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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制度:全球模板与中国特色

院士制度在各国殊途同归,但中国院士制度映照出独特的政治属性与治理逻辑。 文/赵一鸣 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院士制度评选和管理本国的最高学术荣誉——院士。从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到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身份不仅代表着卓越的学术成就,更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力量。尽管各国院士制度在总体目标上相似,但在选拔机制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中国院士制度在借鉴国际惯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一、世界主要院士制度概览 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于1660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学会之一。院士由现有院士提名并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产生,强调学术贡献和专业认可。院士主要承担科学研究和咨询任务,保持较高的学术独立性。 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成立于1666年,作为法国国家科学机构,院士通过严格的学术评审选拔。其成员不仅活跃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领域,也参与国家科研政策的建议。制度上保持较强的自治传统。 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成立于1863年,由现有院士选举产生,强调科学研究的权威性与独立性。院士积极参与科技政策制定和科学普及工作,同时保持与政府行政的适度独立。 二、中国院士制度的特色与差异 中国院士制度始于1955年,随着国家科技体制的不断完善,逐渐形成自身独特模式。与西方注重学术自治和纯粹学术评价不同,中国的院士选拔不仅重视学术成就,也更加突出政治素养、社会责任和国家发展贡献。院士身份不仅是学术荣誉,更在政策建议、项目决策和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中国院士在科研体制内通常享有较高的权威地位,往往同时兼任政府或科研管理职务,体现出科技与政治体系的深度交织。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院士制度在学术评价之外,还承担着推动国家科技战略和科技治理的职能。 三、制度异同与共同价值 全球院士制度普遍共享以下核心特征:通过严格的评审确认学术成就,作为科学界的权威象征,在促进科技创新和政策咨询中发挥积极作用。各国制度在保持学术独立性的同时,根据本国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展现出不同的发展侧重点。 中国院士制度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功能较为显著,是其区别于西方院士制度的重要特征,也反映了中国科技治理体系的特色。 四、展望未来 理解和正视不同国家院士制度的特点,有助于深化制度改革与国际交流。中国可以在保持制度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学术独立性和透明度,推动院士制度更好地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国际科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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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

美国在联俄抗中吗?

文/毕研韬 近期中国国内有些人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拉拢俄罗斯以对付中国(有评者称之为“双普合流”)。就此老毕分别咨询了中国的文心大模型4.0和美国的ChatGPT。二者都否认美国在联俄抗中,都试图淡化中国国内的这一判断倾向,但给出的理由背后存在逻辑差异。起初,二者都没有提到美国国内是否有联俄抗中的提议,尽管这类提议是影响中国人判断的一个因素。在笔者提示后,文心大模型含蓄地增加了这层信息,而ChatGPT选择忽略我的提示。在我随后的追问中,ChatGPT解释说,“尽管美国国内确实有部分声音提出过‘联俄抗中’的设想,特别是在一些学术讨论和战略分析中,但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未正式采纳这一策略”。这次讨论了加深了编辑的印象:美中AI大模型都存在遵循国家立场的迹象,为此笔者认为,从提高社会韧性角度,各国的信息与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尽快增加AI素养内容。 问:美国正在联俄抗中吗?为什么中国国内有些人这么认为?请简要分析。 以下是文心大模型的回答: 美国并没有正在实施“联俄抗中”的策略。中国国内有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源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误解。 首先,国际政治格局中,中俄美三国关系错综复杂,各自有着独立的利益考量。美国与俄罗斯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也在一些领域寻求合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与中国的合作或转而与俄罗斯联合对抗中国。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势力多样,不同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对于对华、对俄政策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政治势力可能出于战略考量,提出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建议,但这并不等同于美国官方政策。此外,媒体的报道和解读也可能加剧外界对美国政策的误解。 至于为什么中国国内有些人会这么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容易对国际事件产生各种猜测和解读;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对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不了解,导致对美国政策走向的误判。 需要明确的是,中俄两国关系稳固,合作广泛而深入。中国一直秉持着和平、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致力于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作为世界大国,其政策走向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内政治、国际形势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解读为“联俄抗中”。 总之,美国并没有正在实施“联俄抗中”的策略,中国国内有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源于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和美国国内政治动态的误解。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各方应保持冷静和理性,避免过度解读和误判。(以上是文心大模型的回答) 以下是ChatGPT的回答: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电话交流,以及一些其他外交动态,让部分中国观察者认为,美国可能在实施“联俄抗中”战略。这一观点的产生,主要源于中美关系的紧张与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部分中国人对国际形势的解读。...

亚洲传播学

The Threefold Miss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cholars

By Bi Yantao, Professor As the global order undergoes accelerated restructur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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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制度:全球模板与中国特色

院士制度在各国殊途同归,但中国院士制度映照出独特的政治属性与治理逻辑。 文/赵一鸣 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院士制度评选和管理本国的最高学术荣誉——院士。从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到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身份不仅代表着卓越的学术成就,更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力量。尽管各国院士制度在总体目标上相似,但在选拔机制和社会角色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中国院士制度在借鉴国际惯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一、世界主要院士制度概览 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成立于1660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学会之一。院士由现有院士提名并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产生,强调学术贡献和专业认可。院士主要承担科学研究和咨询任务,保持较高的学术独立性。 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成立于1666年,作为法国国家科学机构,院士通过严格的学术评审选拔。其成员不仅活跃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领域,也参与国家科研政策的建议。制度上保持较强的自治传统。 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亚洲

中国的大学就是“草台班子”

文/林昭远 在中国,高校的学术声誉早已不再依赖真正的学问积淀,而是倚仗权力运作与宣传造势。学术自由被层层考核替代,治校理念被官僚逻辑吞噬,整个高校体系俨然一台庞大的“草台班子”:表面热闹非凡,实质腐朽空洞,充斥着不懂装懂的领导和唯命是从的跟班。 校长的产生:学术失语,权力主导 中国高校校长的选拔,并非基于学术成就的自然积累,而是由上级任命。然而,上级往往缺乏对具体学科的专业判断,仅仅凭借 “观感”和 “可靠”做出决定。更令人忧虑的是,校长上任后迅速组建的行政班底,同样依据忠诚度和执行力而非专业能力与学术视野选人,导致治学权威严重缺失。 院长的困境:专业被轻视,管理沦为形式 在这样的体系下,学院院长多数不是学术权威,而是行政服从的代表。有的院长对主管的学科知之甚少,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却依然高高在上地管理学院、评判教师。缺乏专业判断力的管理者无力构建公平公正的评价体系,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鉴别老师的专业水准,因而用人标准简单粗暴:只要听话就行。 强制考核:高校变身行政军营 高校管理的首要使命是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因而把绩效考核、职称晋升和项目评定等学术机制纳入行政掌控。教师不再专注教书育人,而被迫陷入材料堆积、成果包装、项目竞争的无休止“内卷”中。课堂教学按部就班,课题评定充斥利益算计,学术生态急剧恶化。 “草台班子”的代价:浮躁蔓延与学术荒原 这套“外行管理内行”的治理结构,使高校丧失了学术判断力和长远发展目标。教师只顾应付评审,科研成果普遍注水,所谓“双一流”不过是一场排名幻觉。高校间争相“弯道超车”,结果却是整体沉沦。草台班子的闹剧是教育及学术的双重悲哀。...

北美欧洲

Is the War in Ukraine a Proxy War?

Is your view of the Ukraine war truly your own—or was it...

亚洲

达赖喇嘛在中印关系中的真实分量

文/林知远 7月1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在一篇报道中声称,“中印之间另一个紧张的根源是达赖喇嘛”。这一表述在部分舆论场引发共鸣,但也引来质疑:达赖喇嘛在当代中印关系中是否仍具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力? 历史背景中的“触发器”,但非结构性根源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确实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彼时,中方将印方给予庇护视为干涉内政,这在情绪上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成为中印外交摩擦的一个“显性导火索”。然而,真正造成战略紧张的,并非个人流亡事件,而是更为根深蒂固的边界争议与战略互疑。 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主要源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争议、边界控制权的分歧,以及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高度警惕。达赖喇嘛的流亡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的表层因素,而非其内在驱动力。因此,将中印矛盾的根源归因于达赖喇嘛,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结构。 现实博弈中的“边缘变量”:象征性远大于实质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紧张主要集中于边界对峙与地缘竞争。从2020年的加勒万冲突,到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竞赛,再到印度强化与美日澳的安全合作,当前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早已不再围绕“西藏”或“达赖喇嘛”展开。 一方面,达赖喇嘛早在2011年即宣布退出政治事务,强调其仅为宗教人物;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藏人议题”的公开支持也趋于低调,尤其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往往避免高调渲染,以免影响战略稳定。这表明,在两国现实政治博弈中,达赖喇嘛的角色已从现实变量退化为象征因素,其对外交政策的实际撬动力极为有限。 国际叙事中的意义放大:西方媒体的再符号化策略 法广等媒体将达赖喇嘛定位为中印紧张的“根源”,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的夸大,也反映出一种符号化传播的策略选择。在西方舆论场中,达赖喇嘛长期被塑造为“道义象征”,其存在被赋予某种“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喻功能。这种传播结构更适用于构建“价值对立”叙事,而非解释现实外交互动的因果机制。 在此逻辑下,达赖喇嘛被抽象为一种意义资源,用以渲染中国的“内政敏感区”与印度的“民主庇护所”之间的对照。但这类叙事往往遮蔽了国家利益、战略布局与安全困境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因素,反而削弱了公众对中印关系结构性问题的认识。 结语:应将焦点转向结构性问题,而非符号性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