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毕研韬 信息洪流裹挟的时代,“什么都信”成了许多人的生存常态:既信速成的财富神话,又信玄学的改命说辞;既盲从“权威”的片面论断,又轻信情绪裹挟的网络流言。殊不知,这种缺乏筛选的“泛信”与不加分辨的“轻信”,本质上都是主体性的失守,最终只会将人推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陷入“永远穷下去”的恶性循环。 “什么都信”的本质,是认知裁判权的彻底让渡。 在这个真相碎片化的后现代社会,信息获取成本极低,但辨别成本极高。“什么都信”并非包容,而是认知上的“躺平”。轻信者将裁判权交给了他人的话术与利益诱导,泛信者则将其交给了混乱的环境与多元思潮。这种判断力的缺位,必然导致决策失效:今天跟风投入虚假项目血本无归,明天盲从错误理念错失机遇,后天在矛盾的价值观中摇摆不定。认知的贫困,从来都是一切贫困的根源,它让人在复杂的社会博弈中,永远处于被收割的底层。 “穷”的深层逻辑,是生命能量的无序耗散。 传统文化讲“信为道源功德母”,真正的“信”是支撑人前行的精神锚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笃定。而“什么都信”的人,其“信”廉价而善变,如同五行缺土,水多荡之。他们今天信奉“内卷致胜”,明天追捧“躺平无忧”,后天又沉迷“玄学改运”。生命能量就在这种反复横跳中不断熵增。没有坚定的信念作为支撑,行动便失去了方向,即便偶尔获得短暂的物质收益,也终究难以长久。更可悲的是,当一个人的“信”变得毫无原则,不仅会失去他人的信任,更会陷入精神上的漂泊与空虚——这种灵魂层面的贫瘠,远比物质匮乏更令人绝望。 破局的关键,在于从“迷信”跃迁到“智信”。 我们反对“什么都信”,并非提倡“什么都不信”的虚无主义。真正的富足,始于建立以自我为主体的认知框架。这需要我们用逻辑与实证过滤信息,用阅历与规律检验信念。如同佛家倡导的“智信而非迷信”,我们既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接纳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与现代科学的新知,又要守住坚定的底线,不轻易盲从,不随波逐流。 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最大的财富从来不是信息的堆砌,而是清醒的认知与坚定的信力。别让“轻信”与“泛信”消耗掉你的判断力与生命力。唯有守住内心的清明与笃定,锚定方向,方能积累起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足,打破“永远穷下去”的魔咒。 后记:本文虽以个体认知为切入点,但直击战略传播的核心命题:在信息过载与认知战常态化的当下,个体“泛信”与“轻信”本质上是主体性失守与判断力让渡,这既是劣质信息扩散的微观根源,也是认知防御的薄弱环节。本文倡导的“智信”理念,以逻辑与实证锚定认知边界,既是对全民媒介素养提升的专业回应,也是将战略传播从宏观策略落地到个体实践的关键抓手,完全契合本号深耕前沿、守护认知疆域的核心定位。
2026-02-04文/毕研韬 近年来,中国部分高校取消或合并外语专业,理由多集中于就业率、学科整合与资源配置效率。从技术层面看,这似乎是一次理性调整,但若将其置于社会分层与国家认知能力的长期结构中审视,其影响远超教育领域。 第一,这一调整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高度不对称 对于上层家庭而言,外语能力早已不主要依赖国内高校体系。通过国际学校、海外学习与生活,子女在认知形成阶段便完成了与世界的直接连接。外语在这里并非“一门专业”,而是环境。这一群体事实上已经通过海外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世界理解能力,不再依赖国内高校体系,所以国内高校是否保留外语专业,对其影响有限。 然而对于普通家庭,高校外语专业长期扮演着一种公共入口的角色——以相对可控的成本,进入世界知识体系、接触原始信息、形成跨文化理解。一旦这一通道被系统性削弱,外语能力便会从公共资源转化为私人资本。其结果并非简单的教育选择变化,而是世界理解能力的阶层固化,认知会被外包。 第二,削弱外语专业的风险不会立即显现,但会在中长期改变社会的认知结构 外语的价值不在“会不会说”,而在是否具备直接接触外部世界的能力。当系统性外语训练萎缩,社会对世界的认知将越来越依赖翻译、转述与二手解释。信息并不会减少,但判断权趋于集中,纠错机制变慢,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更容易被情绪化、标签化与内部叙事所替代。 这类影响具有显著的时间滞后性:短期内,对外交往照常运转,但十年之后,能够直接阅读、比较、验证国际信息的中间层减少,社会整体更容易陷入认知回音室,对外误判的成本也随之上升。 第三,把“精英全球化”与“公共认知收缩”并置,问题才真正显现 当上层社会通过海外生活自主形成对世界的理解能力,而公共教育体系又同步收缩面向世界的训练能力,一个“双重世界结构”便逐渐形成:少数人直接生活在世界之中,多数人通过转述来“理解世界”。长期来看,这不仅加剧社会内部的认知分化,也会提高政策沟通与社会共识形成的难度。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主张外语专业必须原样保留,更非否定结构调整本身。关键在于:在一个深度嵌入全球体系的大国,是否仍保留足够广泛、制度化、面向普通人的世界理解通道。 如果外语能力成为主要依靠私人资源获得的能力,其代价最终不会仅由某个专业或某一代学生承担,而会体现在国家整体的认知弹性与长期风险管理能力中。
2026-01-03当中国被置于“系统性威胁”框架中时,中日关系将更容易被结构化和固化,短期摩擦更难缓和,关系整体趋向稳定但弹性下降。 文/毕研韬 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概念的变化往往先于政策的变化。当一个国家不再被单独分析,而是被置于一组关系网络之中,其“威胁”属性也随之发生转型。日本近年来对中国的安全认知,正体现出这样一种深层转变。 从一份报告看认知框架的变化 2026年,日本防卫省下属的日本防卫研究所以日文、中文和英文三种语言发布《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6》(China Security Report 2026)。该报告主题是Imbalanced Partnerships: China, Russia, and...
2026-04-17By Lin Zhaoyuan In China, the academic reputation of universities no longer...
2025-07-302026年4月4日更新 在普通人眼里,佛教只是一种教人向善、求生极乐的宗教信仰,但在战略家看来,佛教却是一个公共外交平台,是一种珍贵的软实力资源。印度前外交秘书长斯里尼瓦桑曾说:“在亚洲,佛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是软实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佛教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全球佛教徒最多的十个国家都在亚洲,这些国家的佛教徒已占全球佛教人口的95%。所以,通过举办佛教集会、投资寺庙建设、展示佛教圣物等方式,向亚洲国家展示对佛教的尊重,对提升国家吸引力和影响力颇有助益。 近年来,亚洲国家中实力上升较快的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国纷纷借助佛教平台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而在那些更具战略价值的国家,中国和印度都投入了不少资源。国际观察者认为,中印两国在缅甸、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外交竞争尤其激烈。甚至有西方媒体夸大其词,宣称中印之间展开了争夺佛陀的战争。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都想展示与佛教的历史渊源。 印度政府认为,中国试图把印度刻画成东南亚的“局外人”,于是印度决定启用古老的佛教资源进行反击。为强调其佛教起源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佛教的尊重,印度举办了世界佛教大会、组织全球佛教徒集会、强化佛教研究与交流。今年2月中旬,印度外交部发布了纪录片《藏传佛教的印度起源》,某视频网站介绍说,这是印度公共外交的新尝试。印度以此提示让东南亚国家:印度绝非本地区的不速之客,而是与亚洲国家共享数千年的佛教文化,所以不能被拒于地区安排之外。 2011年10月,中国宣布投资30亿美元开发尼泊尔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印度认为,中国此举是想进一步影响尼泊尔。于是几个月之后,印度就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全球性佛教徒集会,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印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中主任米任拉分析说,“北京想成为选择达赖喇嘛继承人的唯一权威,印度此举就是要打乱中国的这一计划。” 在印度看来,合理调控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中国的佛教外交。美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客们会见达赖喇嘛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效果。对内可讨好部分势力,争取更多选票;对外既可彰显普世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同时又能适度敲打中国,收到制衡之效。日本的动机与美国大同小异。可见,虽然都在探索佛教外交,但各国动机不尽相同。有评者指出,倘若中印两国能在保护佛教方面联手,这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人类都是莫大的贡献。笔者祈望此愿成真。
2026-04-04新岁将至,回望2025年,人类并未踏入一个愈发澄澈简单的世界。相反,世界正鲜明地呈现出一幅复杂图景:共识如退潮之水,愈发稀缺难寻;分歧似燎原烈火,愈发显性张扬;不确定性则如幽灵,成为生活的常态。不同国家、制度与文明间的张力相互纠缠、层层堆叠,在公共讨论的舞台上,情绪每每抢先于事实亮相,立场常常优先于理解作祟,这般景象愈发凸显。 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理解”不再是一种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而逐渐演变成一种需要我们刻意维护、用心培育的珍贵能力。信息如汹涌潮水般高速奔涌,本以为会拉近人与人之间认知的距离,实则不然,它并未自动搭建起心灵相通的桥梁;算法似无形之手,依据我们的喜好推送内容,本以为能为我们呈现全面真实的世界图景,可结果却事与愿违,它未必总能拓宽我们的视野。相反,标签化、简单化以及情绪化的判断,如同无形的枷锁,不断挤压着人们耐心倾听、认真思考的理性空间。许多误解的产生,并非源于刻意的敌意,而是源于对复杂现实的过度简化,就像用简单的线条去勾勒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必然会失去许多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内涵。 正是在这种低共识的时代语境中,理解的价值愈发凸显、尤为重要。理解并不意味着在立场上的完全一致,更不意味着要放弃彼此之间的分歧。它意味着在做出判断之前,我们愿意多花一些时间去探寻事实与真相,多一份同理心去体悟一种他人的处境,多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一种未知的可能性。理解是一种克制的理性,是在分歧的荆棘丛中避免误判的利刃,是在对立的悬崖峭壁间降低冲突烈度的缓冲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 《无界传播》正是在这样充满挑战与机遇的现实背景下,坚定地持续展开既定的探索之旅。我们并不企图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提供现成的、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无意充当各种立场的最终裁决者。我们努力做的,是在这个高度情绪化的公共空间中,精心保留一块有利于思考与对话的认知净土。通过拆解那些固化已久的叙事模式,如同打破禁锢思想的牢笼;呈现多元的视角,如同打开一扇扇通往不同世界的窗户;强调事实与语境的重要性,如同为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中点亮一盏明灯。我们希望为理解创造更好的条件,为人们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而不是为对立制造新的燃料,让矛盾的火焰越烧越旺。 在过去的一年里,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真正深刻而潜在的风险,往往不仅仅来自冲突本身,更来自对冲突成因的系统性误判。当我们的理解能力逐渐下降,世界就更容易被推向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逻辑陷阱之中,而当理解被不断削弱,理性讨论的空间也会随之像被挤压的气球一样越来越小。正因如此,传播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简单传递,更关乎认知的塑造与公共理性的存续,它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引导着社会的进步。 面向2026年,《无界传播》将继续坚定不移地秉持去标签化、去情绪化、去简单化的传播取向。我们愿意为理解付出足够的耐心,如同守护一颗珍贵的种子,等待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复杂保留广阔的空间,让各种思想在这里自由碰撞、交融;为事实争取宝贵的时间,让真相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浮出水面。我们坚信,即便共识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达成,但理解本身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它能够像温暖的阳光,融化误解的坚冰;像轻柔的微风,缓和紧张的气氛;为更具建设性的对话奠定坚实的基础,让不同的声音在理解的和弦中奏响和谐的乐章。 新年之际,我们并不奢望世界能够迅速达成一致,如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让所有的花朵同时绽放;也不预设分歧会自动消解,如同不可能期待所有的矛盾都能自行化解。我们期望的,是在这不可避免的差异之中,人们仍然愿意放慢判断的速度,多一点审慎的思考,少一点情绪的冲动;多一点耐心的倾听,少一点轻易的定性。若理解能够在低共识时代得以延续和传承,文明之间、社会之间乃至个体之间的沟通,就仍然保有向前的希望和可能,如同在黑暗中点燃的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新的一年,愿理解的光芒不被情绪的阴霾遮蔽,在人际交往里恒久绽放;愿理性的旋律不被偏见的噪音干扰,于社会生活中长久回荡。 恭祝新年快乐! 《无界传播》总编辑 毕研韬 2026年元旦
2025-12-30近32个北约成员国大使集体访问日本,这一罕见行动本身,已成为观察北约战略外溢与安全结构重塑的一个关键信号。 文/毕研韬 一、接近“全员出动”的特殊外交安排 近期,一项颇为罕见的外交安排引发全球关注:约30个北约成员国大使将以代表团形式集体访问日本。需要强调的是,此次出访主体是常驻北约总部布鲁塞尔的各成员国大使。这一身份意味着,他们直接参与北约日常决策协调,是北约运作的关键节点。 从数量上看,北约目前共有32个成员国。尽管公开报道多使用“约30国”的表述,但结合“几乎全部成员参与”的信息,此次访问很可能是32位大使“全员出访”。在北约历史上,全员集体外访并不常见,其性质已明显超出礼节性交流,更接近一次带有组织属性的集体行动。 在传统外交实践中,大使通常以国家为单位展开活动,而此次以北约框架下的大使整体出访,说明相关议题已经上升为北约层面的共同关切。这种集体行动,往往既是对外沟通,也是对内整合,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实地接触,形成更加一致的认知基础。 此次集体访日,至少释放三重重要信号。 二、第一重信号:北约议题正在“外溢”至印太 长期以来,北约被视为以欧洲安全为核心的军事同盟。但近年来,其关注范围持续扩展,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北约逐步将安全议题延伸至更广泛领域,包括供应链安全、关键技术、网络空间以及基础设施韧性等。 这些议题本身具有明显的跨区域属性,使北约难以再局限于传统地理边界。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与技术大国,成为北约对接相关议题的关键接口。此次集体访日,可以被理解为北约将其安全议程向印太延伸的一次具体实践。 这一变化的关键不在于地理扩张,而在于功能扩展。北约正在从一个以区域防御为主的组织,逐步转向一个围绕“广义安全”展开的多议题平台。换言之,从“地理北约”变迁为跨区域的“议题北约”。 三、第二重信号:对华认知趋于北约层面对齐...
2026-04-13文/毕研韬 几十年来,华盛顿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几乎从未中断:20世纪60年代,他们以为北京不敢越雷池一步;1996年台海危机后,他们以为美国航母就是定海神针;如今,当北京频频亮剑、直言“不惜一战”时,他们以为这是虚张声势,背后不过是经济焦虑和内政压力。 错了,一次又一次。 这些误判不只是信息不足,而是认知结构出了问题。归根结底,美国的战略精英们在看待台湾问题时,始终跳不出一个陷阱:总把中国当成另一个美国。于是,误判接连发生,将来也不可避免。 误判一:以“选票逻辑”推测中国战略 美国人熟悉自己的政治节奏:经济下行、选举压力增大时,政客们可能通过“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视线、凝聚民意。这种所谓“wag the dog”(转移焦点)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于是,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深陷泥潭时,一些美国战略精英便再次警告:“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通过战争来追求内部凝聚力。” 这听起来像是理性推演,其实不过是文化投射——他们把“美国式政权焦虑”套用到北京头上。 但中国不是美国。北京的政治稳定从来不是靠“短期民意”维系的,更不是靠“打一仗”来稳政权。社会政治稳定本身就是最高战略目标,战争恰恰是最不稳定的选项。 误判二:用“战略模糊”理解“红线思维”...
2025-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