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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为何截然不同?

对中国而言,更现实的挑战不是消除所有差异,而是理解不同地区认知形成的结构性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沟通与理解机制。 文/毕研韬 在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不同地区引发如此明显的认知差异。根据Pew Research Center的跨国调查,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通常在70%-80%左右;在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中国持正面或中性看法的人群却明显更多。例如,在部分非洲国家的调查中,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比例超过60%。换句话说,在一些国家,中国被视为主要战略挑战,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却被看作重要的发展伙伴。 为什么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差异如此之大? 一、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差异的长期影响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往往会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 一些跨国调查显示,在强调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国家,公众更容易从政治制度和人权议题评价其他国家。例如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发现,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往往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相关联。 相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公众对中国的评价更少从制度差异出发,而更多从经济发展经验、基础设施合作或贸易机会等现实因素出发。这意味着,在不同社会中,人们评价中国的标准并不相同。 这种差异反映出一种更深层的现象:国家形象不仅是国际政治或经济关系的结果,也与各国社会内部的价值体系有关。当不同社会拥有不同的政治价值框架时,对同一国家的评价自然会出现明显差异。 二、安全结构:地缘政治框架的影响 国家认知也受到安全结构的影响。对于处在美国安全体系中的国家而言,中国议题往往被纳入战略竞争框架之中。 在安全研究领域,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同盟认知效应”。当一个国家处在某一安全联盟体系中,其对外部国家的认知往往会受到联盟叙事和安全议题的影响。例如在东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中国问题往往与地区安全、技术竞争或制度差异相联系。 这一点在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调查中也有所体现。研究发现,欧洲国家在经济上希望维持与中国的合作,但在安全和制度议题上则保持较高警惕。这种“合作与警惕并存”的认知结构,使中国形象在一些国家呈现出复杂甚至矛盾的特点。 三、经济关系:利益结构影响国家认知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经济联系往往是影响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首先是一个贸易伙伴、投资来源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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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英国《卫报》:中国产业向内陆转移,是“第三线回归”吗?

近期,英国《卫报》将中国部分产业向内陆转移的趋势,与20世纪60年代的“第三线建设”相类比,引发外界关注。 文/毕研韬 《卫报》的表述在传播上具有高度简化与象征意义,但其解释力与准确性,有必要加以审视。 一、现象:产业空间布局的再调整 从表层现象看,中国确实出现了产业空间布局的再调整。一些制造业与关键产业链环节,正在由传统沿海区域向中西部转移。同时,基础设施、能源保障与交通网络也在向内陆强化。这些变化,与“第三线建设”强调的“向内陆布局、增强安全”的直观特征存在相似之处。因此,《卫报》的类比并非完全失据。 二、错位:历史类比的解释局限 若将其直接等同为“第三线回归”,则存在明显的概念错位。历史上的“第三线建设”,是在冷战高压与战争预期背景下展开,其核心逻辑是规避打击、保存工业体系,而当代中国的产业调整,所处环境与驱动机制已发生根本变化。 现代战争形态高度技术化,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显著提升,单纯依赖地理纵深来规避风险的效果大幅下降。同时,中国经济深度嵌入全球体系,产业布局不仅服务安全目标,也必须兼顾效率、成本与市场连接。因此,简单以“战争准备”解释当前变化,难以覆盖其复杂性。 三、转向:从空间防护到系统韧性 更具解释力的视角,是将这一趋势置于“系统韧性”的框架下理解。所谓系统韧性,并非避免冲击,而是在冲击发生时维持基本运转能力。在这一逻辑中,产业向内陆转移具有三重功能:一是分散风险,避免关键节点过度集中;二是增强抗封锁能力,在海上通道受限或外部压力上升时保障基本供给;三是构建纵深支撑体系,为长期不确定性提供缓冲空间。这些目标,与其说是“第三线的复刻”,不如说是对当代全球风险环境的结构性回应。 四、动力:安全与发展的双重驱动 同时,这一调整还具有明显的经济维度。近年来,沿海地区成本上升、土地与劳动力约束趋紧,中西部地区则在基础设施改善与政策引导下,逐步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从区域发展角度看,这种再平衡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优化国内经济结构。因此,产业“内移”既是安全考量的结果,也是发展逻辑的延伸。...

亚洲北美

中美关税战:如何破局?第三方斡旋与直接对话相结合

文 / 毕研韬 一、关税数字升高的背后,不只是经济问题 2025年春,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已高达245%。这个数字的意义早已超出经济范畴,变成了某种“政治宣言”。对美国政界来说,对华强硬已变成了选举语言的一部分;对中国来说,这种高关税是一种霸权压制,是关乎国家尊严的大事。这就使双方都骑虎难下。谁先走第一步,很可能被国内外舆论视为“软弱”或“投降”。于是,谈判变得极为困难。 二、引入第三方:创造一个“台阶”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第三方调解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欧盟、新加坡、瑞士这样的国家或组织,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可以在中美之间搭建一个中立的沟通平台。 第三方的作用,不只是协调技术细节,更重要的是为双方提供“下台阶”的理由。例如,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发展援助等议题下重新谈合作,就能让关税问题从“对抗”变成“协调”。这是一种“借题发挥”的技巧,让双方避免正面碰撞。 三、不能只靠中间人:直接对话才有实效 当然,单靠第三方还不够。如果两国始终拒绝面对面沟通,真正的政策调整就没法实现。 中国可以推动恢复中美之间的高层经贸对话,比如设立“关税缓冲窗口”或者“贸易试验区”;美国可以通过任命特使等方式,跳过国内复杂的政治争议,进入更务实的沟通轨道。 最关键的是:用技术性语言来处理政治性分歧,让对话变得“不那么政治”,从而恢复信任。...

亚洲

开栏语|《向中南海推荐》

自古识者不贵喧,言者难达阙。纵有经世之才,若无其道与其时,常湮没于庙堂之外、流散于江湖之间。今之世,知识爆炸而智慧稀缺,喧哗者有名,深耕者无声,遂使真识者益孤,而俗响愈炽。 《向中南海推荐》,今开设于《无界传播》,非为鼓噪造势,亦非逢迎时尚,而是愿以冷静与笃定之笔,为有识者拓一缝隙,为时代留一道光。此栏所荐,不问门第背景,不计交游权变,惟观其志、其识、其能,期以一言之献、一策之思,通往大政之中枢,抵达国家之未来。 夫天地不言而四时行,圣人无名而天下理。深知此举或微如芥尘,然愿立此一栏,如斯年一纸灯火,荐人荐策,荐智荐魂,惟愿苍生不误,时代不虚。 《无界传播》总编辑 毕研韬

亚洲

高市早苗为何对华强硬?日本安全观正在系统性重写

文/毕研韬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数次就中国与台海局势发表强硬表态,引发中日外交摩擦与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要理解高市“强硬路线”的底层逻辑,必须将其放入日本的内政结构、地区安全格局、美日同盟机制以及高市个人政治路径的多重框架中进行系统分析。只有在这些脉络之中,才能避免情绪化判断,并实事求是地揭示此类言论背后的结构性动力。 一、地区安全结构的变化:从“外围冲突”到“直接威胁”的认知转变 日本防卫省自《防卫白皮书2021》起便持续强调中国军事力量快速发展、台海局势不确定性上升可能对日本周边安全造成直接影响。2022年版白皮书首次将“台湾稳定”列为“日本安全不可或缺”,并指出台海一旦发生武力冲突,“可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产生重大影响”。这些表述均为公开、可查证的内容。 高市的发言本质上是对白皮书既有判断的进一步政治化表达:即把可能的台海危机从“区域事件”提升为“日本自身的生存风险”。这种“安全化”话语符合哥本哈根学派所谓 securitization的分析框架——通过言语把某议题定义为生存威胁,使政府获得更多动员空间。 换言之,高市的强硬言论并非孤立的个人态度,而是对日本官方安全评估的一种更激进的政治呈现。 二、美日同盟机制的结构性压力:对美国的“可信承诺”展示 近年来,美日同盟在东亚的功能愈加突出。2023年、2024年的美日“2+2”会谈文件均明确提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共同立场,强调双方将“提升一体化威慑与应对能力”。这一合作框架要求日本在关键地缘议题上与美国保持高度协调。 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若强调“台海事态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其效果之一即是向美国展示“日本不会在关键时刻退缩”。这种表态不仅是地缘政治需要,更是同盟互动的信号机制:美国期望日本强化防卫能力,以分担地区压力,日本则通过高调表态争取更明确的美国安全承诺。 这种双向互动在同盟体系中是常见现象。高市的言论因此具有“向盟友展示责任”的功能,并非单纯情绪性表达。 三、国内政治逻辑:保守派路线的延续与首相权威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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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中国,圣诞气氛浓郁了

文/毕研韬 今年平安夜,上海、北京、海口等城市的街头被圣诞元素装点得缤纷多彩,这不仅是一场节日的盛宴,更是中国社会心态成熟与文化自信提升的生动写照。 一、节日回归本质,远离过度解读 往昔,圣诞节在中国常被误读为“西方文化入侵”,甚至被赋予政治色彩。今年,圣诞树、圣诞老人等符号已淡去敏感意味,成为城市生活中自然融入的新元素。人们拍照、购物、社交,享受节日的轻松与愉悦,无需过多政治解读,节日真正回归了庆祝的本真。 二、热点城市先行,传播优势凸显 上海、北京、海口之所以成为圣诞氛围的热点,并非因为对圣诞的特别偏好,而是得益于其独特的城市魅力和强大的传播力。上海,国际大都市的繁华与夜景;北京,外交中心的媒体聚焦与外籍人口;海口,自贸港的国际游客与免税购物。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便能迅速传播,形成视觉冲击。 三、对外展示开放,沟通无障碍 对于外国观察者而言,这些城市的圣诞氛围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中国的城市生活依然开放、可预期。无需每个节日都成为立场的表态,生活本身就在静静诉说中国的包容与沟通意愿。在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这种低调的生活展示,比任何官方声明都更具说服力。 四、对内传递松弛,生活重归本真 对于国内民众来说,圣诞氛围带来了心灵的放松。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时时紧绷,节日不应被政治化。年轻人可以自由享受节日的欢乐,无需被迫表态或站队。这种社会松弛感,让生活回归了多彩与温馨的本真。 五、年轻一代:节日是生活的调味剂 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节日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交和体验的方式。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参与或忽略,无需将节日与价值立场挂钩。这种自在的处理方式,体现了社会的宽容与成熟,也让节日更加轻松愉快。...

传播学

中国新闻媒体为什么在西方公信力低?

文/石敢当 中国新闻媒体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往往承担着宣传政府政策和引导公共舆论的角色。这种新闻与宣传相结合的特点,与西方新闻媒体所强调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多元视角存在显著差异。西方观众在接触中国媒体报道时,会因其宣传性质而对报道的公正性和可信度产生一定的保留态度。 同时,中国的媒体在内容审查方面较为严格,特别是在敏感话题和政治新闻领域。相比之下,西方社会极为重视新闻自由、信息透明和独立报道,期望能够获取全面、无碍的信息。中国媒体的审查机制与西方的新闻价值观相冲突,这会导致西方观众对中国媒体报道的公正性产生一定的疑虑。 中国新闻媒体更注重集体主义、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强调国家引导和统一叙事,而西方新闻媒体倾向于个人自由和权利、批判性思维和多元声音的表达。这种差异使得西方观众更倾向于那些具有政府监督和多样性观点的报道,而中国媒体的统一化叙事和较少的批判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与西方文化产生共鸣。 此外,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以及对某些西方平台的访问限制,也增加了西方观众直接接触中国新闻媒体的难度。这种信息壁垒可能加剧了误解和偏见,使得西方社会对中国媒体的认知往往来源于有限或间接的渠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