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的亚冠女排赛场上,中国姑娘缪伊雯代表哈萨克斯塔出场,率队打败北京队,却赢得中国网民集体喝彩。 作者:程一鸣 发表:2026年5月9日 2026年4月的亚冠女排赛场上,一场看似普通的俱乐部对决,却在中国的互联网掀起了一场罕见的情感海啸。身披哈萨克斯坦战袍的中国球员缪伊雯,在对阵北京女排的比赛中砍下22分,率队鏖战五局打败北京队。对此,中国社交媒体上几乎一边倒地出现了“干得漂亮”“全网祝福”“太解气了”的声音。短视频平台上,“你不要我,我就用实力抽回去”“体制不要我,那就在体制外打败体制”等标题获得了数以万计的点赞。 一个中国球员,代表外国俱乐部击败了国内的队伍,不仅没有招致“叛徒”式的骂名,反而赢得了全网的喝彩与共鸣。这反常的一幕,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场“爽文”背后的现实剧本 表面的答案并不难找:缪伊雯的职业生涯本身就是一个“逆袭”范本。2022年,她曾短暂入选国家队集训,在世界联赛中仅获得一次替补登场的机会,扣了一个球便被换下,之后再未得到重用。在国内竞争激烈、机会渺茫的困境下,她选择远赴意大利、土耳其,最终落脚哈萨克斯坦。在杰特苏俱乐部,她不仅率队拿下联赛和杯赛双冠,还荣膺“最佳主攻”。此次在亚冠赛场上亲手淘汰国内传统强队,无疑是一次完美的“实力正名”。 然而,如果仅仅将其解读为“个人励志故事”,便远远低估了这场舆论风暴的深度。真正让无数网友“破防”并自发加入喝彩阵营的,并非缪伊雯一个人的成功,而是她所触动的、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一种普遍而隐秘的情绪——对“怀才不遇”的感同身受,以及对僵化人才选拔机制的集体不满。 “为她喝彩”的本质:为自己发声 网民的留言和弹幕中,高频出现的关键词不是“排球”,而是“机会”“公平”“关系”与“憋屈”。人们从缪伊雯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更是一个隐喻:一个被“体制内”边缘化的优秀个体,在外部环境中野蛮生长,最终用硬实力证明——不被你们选中,不是我不行,而是你们的眼光与机制有问题。 “看不上我,就让你们看清楚我。”这句短视频标题之所以能引发强烈共鸣,是因为它在无数普通人的心里投下了回声。在职场中,有多少年轻人因为“没有关系”而被晋升名单忽略?在科研领域,有多少学者因为“资历不够”而申请不到本该属于他的项目?在艺术圈,有多少创作者因为“不符合标准”而被主流平台拒之门外?缪伊雯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每一个曾因僵化规则、人情门槛、论资排辈而被否定的个体。 人们为她喝彩,本质上是在为自己从未被正视的才华与努力喝彩;人们为她“打败体制内”而欢呼,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无力打破却又无比渴望冲破的“天花板”而呐喊。 “复仇”的正当性:公平是最大的政治 舆论之所以敢于公开支持这种“以下克上”的戏码,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前提:人们并不认为缪伊雯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这只是一场俱乐部层面的国际赛事,参加联赛的北京队本身也有外援和外教。当“为国争光”的宏大叙事在此处退场,“公平竞争”“能者上、庸者下”的职业体育逻辑便顺理成章地占据了舞台中央。 而恰恰是这种“职业逻辑”,反过来暴露了某些体制内选拔机制的非职业化特征。为什么一个在国内进不了国家队、只能短暂替补出场的球员,到了海外却能被当作核心并打出统治级数据?究竟是球员水平不够,还是我们的选人视野、用人标准、培养方式出了问题?这种追问,远比一场比赛的胜负更刺痛人心。 网友们一边倒的喝彩,并非针对北京女排这支队伍本身,而是针对那个让他们感到“错配”的体系——一个让真正有潜力的人得不到足够机会的体系。当缪伊雯在哈萨克斯坦的赛场上一次次扣球得分时,屏幕上刷过的“解气”,其实是在向那个体系投出一张张无声的反对票。 结语:让“缪伊雯们”不再需要“出走” 不可否认,任何一个选材体系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总会有遗珠之憾。但是,当一个“遗珠”的故事能够引发如此巨大的社会共鸣时,就绝不是“个别案例”可以解释的了。它说明,有太多的人从缪伊雯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有太多的人对“有实力却无机会”的处境感同身受。 “体制不要我,那就在体制外打败体制”,这句悲壮与决绝的口号,不应成为每一个“缪伊雯”唯一的选择。一个更健康、更自信的社会,应该让人才有足够的通道被发现、被重用,而不是逼着他们远走他乡之后再回来“打脸”。缪伊雯赢得了满堂彩,但这份喝彩越响亮,越说明我们的制度还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 但愿有一天,“缪伊雯们”不必出走,在国内也能被看见、被重用。
2026-05-09文/唐摩崖 图/毕研韬 2025年9月6日,“2025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在中国昆明举办。联合国主管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Melissa Fleming)在开幕式视频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虚假信息泛滥和有害内容传播等挑战。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防止虚假信息牟利,避免有害内容被过度放大,共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跨文化交流。 弗莱明强调,信息传播的健康与平衡事关人类共同的未来。她表示,应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保持对虚假新闻的警惕,努力重塑全球信息生态的平衡,把诚信与责任融入网络公共领域,从而为建设开放、健康、可持续的传播环境提供保障。 《无界传播》总编辑毕研韬教授出席了论坛开幕式,现场聆听了11位贵宾的精彩致辞。
2025-09-07《无界传播》的性质、定位与特色 性质:《无界传播》(Communication Without Borders,CWB)是一个传播学实验平台,其核心理念是“解构‘界’”,即突破人类因成长和社会化形成的认知定式,探索认知自由的可能路径。它强调“认知脱嵌”(Cognitive Disembedding),试图引导受众摆脱固有的思维惯性,促进“元认知觉醒”。这一理念既具有哲学深度,又与当代传播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前沿探索相契合。 定位:《无界传播》不同于传统新闻媒体或单纯的学术研究平台,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实验性项目。它不仅关注信息传播的内容,还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它更像是一个认知实验室,而非单纯的信息发布平台。 特色:CWB倡导“认知解放”,避免被特定意识形态或文化背景所束缚。这种方法论使其内容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和哲学性,但也增加了普通受众理解的门槛。因此,如何在专业性与可读性之间找到平衡,将是其运营的关键挑战之一。 理念可行性分析 CWB的理念具有独特的创新价值,尤其是在全球信息传播碎片化、群体极化加剧的背景下,其去边界化、超越二元对立的探索具有现实意义。然而,理念的实践难度较大: 未来国际影响预测 CWB若能有效实践其理念,并找到适当的传播策略,在全球传播学界可能会引起较大关注,尤其是在对认知科学、信息操控、媒介生态等议题感兴趣的学者群体中。此外,在国际舆论环境日益极端化的情况下,CWB若能提供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传播方式,或许能成为跨文化沟通的新范式。然而,它是否能真正影响大众认知,取决于其执行力和传播策略。
2025-03-30文/毕研韬 在公共讨论中,“努力是否还有意义”正从一句牢骚,演变为一种普遍的时代感受。随着现实经验中屡次遭遇挫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个人付出与命运改变之间,是否仍存在稳定、可预期的通道? 第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个人”,而在“通道” 在社会高速增长期,社会结构具有较强的“流动弹性”。教育扩张、产业升级、城市化和全球化加速,为个体提供了多条上行通道。努力之所以被广泛信奉,并非源于道德教化,而是因为它在统计意义上“有效”。然而,当增长放缓、人口结构逆转、产业梯度趋于固化,这些通道开始收窄,其进入门槛、失败成本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人们仍在努力,但回报越来越难以兑现,个体因此产生明显的挫败感。 第二,回报结构的变化削弱了努力的可见性 当代社会的回报越来越向资本、平台、规模和先发优势集中。许多努力不再直接转化为收入、地位或安全感,而是被吸纳进复杂的组织体系与分配结构中。对个体而言,付出依旧存在,但成果变得延迟、不确定,甚至难以识别。久而久之,“努力—回报”的因果链条在经验层面被打断。 第三,预期的坍塌比现实的恶化更具冲击力 不满并不总是源于绝对处境,而往往来自预期落差。对于曾经经历或目睹过快速流动的一代人而言,上行并非抽象概念,而是具体记忆。当社会从“普遍可能性”转向“结构性筛选”,心理冲击被放大。人们困惑的,并非生活立即崩塌,而是未来变得黯淡无光。 第四,制度与叙事之间出现了张力 社会仍在强调个人奋斗与积极进取,但现实环境在不断压缩个体选择空间。当主流叙事与结构现实脱节,努力容易被重新解读为责任转移:如果结果不佳,问题似乎只能归咎于个人。对个体而言,这种张力不会激发动力,反而加速认知疲劳与心理退缩;对社会而言,当叙事脱离结构真实,它将削弱公众对公平与理性的信任,从而影响整体社会信任与合作的基础。 第五,这并非某一国家的孤立现象 在不同制度与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类似感受。尤其是在经历过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上行通道的数量和宽度普遍出现收缩,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却在不断上升。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允许对这种结构变化进行公开讨论,以及是否具备自我修复和制度调整的能力。...
2026-01-06文/杨慧澜 2025 年 6 月 2 日,美国数字媒体《Axios》援引权威数据机构 Morning Consult 的全球民调显示:截至2025年5月底,美国在41个国家中的净好感度首次跌破负值(-1.5),而中国则逆势上扬至+8.8。 民调指出,美国声望滑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近年单边主义政策、贸易壁垒与外交不确定性,导致多个国家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信任感显著下降。在对华关税有所缓和后,美方好感度略有回升,但不足以扭转整体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自2020年以来持续处于国际舆论低位,但近年来通过稳健外交、对南方国家的务实接触以及全球传播策略调整,逐步重塑其国际形象。净好感度回升至+8.8,标志着“叙事反转”正在发生。...
2025-06-03文/唐摩崖 12月5日,应海口市外事办公室邀请,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为全市近70名涉外干部作题为《海南自贸港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的专题讲座。本次授课旨在为海口在更高水平开放背景下破解国际传播难题、提升治理者的全球沟通能力提供深度启发。 毕教授结合多年国际传播研究,从三个核心问题切入:意义如何生成、海南国际传播面临哪些挑战、如何突围。他指出,意义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符号、语境与社会互动中不断被协商、建构和重塑的。毕教授用大量形象案例阐释“意义多元、开放、动态”的基本规律,强调国际传播必须理解不同国家的知识结构、价值框架与文化习性。 在分析海南国际传播的主要障碍时,他提到三个关键瓶颈:不了解国际涉华生态、不懂传播规律,以及人为因素导致的各种问题。他指出,国际舆论生态的“信息茧房”、算法固化、群体极化等现象,使得许多受众即便接收大量信息,也未必更接近事实。他强调,缺乏传播素养的沟通往往“投入越多、形象越差”,成为不少地区和机构的现实困境。 在“突围”部分,毕教授从政策空间、国际环境、资源调度等结构性条件出发,提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核心在于改善治理者的素养结构”。他重申,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形象建设80%取决于创造性工作,15%取决于系统性协作,只有5%归功于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他特别强调,决策者与管理者提高对专业人才的识别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基本前提。 讲座内容体系化、前瞻性强,既有理论深度,又紧扣海南自贸港实践需求,获得参会人员一致好评。大家普遍认为,报告帮助厘清了国际传播的认知根基,为海口在新阶段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支撑。
2025-12-05国际传播学本是战场与实战的产物,其生命线在于“问题导向”,而孙勇教授团队的探索,正是对这一学科本源的回归。 文/毕研韬 近日,老毕收到四川师范大学孙勇教授信息,邀我出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中尼铁路和南亚交流’公众号创办三周年座谈”,我粗览其发言选题(见附录),不禁为之振奋。 国际传播是传播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学科,这是我近期反复阐述的观点。孙勇教授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西藏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具备丰富的政策研究与地方治理经验。退休之后,他一头扎进国际传播领域,既广泛吸取学界既有成果,又有意识地跳出传统学术藩篱,从实战出发建构自己的学术逻辑。这种学术自觉,令我钦佩。 孙勇教授的工作经历与学术追求,决定了他不会囿于学院派的研究路径。从这份发言选题不难看出,他天然契合了传播学的“问题导向”逻辑。老毕在教学与著述中反复强调:传播学是一门实战性极强的应用学科,理论研究若脱离现实关切,便易沦为无源之水,所以不应存在“理论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之分野。 或许有人质疑:西方传播学不也具有很高的学理性吗?然而,熟悉学科史的同仁都清楚,这门学科孕育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实践与心理作战。不少经典理论多源自战时传播经验的系统总结。战后,在学科合法化的过程中,专家们普遍采用“去军事化”的洗白策略,使传播学逐渐被建构为一门科学、中性的学科。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发言选题的表述不够“专业化”。问题在于:专业化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曾潜心研读语言学与符号学,更加体会到语言的根本功能在于交流。只要彼此能够达成相同或接近的理解,交流就是成功的。传播学作为一门开放的学科,尤需吸纳多元的表达方式与思维路径,方能保持活力,正所谓“有容乃大”。 近些年来,我出席学术会议的次数明显减少:一是年纪渐长,二是如今真研究问题的会议不多,三是……(此处略去12字)。孙勇教授团队所策划的此次会议,从议题设置看,体现出明确的现实关怀与理论自觉,堪称当前中国国际传播学界的一股清流。 “5·31讲话”以来,国际传播领域吸引了不少“跨界者”涌入。对此现象,笔者持开放态度,但究竟谁在踏实耕耘,谁在追逐热点,学界自有明鉴,而政界与社会却未必能清晰鉴别。让子弹再飞一会吧。 在国家亟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当下,我们必须反思:学界究竟提供了哪些智力支持?提出了哪些原创性理论?2013年6月,我在首届“西藏文化对外传播高端论坛”发言时,提出了“对外传播中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如何统一”的命题。十二年过去,这一问题是否已得到有效回应?学界同仁又为合法化中国的国际传播学做了哪些探索?有多少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修辞性创新”与“系统性理论自觉”之间的距离?我们已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凝练出哪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概念或范式? 孙勇教授及其团队所展现的,正是这种扎根现实、直面问题的学术品格。在中国国际传播学亟待突破的今天,这种不尚空谈、上下求索的务实作风,尤为珍贵,是值得尊敬与效仿的好榜样。 附录:孙勇教授提供的发言选题
2025-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