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
教皇良十四警告AI武装化：技术正在突破文明边界
近日，教皇良十四公开呼吁“解除人工智能的武装”，并警告人工智能可能降低战争门槛、削弱人类责任意识，甚至反过来支配人类社会。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长期以来，人工智能主要被视为技术、产业和国家竞争问题，而教皇良十四则将其提升到了文明与伦理层面。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正在从“科技议题”逐渐演变为“人类未来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宗教力量开始正式介入AI治理，这或许预示着全球人工智能讨论正在进入新的阶段。 AI武装化：战争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所谓“AI武装化”，并不仅仅是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领域，而是指人工智能开始在战争体系中获得越来越强的自主决策能力。 当前最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是“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 Systems，简称LAWS）。这类系统可以依靠算法自主识别目标、判断威胁并实施攻击，甚至可能在没有人类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整个杀伤流程。 近年来，无人机集群、自主攻击系统、AI辅助战场决策系统等技术快速发展，已经使战争逐渐呈现出“算法化”趋势。 传统战争虽然残酷，但最终仍由人类承担决策责任。无论是政治领导人还是军事指挥官，都必须面对战争带来的道德压力与政治后果。然而，当算法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攻击决策后，战争的伦理结构也可能随之改变。 机器不会恐惧、不会愧疚，也不会进行道德反思。它只会根据既定目标不断优化执行效率。这正是良十四反复强调的核心问题：如果人类逐渐退出“生死决策链”，战争可能会从“人类暴力”演变为“算法暴力”。 更危险的是，AI武器可能降低发动战争的心理门槛。当攻击成本下降、人员伤亡减少、决策速度加快时，一些国家可能更容易选择军事手段。 因此，人工智能不仅改变了战争方式，也正在改变人类对战争本身的认知。 宗教为何开始介入AI治理 从表面上看，人工智能似乎属于计算机科学和产业政策领域，宗教介入AI治理似乎有些“跨界”，但实际上，宗教与人工智能之间存在深层关联。 科技行业关注的是“AI能够做什么”，而宗教更关注“人类会变成什么”。 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逻辑。 长期以来，全球AI治理主要由国家、科技公司和资本力量推动，讨论重点集中于产业竞争、国家安全、数据治理以及技术监管等方面。 但这些讨论往往较少触及一个根本问题：当人工智能不断接近甚至模仿人的能力时，人类自身的独特性是否会被重新定义？ 例如：人类是否应该将生死决策权交给机器？算法能否替代人的道德判断？人类意识与机器智能之间是否存在不可跨越的边界？当AI开始承担情感陪伴与精神交流功能时，人类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技术本身，而进入哲学、伦理与文明层面。...
台海真正的危机，是人们越来越相信战争不可避免
人们讨论台海风险时，通常更关注军事力量、战略部署与外部变量。但是在更深层的结构中，战争是否发生，越来越取决于它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具体行为本身。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2日发布 一、战争与和平的思想起点 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军事力量的对抗问题，更是认知结构与解释框架的竞争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保卫和平之屏障亦须于人之思想中建立。”这一判断意味着，冲突首先生成于观念与认知之中。 从这一视角看，台海问题的风险结构正在发生一种隐性转变：从对行为本身的关注，逐步转向对行为如何被解释与定义的关注。 传统分析多聚焦于军事力量对比、战略部署变化以及外部介入因素，这些因素构成冲突发生的物质与结构条件。 但在复杂互动环境中，同一行为在不同认知框架下可能被完全不同地定义，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本身，正在成为影响局势演化的关键变量。 二、从行为冲突到解释冲突 在冲突演化过程中，真正决定是否升级为战争的，并不仅仅是某一具体行为的发生，而是该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 在不同解释结构下，同一军事或政治动作，可能被视为威慑、试探、误判或直接敌对信号。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影响各方对局势的判断，并进一步影响是否采取升级性行动。 从机制上看，战争是否发生，取决于行为如何被认知与定义，而不仅是行为本身。 这一过程通常通过“升级阈值”体现出来。所谓升级阈值，是指各方在特定情境下对意图、风险、成本与未来走势的综合判断。 当某一行为被解释为突破安全底线或不可容忍的威胁时，冲突就可能从有限对抗转向更高烈度的升级路径。 三、认知阈值与安全困境的放大 这一判断过程并非静态，而是持续反馈的。 在高紧张环境中，各方往往倾向于对对方行为进行更为负面的解释，从而强化自身的防御措施。 这种防御性调整，又会被对方重新解读为威胁升级，进而进一步强化原有认知判断。 这种循环结构，使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行为层面，也存在于认知层面，并在传播与信息环境中被不断放大。这就是我去年提出的“认知安全困境”。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关于战争的预期本身，正在逐渐成为影响现实的重要变量。 当“战争可能发生”逐渐被广泛接受为默认判断时，政策重心会发生转移，由避免冲突逐步转向应对冲突；沟通空间会相应压缩，使得误解纠正的可能性下降；同时，长期稳定机制也可能被短期风险管理逻辑所替代。 四、解释空间的单向收敛...
英国《卫报》：中国产业向内陆转移，是“第三线回归”吗？
近期，英国《卫报》将中国部分产业向内陆转移的趋势，与20世纪60年代的“第三线建设”相类比，引发外界关注。 文/毕研韬 《卫报》的表述在传播上具有高度简化与象征意义，但其解释力与准确性，有必要加以审视。 一、现象：产业空间布局的再调整 从表层现象看，中国确实出现了产业空间布局的再调整。一些制造业与关键产业链环节，正在由传统沿海区域向中西部转移。同时，基础设施、能源保障与交通网络也在向内陆强化。这些变化，与“第三线建设”强调的“向内陆布局、增强安全”的直观特征存在相似之处。因此，《卫报》的类比并非完全失据。 二、错位：历史类比的解释局限 若将其直接等同为“第三线回归”，则存在明显的概念错位。历史上的“第三线建设”，是在冷战高压与战争预期背景下展开，其核心逻辑是规避打击、保存工业体系，而当代中国的产业调整，所处环境与驱动机制已发生根本变化。 现代战争形态高度技术化，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显著提升，单纯依赖地理纵深来规避风险的效果大幅下降。同时，中国经济深度嵌入全球体系，产业布局不仅服务安全目标，也必须兼顾效率、成本与市场连接。因此，简单以“战争准备”解释当前变化，难以覆盖其复杂性。 三、转向：从空间防护到系统韧性 更具解释力的视角，是将这一趋势置于“系统韧性”的框架下理解。所谓系统韧性，并非避免冲击，而是在冲击发生时维持基本运转能力。在这一逻辑中，产业向内陆转移具有三重功能：一是分散风险，避免关键节点过度集中；二是增强抗封锁能力，在海上通道受限或外部压力上升时保障基本供给；三是构建纵深支撑体系，为长期不确定性提供缓冲空间。这些目标，与其说是“第三线的复刻”，不如说是对当代全球风险环境的结构性回应。 四、动力：安全与发展的双重驱动 同时，这一调整还具有明显的经济维度。近年来，沿海地区成本上升、土地与劳动力约束趋紧，中西部地区则在基础设施改善与政策引导下，逐步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从区域发展角度看，这种再平衡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优化国内经济结构。因此，产业“内移”既是安全考量的结果，也是发展逻辑的延伸。 五、叙事：媒体框架与认知建构 值得注意的是，外部叙事往往倾向于将复杂现象纳入熟悉的解释框架。“第三线”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历史与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能够迅速唤起对“战争准备”“对抗升级”的联想，从而提升报道的可读性与冲击力。但这种叙事策略，也容易放大某一维度，而忽略其他同样重要的因素。例如，将产业布局调整单一归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可能遮蔽其经济结构调整与长期发展战略的一面。 六、结论：超越“第三线”的理解框架 从国际传播角度看，这一案例具有典型意义。它表明，当一个国家的政策进入“安全与发展交织”的阶段时，外部观察往往倾向于以安全逻辑进行解释，甚至嵌入“竞争”或“对抗”的宏大叙事之中。这种解释路径并非完全失真，但具有选择性。 因此，对“中国是否在回归第三线”的问题，更合理的回答应当是：在形式上存在某些相似性，但在本质上属于不同逻辑的政策安排。当代中国的产业布局调整，既不是简单的历史回归，也不能仅以军事准备来概括，而是多重因素交织下的结构性再配置。 从更长周期看，这一趋势反映的是国家安全观的变化——从“防止被打”转向“在冲击中维持运转”。在高度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家通过空间、产业与制度的多维调整，提高整体抗风险能力。内陆布局正是在这一逻辑下获得新的意义。
AI出鞘：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重塑现代战争格局
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毕研韬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目标实施高强度打击。围绕此次行动，外界讨论的焦点之一，是人工智能是否已经实质性进入实战决策链条。基于公开信息可以确认：AI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集中于情报处理、态势推演与平台控制等技术层面，而非自主作战决策。 AI改变的是“信息处理结构”，而不是“决策主权结构” 现代战争的核心瓶颈并非火力，而是信息处理能力。海量卫星图像、信号情报、开源数据与通信截获，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筛选、比对与关联分析。AI系统在此阶段发挥的是数据压缩与模式识别功能。 据公开报道，美军与以色列情报体系利用大模型与图像识别算法对会议活动、人员移动轨迹、通信频率变化进行模式分析，从而提高目标识别精度。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机器选择目标”，而在于缩短了人类完成分析所需的时间尺度。 换言之，AI重构的是“情报生产流程”，而非“命令发布机制”。 战场推演的算法化：概率模型进入作战方案评估 在作战方案制定阶段，AI的作用体现为高频率情景模拟。传统作战推演依赖专家经验与有限变量设定，而算法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更多变量组合，包括防空反应时间、导弹拦截成功率、区域升级概率等。 AI在此处的功能类似于“概率加速器”：它并不决定是否打击，而是为决策层提供不同方案的风险分布图。这种能力在高密度目标环境中尤为重要，因为错误估计可能直接引发区域升级。 因此，AI对决策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它改变了风险评估的精度，但未改变风险承担者。 无人平台中的算法控制：自主导航而非自主杀伤 无人机、巡航导弹等平台中的AI，主要用于路径规划、抗干扰调整和目标跟踪稳定。算法可以根据实时环境调整飞行轨迹，规避雷达或干扰源。 目前公开资料并无证据表明打击决策由系统独立完成。武器释放仍嵌入人类授权机制。美军近年来反复强调“人类在回路中”（human-in-the-loop）原则，即关键致命决策必须由人类完成。 因此，所谓“AI参战”，更准确的表述应为“算法嵌入武器系统的控制层”。 网络与电子战：自动化攻防的效率提升 冲突同时伴随网络攻击与电子干扰。AI在网络领域的典型应用包括异常流量识别、漏洞扫描自动化与攻击路径优化。这类技术提高了攻防速度，但并不等同于自主战略决策。 需要区分“自动化工具”与“自主意图”的概念。前者是执行效率问题，后者涉及政治与军事主权。目前公开信息显示，前者存在，后者并未出现。 真正的变化：战争节奏的压缩 如果从结构层面总结，AI的实际影响不在于“是否开火”，而在于压缩战争决策的时间窗口。情报整合速度加快，风险评估周期缩短，打击链条更紧凑。 这种节奏压缩具有战略含义：当决策周期缩短到极限，政治层面的冷却时间可能被压缩，误判风险反而上升。因此，AI并未降低战争风险，而是可能改变风险的表现形式。 结论：界限依然存在 在此次美以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AI是嵌入式工具，而非主权主体。它提升了信息处理效率、推演精度与系统稳定性，但未进入独立决策层级。当前战争形态的演变，并非“机器取代人类”，而是“算法重塑决策节奏”。...
“两岸开战不可避免”，马英九真说过这话？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马英九说过这话。 文/毕研韬 近一段时间，在中文舆论场中反复出现一种说法：马英九在接受韩国《朝鲜日报》采访时称，“两岸开战不可避免”。这一表述被频繁引用，用以证明台海冲突的“必然性”，甚至成为部分讨论中的前提性判断。然而，马英九真说过这句话吗？ 一、从“广泛流传”到“可被核查” 在信息高度密集的传播环境中，“很多媒体都在说”常常被等同于“事实已经成立”，但在新闻与学术规范中，一项基本原则始终成立：判断是否真实，不取决于传播规模，而取决于是否存在可核验的原始来源。 基于这一原则，笔者对相关说法进行回溯，发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几乎所有中文媒体报道都指向同一来源表述——“韩国《朝鲜日报》采访”，但报道并未提供原始采访链接、原文截图或可查的韩文文本。报道之间高度同质，呈现明显的转引特征，却难以看到独立核实的痕迹。 二、《朝鲜日报》原始报道是否存在？ 围绕“2023年6月马英九接受《朝鲜日报》采访”这一说法，进行针对性检索后，目前可以确认的是： 第一，在《朝鲜日报》官方网站及其可检索的韩文、英文内容中，未能找到对应采访全文或相关报道。 第二，在国际主流新闻数据库、通讯社资料以及其他韩国主流媒体（如《中央日报》《东亚日报》）中，也未发现交叉引用或转载该采访的记录。 第三，现有中文报道中所引述的所谓“原话”，无法回溯到任何可验证的一手文本。 换言之，截至目前，这则被反复提及的“韩媒采访”，在公开可核查层面并不存在可靠的原始证据链。 三、与可核查表态的对照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马英九先生确曾做出如此重大的判断，它是否与其在其它公开、可核查场合的表态相一致？ 从可验证的资料看，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是接受国际媒体采访，还是在公开讲话中，马英九更常见、且可被核实的表述是： 战争代价极高，应尽一切努力避免冲突；台海战争“并非不可能，但并非不可避免”；通过沟通、对话与制度化安排可降低战争风险。 这些表态在时间上与所谓“朝鲜日报采访”并不冲突，却在判断逻辑上与“开战不可避免”存在明显张力。这种前后一致、且有多重来源支撑的公开立场，使那句高度决定论式的判断显得更加突兀。 四、一句话是如何被“制造”为共识的？ 如果缺乏原始来源，那么问题就不再只是“马英九说没说过”，而是这句话是如何在舆论中被确立为“他说过的”？ 从传播路径看，这更像是一次典型的二手引述循环： 某一文本在中文语境中出现→被标注为“外媒报道”→经多次转载后获得“权威感”→最终脱离原始出处，成为被默认接受的“事实”。 在这一过程中，“外媒”“韩媒”“朝鲜日报”等标签，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象征性背书，而是否存在原文，反而不再被追问。 五、结语：核查本身，是对公共讨论的最低尊重...
台湾议题：中美竞争稳定化的关键试验场
基于兰德公司2025年报告《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分析 文/毕研韬 一、台湾问题在中美竞争中的定位 兰德公司在其2025年报告《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中指出，台湾是中美战略竞争中最具危险性，但也最具可管理性的议题之一。 报告认为，尽管双方在政治目标上根本对立——中国将台湾视为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美国则将台湾纳入其印太战略与民主价值体系，但在“防止危机升级、避免军事冲突”层面，仍存在可操作的稳定路径。 台湾对两国都具有结构性重要性：对中国而言，它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民族复兴的象征；对美国而言，它是印太地区的关键节点，牵涉防务同盟体系与全球科技供应链（尤其半导体）。 正因如此，台湾问题成为中美竞争中最容易触发误判的焦点，尤其在军事部署、外交信号与经济政策交织时。 二、兰德的基本判断：管理而非解决 报告的核心判断是：台湾问题在中短期内无解，但可以被稳定化。 所谓“稳定化”，并非达成政治妥协，而是通过政策设计与沟通机制，使台湾海峡局势在“无重大冲突、无强制统一”的条件下维持平衡。 兰德认为，真正的政策目标不应是立即“解决台湾问题”，而是延缓冲突爆发，维持脆弱但可管理的和平状态。换言之，在目标无法调和的前提下，稳定本身就是一种战略成就。 三、三层次政策建议矩阵 （一）短期：危机防控优先（1–2年） 目标：防止技术性摩擦被误判为战略攻击，维持最低层次的危机可控。 （二）中期：稳定竞争结构（3–7年） 目标：将台湾问题从爆发点降级为可管理争议，构建稳定竞争的结构性空间。 （三）长期：共存的制度化框架（5–15年）...
从乌克兰到以色列：战争为何越来越相似？
文/毕研韬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加沙战争，2024年以来，以黎边境、红海水域、乌东战线乃至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冲突频仍。表面看，这些战争分属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牵涉的国家、民族与信仰各异。但如果将它们放置在全球体系演变的背景之下观察，一条清晰的趋势逐渐显现：战争越来越相似了。这种“相似”，并非同质化的冲突模式，而是一种深层结构与逻辑的趋同，既揭示了全球秩序裂变的共性，也投射出现代国家安全逻辑的困局。 一、战争动因：由主权争端转向秩序对抗 俄乌战争的根源不仅是顿巴斯与克里米亚的领土归属，更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结构性反抗；加沙战争亦非单纯的恐袭与反恐之争，而是关乎以色列体制合法性与巴勒斯坦存在权之间的零和对抗。 这类战争呈现出一种“局部触发，体系震荡”的模式。领土、民族、宗教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引信往往是大国秩序观念的冲突与地缘势力的再分配。 二、作战方式：非对称战、混合战成为主流 乌克兰用便携导弹与无人机对抗俄罗斯的坦克与战斗群；哈马斯通过地道战、网络攻击与密集火箭压制以军铁穹；以色列则依靠高精准打击与人工智能作战系统应对城市巷战。 战争不再是兵团作战的比拼，而是国家军队对非国家组织、常规战对游击战、硬实力对灵活战术的混合。冲突的线索交错，战场的边界模糊，技术的不对称反而制造了新的制衡。 三、信息战线：舆论与叙事成为“第二战场” 乌克兰成功塑造“受害者—英雄国家”形象，赢得西方持续援助；以色列与哈马斯则陷入媒体互掷“人道灾难”与“恐怖主义”标签的叙事混战。 战争不再局限于枪炮之间，而更取决于谁能在全球媒体与社交平台中赢得话语主导权。图像、数字、标签、视频，成为战争胜负的另一个维度，甚至重塑外部国家的态度与行动。 四、外溢效应：局部战事撬动全球系统 俄乌战争触发全球能源重构与北约战略转向；以哈冲突则引爆红海航运危机，重创全球供应链与油价体系。战争的影响早已超出国界，进入金融、安全、舆论、科技等多维度的全球性震荡。 这使得许多国家不得不在“地缘卷入”与“战略收缩”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也促使国际关系更加碎片化与区域化。 五、和平困境：传统调解机制失效 联合国斡旋不再具有强制力，多边秩序难以回应战争碎片化现实。谈判在冲突初期常常被视为软弱或背叛，战争反而成为谋求重构秩序的一种激进工具。 在这种格局下，“持久战争”、“低强度冲突”、“封闭和平”（临时冻结矛盾的状态）、正逐渐取代“全面停火”“和约解决”等传统路径。 结语：战争的同构化，和平的陌生化 “战争越来越相似”，不应成为我们对战争合理化的理由，而应是警醒我们现代战争已进入一种“系统性惯性”：不同战场上重复的不是导弹型号，而是困于权力恐惧、治理失灵与信息失控的结构性命运。 和平从来不是战争的自然终点，而是集体制度设计与认知突破的产物。如果我们无法打破战争趋同化的趋势，那么也将越来越难以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和平”。
俄乌战争何时结束？各方预测趋于一致
文/ Miles Veritas 自2022年2月爆发以来，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已造成数十万人伤亡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战争何时结束？尽管目前前线依旧胶着，但各方已陆续给出预测，呈现出一定的共识趋势。 一、美国军事研究机构判断：2026年年中是转折点 美国战争研究所（ISW）认为，俄罗斯财政和兵力正在承受极限压力，战争资源最多只能支撑至2026年年中。 ISW分析师指出，虽然俄军近期在顿巴斯地区仍有进展，但这种推进属于高成本低收益，其持续性存在严重疑问。 综合其评估：2026年或将成为俄罗斯无法再维持高强度作战的转折点。 二、乌克兰政府的政治目标：争取2025年形成决定性战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希望通过2025年内的“果断行动”结束战争，至少实现停火谈判。 但现实压力迫使乌方可能从“全面胜利”转向“有条件妥协”，尤其在美欧援助动能下降的背景下。 三、克里姆林宫内部评估：2026年前必须结束 乌克兰国防情报局（GUR）副局长斯基比茨基（Vadym Skibitsky）披露，俄罗斯高层认为若战争持续到2026年以后，将严重影响其与中美的全球战略竞争能力。 因此，克里姆林宫设定了2026年为战争的“战略底线”，希望在此之前通过战场胜利、外交谈判或政治变局达成某种“解决”。 来源：乌克兰GUR副局长斯基比茨基在《Business Insider》采访中披露。 四、中国学者观点：战争或进入“冻结冲突”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欧亚研究院认为，当前战争已出现僵持态势，2025年可能出现“停火窗口”，但全面和平协议难以迅速达成。 战争或将转入“低烈度对抗与外交谈判交织的阶段”，类似格鲁吉亚或克什米尔的长期冻结冲突模式。 五、德国：战争将持续至2026年甚至更久 德国情报界与媒体（如《明镜》《时代周报》）报道显示，多数德国安全机构认为：俄罗斯仍有能力拖延冲突；乌克兰面临财政和兵员压力。 因此，他们预测：除非西方内部政策转变，否则战争至少将持续至2026年，甚至可能演化为长期冻结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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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缺席：美国对华认知失真的关键变量
当观察者缺席中国现实现场，信息越丰富，误判反而可能越系统化。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3日发布 一、一次餐叙中的认知落差 一位老友自美国探亲归来，与我相约小聚。她在美国停留五个月，行程并不紧张，接触面较广。谈及所见所闻，她着重提到一个感受：一些美国社会群体——包括部分华人——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停留在过去。 她举了一个细节：某基督教群体对中国的了解，仍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印象框架之中。 这一观察，与我近年来的判断形成了直接呼应。我在此前的文章中已指出，一些美国智库在对华研究中频繁出现“结构性误读”。在近日发表的分析文章中，我指出，China Media Project对中国的研究“缺乏内部视角”。这次对话，使这一判断获得了来自日常经验层面的印证。 问题随之变得具体：为什么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中国的认知反而可能滞后？ 二、问题的重心不在“信息不足” 直觉上，人们容易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信息不充分”，但这一解释并不成立。...
Information Is No Longer Just Information: The Accelerating Securi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BI Yantao 1.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Art, Hainan University，China 2.Editor-in-Chief,...
美参议院最新报告：中国正在改写全球信息传播规则
报告指出，全球竞争的关键，正在从技术与贸易，转向对“认知规则”的争夺，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文/毕研韬 一、一个明确信号：信息体系已进入大国竞争核心 2026年3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发布报告The Price of Retreat 2.0: Undermining America’s Economic Edge...
Coventry University: The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By Bi Yantao, Hainan University, China In a world increasingly shaped by...
以观念更新推动国际传播范式迭代——在察哈尔读书会上的发言
毕研韬 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柯（银斌）主任邀请，感谢各位精心筹备这次活动。 我先介绍三个传播学概念。一是“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是指在有些场景下，双方交流得越多，反而分歧越大、距离越远。二是“意识形态浓度”。2025年8月我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论文“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理论框架与行动原则”，在该文中我用“意识形态浓度”指代特定文本、符号、叙事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元素、价值立场或政治导向的显性程度、密集程度与感知强度。三是“告知即影响”（To inform is to influence），是指信息一旦进入传播流程，即便意识形态浓度极低，也会对受众认知产生方向性影响。如听到“台风明晚登陆本市”，市民就会采取相应行动。 下面我就筹备组拟定的三个问题简要阐述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问题一：怎样才能突破熊猫、美食这种“浅层”喜欢，让世界各国理解甚至认同我们背后“硬核”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我认为可从3点入手： 1.降低意识形态浓度，突破认知屏障 在跨文化传播中，任何带有明显价值判断、政治目的或制度优越感的表达，都会被受众归类为“宣传”，自动触发防御机制。高浓度的意识形态叙述无法进入对方的认知体系，更无法赢得信任。...
2025年中国彩电销量降至近十年新低
奥维云网（AVC）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彩电零售量仅为2763万台，同比下滑10.4%，创下近十年来的最低纪录。洛图科技（RUNTO）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市场品牌整机出货量为3289.5万台，同比下滑8.5%，创下近16年来的市场新低。在多重因素叠加共振下，中国彩电行业已全面进入存量博弈阶段。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8日发布 一、根本原因：内容吸引力下降，电视价值空心化 如果说智能设备普及是“外患”，那么最致命的内因是电视内容吸引力下降，这让大量高价值用户主动远离电视机。一位专业人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家不喜欢看电视的主要原因不是硬件问题，而是“内容服务没有吸引力”。 如今，很多精英家庭的客厅已经不再以电视机为中心，电视墙正在从家庭标配变为可选配置。2025年，“去客厅化”成为热门装修趋势，书墙、长桌办公区、亲子活动区取代了传统的电视背景墙。这是因为人们对电视播出内容缺乏期待——与其被推送同质化的影视剧和说教式的新闻，不如自主选择海内外流媒体服务，掌握内容控制权。 二、直接诱因：用户体验崩塌，消费者用脚投票 在内容吸引力下降的同时，电视产品的使用体验更是雪上加霜。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报告显示，现在全国电视机平均开机率仅为30.2%，创下近十年新低。回想2016年，开机率尚有70%，十年间电视在家庭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具体看，消费痛点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开机先看广告”：智能电视开机广告已成行业标配，30秒算“良心”，1分钟才是常态，最长可达86秒。二是“套娃式收费”：想看热门剧集需充多个平台会员，年费合计超过2000元。三是“操作如走迷宫”：两套遥控器、复杂的层级菜单，老人小孩直呼不会用，年轻人也嫌麻烦。一位网友的吐槽精准概括了这种体验：“开机看电视堪比走迷宫，谁知道出口在哪？中间还有广告、会员，烦不胜烦”。艾媒调研数据显示，仅15.27%的用户每周开电视超过6次，25.57%的用户每周仅开1次甚至更少。 三、竞争替代：移动端全面挤压电视生存空间 洛图科技明确指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相关数字娱乐产品正逐步取代电视在家庭娱乐场景中的核心地位。人均每日手机使用时长已超过4小时，而电视观看时长跌破1.2小时。年轻人群体中，73.6%优先选择手机娱乐，仅5.3%通过电视看直播。有线电视的用户也在持续流失，德勤报告显示，Z世代有23%、千禧一代有18%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取消有线或卫星电视订阅——核心原因正是“别人播什么我们看什么”的模式已与用户的本能需求相悖。短视频、微短剧这种“短平快”的内容形态，更精准地捕捉了现代碎片化的时间，电视动辄五、六十集的传统剧集模式已被用户主动抛弃。 四、短期冲击：宏观环境叠加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