心4个、工作坊1个)。 这些研究中心以陆地教授提出的“周边传播理论”为指导,强调中国本土传播学理论探索。相关研究涵盖国际传播、文化经济等综合性领域,同时通过案例库与数字技术强化实践支撑。 地域分布上,现有周边传播研究中心呈现“边境集中+全国联动”特征,云南、新疆、广西、内蒙古等边境省份依托地缘优势聚焦区域特色传播,北京及东南沿海高校则构建理论协调网络,共同形成服务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边疆治理、区域国际合作)的学术共同体,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导向。 相关阅读: 中国已建成212家国际传播中心 中国已建成453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传播学

敦煌需要外国主播吗?这场争论该如何收场?

国际传播需要的不只是“外国面孔”,更是能够完成文化转译、建立认知连接并获得长期信任的传播能力。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9日 近日,敦煌市拟聘用美国青年古爱华(Edward Kuperman)担任融媒体主播,引发网络热议。 支持者认为,国际传播需要突破文化边界,外国传播者熟悉海外受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有助于中国文化实现更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质疑者则提出,敦煌文化博大精深,一个并非敦煌学专家的外国青年,是否具备讲述敦煌的权威性?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投入资源聘请外国主播,是否符合公共资源使用逻辑?相关程序是否规范?此外,其个人经历也引发了安全方面的讨论。 这场争论触及中国国际传播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国际传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传播者?外国身份能够带来多少传播优势?又有哪些局限? 一、敦煌国际传播:从“知名度”走向“理解力” 敦煌具有天然的国际传播价值。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敦煌本身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象征,但它并不是一个缺少国际知名度的普通地方文化资源。 因此,敦煌国际传播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简单回答:“世界知道敦煌吗?”而是“世界理解敦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