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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共识时代,理解尤显重要——2026年新年寄语

新岁将至,回望2025年,人类并未踏入一个愈发澄澈简单的世界。相反,世界正鲜明地呈现出一幅复杂图景:共识如退潮之水,愈发稀缺难寻;分歧似燎原烈火,愈发显性张扬;不确定性则如幽灵,成为生活的常态。不同国家、制度与文明间的张力相互纠缠、层层堆叠,在公共讨论的舞台上,情绪每每抢先于事实亮相,立场常常优先于理解作祟,这般景象愈发凸显。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理解”不再是一种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而逐渐演变成一种需要我们刻意维护、用心培育的珍贵能力。信息如汹涌潮水般高速奔涌,本以为会拉近人与人之间认知的距离,实则不然,它并未自动搭建起心灵相通的桥梁;算法似无形之手,依据我们的喜好推送内容,本以为能为我们呈现全面真实的世界图景,可结果却事与愿违,它未必总能拓宽我们的视野。相反,标签化、简单化以及情绪化的判断,如同无形的枷锁,不断挤压着人们耐心倾听、认真思考的理性空间。许多误解的产生,并非源于刻意的敌意,而是源于对复杂现实的过度简化,就像用简单的线条去勾勒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必然会失去许多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内涵。 正是在这种低共识的时代语境中,理解的价值愈发凸显、尤为重要。理解并不意味着在立场上的完全一致,更不意味着要放弃彼此之间的分歧。它意味着在做出判断之前,我们愿意多花一些时间去探寻事实与真相,多一份同理心去体悟一种他人的处境,多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一种未知的可能性。理解是一种克制的理性,是在分歧的荆棘丛中避免误判的利刃,是在对立的悬崖峭壁间降低冲突烈度的缓冲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 《无界传播》正是在这样充满挑战与机遇的现实背景下,坚定地持续展开既定的探索之旅。我们并不企图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提供现成的、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无意充当各种立场的最终裁决者。我们努力做的,是在这个高度情绪化的公共空间中,精心保留一块有利于思考与对话的认知净土。通过拆解那些固化已久的叙事模式,如同打破禁锢思想的牢笼;呈现多元的视角,如同打开一扇扇通往不同世界的窗户;强调事实与语境的重要性,如同为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中点亮一盏明灯。我们希望为理解创造更好的条件,为人们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而不是为对立制造新的燃料,让矛盾的火焰越烧越旺。 在过去的一年里,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真正深刻而潜在的风险,往往不仅仅来自冲突本身,更来自对冲突成因的系统性误判。当我们的理解能力逐渐下降,世界就更容易被推向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逻辑陷阱之中,而当理解被不断削弱,理性讨论的空间也会随之像被挤压的气球一样越来越小。正因如此,传播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简单传递,更关乎认知的塑造与公共理性的存续,它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引导着社会的进步。 面向2026年,《无界传播》将继续坚定不移地秉持去标签化、去情绪化、去简单化的传播取向。我们愿意为理解付出足够的耐心,如同守护一颗珍贵的种子,等待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复杂保留广阔的空间,让各种思想在这里自由碰撞、交融;为事实争取宝贵的时间,让真相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浮出水面。我们坚信,即便共识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达成,但理解本身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它能够像温暖的阳光,融化误解的坚冰;像轻柔的微风,缓和紧张的气氛;为更具建设性的对话奠定坚实的基础,让不同的声音在理解的和弦中奏响和谐的乐章。 新年之际,我们并不奢望世界能够迅速达成一致,如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让所有的花朵同时绽放;也不预设分歧会自动消解,如同不可能期待所有的矛盾都能自行化解。我们期望的,是在这不可避免的差异之中,人们仍然愿意放慢判断的速度,多一点审慎的思考,少一点情绪的冲动;多一点耐心的倾听,少一点轻易的定性。若理解能够在低共识时代得以延续和传承,文明之间、社会之间乃至个体之间的沟通,就仍然保有向前的希望和可能,如同在黑暗中点燃的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新的一年,愿理解的光芒不被情绪的阴霾遮蔽,在人际交往里恒久绽放;愿理性的旋律不被偏见的噪音干扰,于社会生活中长久回荡。 恭祝新年快乐! 《无界传播》总编辑 毕研韬 2026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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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务卿:美国试图把中国和俄罗斯剥离

2月25日,美国《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发布了一条独家新闻,其导语称: “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在接受 Breitbart News 独家采访时表示,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政府正试图把俄罗斯从中国剥离出去,就像冷战时期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把中国从苏联剥离一样。” 当主持人问特朗普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是否类似于尼克松当年访问中国以遏制苏联的著名举措时,卢比奥表示: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完全成功地把俄罗斯从中国剥离出去。” 他补充道:“我也不认为让中国和俄罗斯彼此对立有利于全球稳定,因为它们都是核大国。但我确实认为,目前的情况是,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而如果仔细思考的话,这同样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有些国际观察家把美国的这一外交策略称为“逆向尼克松现象”。这是国际关系中典型的现实主义路线,但本质上就是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476-公元前221年)流行的纵横捭阖策略的现代版。问题是,2200多年过去了,人类仍未跳出“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藩篱。 《布赖特巴特新闻网》这篇报道的题目是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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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参议院最新报告:中国正在改写全球信息传播规则

报告指出,全球竞争的关键,正在从技术与贸易,转向对“认知规则”的争夺,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文/毕研韬 一、一个明确信号:信息体系已进入大国竞争核心 2026年3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发布报告The Price of Retreat 2.0: Undermining America’s Economic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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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多重舆情集中指向同一所海南高校

当多重舆情在一所高校叠加爆发,会呈现何种新特质? 文/毕研韬 在新媒体环境中,舆情并不总是围绕单一事件展开。尤其是针对某一舆情多发机构,当不同议题在相近时间段内蜂拥进入舆论场时,舆情往往会呈现出叠加式放大的态势。 近期,围绕一所海南院校,舆论场中相继出现了多条关注线索,既包括围绕该校研究生退学的讨论,也涉及该校正在推进的内部改革。这些议题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关联,逐步汇聚成一个整体性的讨论对象。 一、从单一议题进入舆论视野 最早引发外界关注的,是一则与研究生退学相关的信息。围绕个体选择、培养安排以及制度适配等问题,不同声音在社交平台上逐渐出现,并形成初步讨论。 在这一阶段,舆情仍主要围绕具体情境展开,讨论对象相对明确,议题边界也较为清晰。 二、改革议题叠加后,舆论框架发生变化 随后,有关该校内部改革的相关信息进入公众视野。这类信息本身并不直接指向前述讨论,但在传播过程中,却被频繁并置和对照。 在新媒体语境下,不同议题并不总是按照其原有逻辑被理解。当改革话题与此前的讨论同时出现时,舆论开始将二者放入同一认知框架中加以解读。 由此,舆情的重心开始从“单一问题讨论”转向“整体运行状态的关注”。 三、校方回应后,讨论为何仍在延续...

亚洲

在地缺席:美国对华认知失真的关键变量

当观察者缺席中国现实现场,信息越丰富,误判反而可能越系统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日发布 一、一次餐叙中的认知落差 一位老友自美国探亲归来,与我相约小聚。她在美国停留五个月,行程并不紧张,接触面较广。谈及所见所闻,她着重提到一个感受:一些美国社会群体——包括部分华人——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停留在过去。 她举了一个细节:某基督教群体对中国的了解,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印象框架之中。 这一观察,与我近年来的判断形成了直接呼应。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指出,一些美国智库在对华研究中频繁出现“结构性误读”。在近日发表的分析文章中,我指出,China Media Project对中国的研究“缺乏内部视角”。这次对话,使这一判断获得了来自日常经验层面的印证。 问题随之变得具体:为什么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中国的认知反而可能滞后? 二、问题的重心不在“信息不足” 直觉上,人们容易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信息不充分”,但这一解释并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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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院士制度或已成科研阻力

文/何睿育 在中国,院士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官方称号,在不了解真相的民间享有崇高威望。事实上,在中国,院士制度早已饱受诟病,更有些人呼吁把院士赶下神坛。 北京爱可多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布视频称,有人说院士制度或许已成科研阻力。 其依据是:中国近几十年的科技进步主要是以科技公司为代表的产业界所做的贡献,而在院士云集的研究院、高校等机构对国家科技进步的贡献远不如产业界。 视频继续说,问题是全国优秀的科研学子很多都在这种体系内被埋没甚至被“牺牲”,反倒流进产业界的所谓“二流学子”能在较为开放的环境下心无旁骛第做研究与创新。 这个视频没有提供数据支撑,而仅仅呈现了结论(或者观察结果),而且结论有些偏颇,所以算不上是严谨的科普视频。问题是,该视频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在中国,评选院士不仅仅靠科技水平,社会资源(本质上是政治资源)才是关键。而且,一旦选上院士,捞取更现实的资源就成了头等大事。概言之,在中国,不少人相信,院士已蜕变成一种捞取资本的“符号资本“。 笔者这样表述绝非极端,只是不希望社会讳疾忌医。我赞成AI底端技术开源,是因为开源后,人人都可以检视和评估,受前人启发,相互激励,彼此竞争,这样才能促使AI技术更快发展。我对教育科技的评论出于同一目的。

传播学

全球同行持续关注毕研韬教授研究成果

作者:唐玥宸 发表时间:2026年6月28日 2026年2月12日,美国独立研究机构China Media Project(简称CMP)发表研究报告《C+:理解中国全球信息影响力的转型战略》,报告引用了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的研究结论。由于CMP团队的调查结论与毕教授早些时期发表的文章略有出入,该报告专门列表比较了二者的不同之处。 在2008年至2022年期间,毕研韬教授主要围绕战略传播(简称SC)开展研究。战略传播起初用于组织传播、公共关系、企业传播等领域,但9·11事件后美国率先将其纳入国家安全实践体系。在地缘博弈加剧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国内外同行持续关注毕教授研究成果,涉及战略传播、国际传播、国家形象、认知塑造等方向。 “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主办的刊物《Defe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在2021年春秋号上刊发一篇长文,专题考察中国的战略传播话语。该文介绍了毕研韬、王金岭合著的《战略传播纲要》一书,重点讨论了该书对战略传播的定义。北约这篇文章还介绍了毕研韬、殷娟娟合写的文章,聚焦于社交媒体时代战略传播在边疆治理中的运用。北约研究同时关注了毕研韬、林信焰合署的文章,重点是战略传播在维护“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价值。 2013年2月,莫斯科大学帕申采夫E.H.教授在《公共管理》发表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战略传播纲要》。文章说,“2011年秋季出版的《战略传播纲要》应被视为中国战略传播概念发展的重要事件。该书作者是毕研韬、王金岭。中国的刘永治将军和张序三将军高度称赞此书,他们和《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共同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2026年两位俄罗斯学者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学报·国际关系》发表文章说,“在中国战略传播研究领域,毕研韬和王金岭两位学者值得特别关注。2011年,他们提出了中国较为系统、也较为完整的战略传播定义之一”。文章接着说,“毕研韬进一步指出:实施战略传播的首要主体是民族国家。当个人或组织参与战略传播时,他们只是国家战略框架中的组成部分。”文章指出,毕研韬厘清了战略传播与国际传播、策略传播的关系。 台湾战略界对毕教授成果的研究更为细致深入。台湾《陆军学术月刊》(现已改名为《陆军学术双月刊》)在2018年12月发表台湾“国防大学”两位军官的文章,探索战略传播如何运用于南海岛礁争议。文章介绍了毕教授的相关成果,包括战略传播定义、战略传播作业流程、目标受众分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