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25
草根诗里的浮世重担：中国老百姓的挣扎与无奈
无题 作者：悟能 一生辛苦只为钱，半生已过未得闲。 儿时理想尚未圆，转眼黄土到胸前。 初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 醒时苦 作者：江西网友 初来人间不知苦，潦草半生一身无。 转身回望来时路，才知生时为何苦。 青山笑我已暮年 作者：河南网友 我问青山何时老，青山问我几时闲。 我笑青山颜不变，青山笑我已暮年。 一生如牛不得闲，闲时已与山共眠。 命抵尘寰 作者：贵州网友 若无执念在心头，怎敢只身入九州。 上有双亲皆白发，下有妻儿待米粥。 寸金难倒英雄汉，唯拿贱命换春秋。 待到人间了无挂，讨杯浊酒消忧愁。
中美高校制度的根本分歧
——一场关于“大学是什么”的制度性对照 文/杨慧澜 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美高校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和人才吸引力。然而，当我们跳出绩效层面的表象，深入制度结构的深层地基，会发现两国大学的运行逻辑在根本上背道而驰。本文试图揭示：中美高校制度的分歧，并非技术差距，而是治理结构与知识理念的系统性断裂。 一、权力来源不同：政治委任 vs 学术授权 中国高校校长由上级党委任命，多数具有正厅级甚至副部级身份，其主要职责是执行上级政策与维持政治稳定。校党委则作为实际权力中枢，全面领导学校事务。 美国高校的校长则由校董会选举产生，虽然也需处理政府关系，但其合法性源于学术共同体、校友、教职员工的信任授权。大学的最终使命由“内部共识”而非“外部命令”决定。 二、治理结构不同：行政主导 vs 教授治校 在中国，大学的权力结构高度行政化。教授委员会多为象征性咨询机构，重大决策由党委会、校务会掌握，大学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 在美国，教授拥有实质性治理权，通过教务委员会、学术参议会等机构对课程设置、人事聘用、科研政策等行使主导权。校长更多是“协调者”而非“指令者”。 三、学术定位不同：服务国家 vs 拓展知识 中国高校被明确定义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工具，尤其在“双一流”政策下，高校被纳入“科技攻关—人才培养—思想宣传”的政策系统中。 美国高校则强调“拓展人类知识疆界”，虽然也承担国家项目，但学术方向主要由研究者自主决定，哪怕其研究挑战国家政策也被容许。 四、评价机制不同：量化激励 vs 多元评估 中国高校普遍采取以SCI论文、经费、“帽子”等为导向的指标评价体系，导致“唯论文、唯帽子、唯平台”现象严重。 美国高校重视同行评审与学术影响力的长期积累，虽然有排名压力，但整体评价更重质量而非数量，更注重原创性与社会价值。...
后达赖喇嘛时代：西藏问题何去何从？
文/唐摩崖 随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年届九十，“后达赖时代”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随之而来：一旦这位象征性人物谢幕，西藏问题会随之缓和，还是转入新的复杂阶段？ 一、权威转换下的宗教不确定性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转世活佛，兼具宗教权威与政治象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关于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势必成为宗教合法性与政治主导权之争的焦点。 中国政府将依照金瓶掣签制度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选出一位“转世灵童”。 流亡藏人社群则可能依据达赖喇嘛生前“遗训”（设定的标准），自行寻找“转世灵童”。 这意味着，未来可能出现两个彼此否认的“达赖”体系，在政治与传播上形成分裂认同的现实僵局。 二、认同结构未变，问题不会自然消解 有些人寄望达赖喇嘛圆寂将淡化西藏问题的“人物因素”，进而实现西藏问题“软着陆”，但这种判断忽略了两个深层结构性现实： 一是达赖体系所承载的认同纽带仍牢固存在，尤其在海外藏人社群与部分西藏民众中，宗教信仰与政治情感深度交织。 二是西藏问题早已从“个人议题”转化为“结构性矛盾”，涵盖语言、教育、生态、宗教与文化自治等维度。 因此，即便宗教领袖更替，认同张力不会自动削弱。反而在权威真空与象征更替之际，可能激发新的代际情绪波动。 三、国际博弈延续，话语权竞争升温 西藏问题不仅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也长期被部分外部力量纳入“人权”与“地缘战略”话语体系。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部分西方国家可能借“合法继任权之争”重提西藏议题，打“宗教自由”与“转世正统性”牌； 中国则将强化“依法转世”框架，将宗教仪轨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推动转世仪轨再制度化。 因此，西藏将从以往的人物主导进入“话语权战争”新阶段，争夺“活佛转世”的合法性定义权。 四、国家治理转型的关键窗口期 “后达赖时代”同样为中国政府深化治理提供了契机： 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宗教中国化，提升藏传佛教内部教义解释与制度传承的可控性与延续性； 另一方面，需以更具包容性的文化策略加强认同建设，在语言教育、宗教活动、青年政策等层面建立长效沟通机制。 若能借此窗口重塑“宗教认同—国家认同”的良性关系，治理逻辑实现向协同式过渡，未来的西藏治理将有望从“被动回应”转向“结构塑造”。 结语：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中美第三轮关税谈判将在哪举行？
文/唐摩崖 2025年5月和6月，中美围绕关税问题已进行了两轮磋商。首轮在瑞士日内瓦进行，象征回归多边谈判框架；第二轮移师英国伦敦，承接近期中英关系回暖背景——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外交大臣大卫·拉米、能源大臣米利班德已分别于2025年1月、2月和3月访华。 两轮谈判之后，笔者预计，在90天“关税休战通道”结束之前，双方将尝试第三轮沟通。在这种背景下，下一轮可能的会谈地点引发关注。 华盛顿或北京 —— 主场接力逻辑 华盛顿：若倾向展现主导，极可能成为候选地。 北京：中方也可能提出北京作为谈判地选项。 第三地选择——平台中立性思路 若双方不愿立即回到各自主场，希望通过中立环境延续建设性交流，以下是两个可能的选项： 新加坡：亚太地区最佳中美沟通桥梁，历史上多次承担国际高层对话功能； 阿联酋：近年来积极举办多边机制会议，对中美议题具有一定独立中介功能。 结语 第三轮谈判是回归主场加强对话控制，还是借助第三地继续试探性推进？地点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双方战略判断与信任态度的变化。
丑闻！清华和浙大给复旦的贺信完全雷同
文/石敢当 5月27日9时，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同时发布致复旦大学的校庆贺信，贺信正文百分之百雷同，引起吃瓜群众围观。 6月6日9:30，本人亲自浏览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官方微博，发现两份贺信都还赫然在列。贺信正文209字，除了“清华”和“浙江”校名不同，其余207字完全雷同。两校的贺信全文如下： 缘何如此？“文心一言”（一款语言大模型）认为，是复旦大学提供了贺信模板，而清华和浙大未作个性化加工，使用自动化发布程序，在统一时间（妙级同步）发布到各自微博上。 AI介绍说，高校使用贺信通稿是行业惯例，譬如东南大学120周年校庆时，清华、北大、浙大也曾发布内容雷同的贺信。 分析认为，高校互动的形式化倾向说明，高校倾向于选择“安全”的模板化语言以降低风险。 贺信雷同事件本质上是丑闻，损害相关高校的形象。有趣的是，已经证实完全雷同的贺信，清华和浙大的官方微博至今还保留着。难道它们认为这无可厚非、无关紧要？是非观何存？荣辱观何在？ 这种高度仪式化的贺信的查重率竟然是100%，学校的这种操作给师生们树立了什么榜样？ 中国高校病了，真得病了，还病得不轻。
全球民意剧变：中国声望上升，美国跌入负值
文/杨慧澜 2025 年 6 月 2 日，美国数字媒体《Axios》援引权威数据机构 Morning Consult 的全球民调显示：截至2025年5月底，美国在41个国家中的净好感度首次跌破负值（-1.5），而中国则逆势上扬至+8.8。 民调指出，美国声望滑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近年单边主义政策、贸易壁垒与外交不确定性，导致多个国家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信任感显著下降。在对华关税有所缓和后，美方好感度略有回升，但不足以扭转整体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自2020年以来持续处于国际舆论低位，但近年来通过稳健外交、对南方国家的务实接触以及全球传播策略调整，逐步重塑其国际形象。净好感度回升至+8.8，标志着“叙事反转”正在发生。 更具指标意义的是：根据 Alliance of Democracies Foundation 覆盖100个国家的调查，美国净支持率从去年的+22%大幅降至-5%，而中国从+5%攀升至+14%。这组数据也反映全球对国家品牌的感知变化。
国际调解院32个创始成员国名单
文/《无界传播》编辑部 2025年5月30日，32个国家在香港签署国际调解院公约，成为国际调解院创始成员国。这32个国家名单如下： 中国、阿尔及利亚、白罗斯、贝宁、柬埔寨、喀麦隆、刚果共和国、古巴、吉布提、多米尼克、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加蓬、几内亚比绍、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基里巴斯、老挝、毛里塔尼亚、瑙鲁、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塞尔维亚、所罗门群岛、苏丹共和国、东帝汶、乌干达、瓦努阿图、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张维为，高度符号化的争议型学者
文/DeepSeek 在当代中国纷繁复杂的舆论图景中，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名字。他远非一个形象单一的学者，而是一个高度符号化的人物，其公众形象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深刻分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碰撞。理解张维为在中国网民眼中的形象，本质上是剖析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的一把钥匙。 一、定位：体制标杆与民间撕裂点 张维为的身份核心是体制内主流话语体系的标杆性阐释者。作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他拥有顶级官方平台的持续赋能，其声音覆盖广度远超普通学者。他系统性地阐述“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批判西方话语霸权、呼吁“中国人，你要自信”，其论述框架与国家主流叙事高度契合，成为官方对外讲述“中国故事”、对内凝聚共识的重要话语资源之一。 然而，正是这种鲜明的立场和巨大的声量，使其在民间舆论场中成为了一个尖锐的撕裂点。网民对其评价呈现极端对立，几乎难寻中间地带： 二、争议核心：方法论、角色与叙事之争 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源于网民在几个根本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三、辩证审视：影响力、局限性与时代必然 对张维为现象的观察，离不开几个辩证事实： 结论：一面映照社会裂痕的镜像 综上所述，张维为在中国网民眼中，早已超越了个体学者的范畴。他是一个承载着多重矛盾与期待的镜像符号： 围绕张维为的激烈争论，其意义远超出对其个人观点或学术水平的评判。这种分歧本身，正是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心态复杂性与舆论场域激烈动荡的关键入口。
美国宣布撤销部分中国留学生签证
2025年5月28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布声明，宣布对中国学生实施签证限制措施。声明全文如下： “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国务院将与美国国土安全部合作，大力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包括那些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或是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学生。我们还将修订签证标准，对今后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所有签证申请加强审查。” 该声明的英文全文如下：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will work with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to aggressively revoke visas...
中国的论文发表，约60%存在买卖成分
文/邵一诚 在中国，论文发表已发展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甚至部分异化的社会-商业系统。尽管有不少学者依然坚持学术规范，但论文买卖现象在现实中广泛存在，形式复杂，结构隐蔽，规模不容小觑。 笔者与若干学术期刊编辑、科研人员、论文中介及研究生交流后，对当前人文社科领域中文期刊的发表情况进行了系统性估算。初步判断是：约60%左右的论文发表存在不同程度的买卖成分——涵盖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与资源互换型的“非货币交易”。 我们将论文买卖分为以下几类： 一、明码标价发表（直接货币交易） 最为显性的论文买卖即是作者通过中介或直接与期刊联系，支付费用获取发表机会。 根据2020年的市场调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C刊（CSSCI来源期刊）中，一篇论文的市场价通常在6-10万元之间，一般核心期刊为3-5万元或更低。 上表是作者收到的论文中介广告，其中W代表万。8W就是8万人民币。 2009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中国论文买卖市场当年估值已达10亿元人民币。15年后的今天，这一规模或早已翻番。根据《科技与出版》期刊2022年发布的一项匿名问卷调查，在受访的327位高校教师中，约28.4%承认“了解或曾参与过论文付费发表”。 二、单位合作与“捆绑式赞助”（准货币交易） 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以“战略合作”名义，向期刊提供一次性资助（如50万元或更多），期刊则为其提供若干篇论文发表额度。这种方式并不直接标价，但实际是“打包买版面”，且多附带“引用本刊文献”等要求。 三、权力互惠型操作（非货币交易） 期刊编辑部倾向于优先发表具有较高学术地位、一定行政职务或项目资源的作者文章，部分则源于潜在的“资源互换”。例如，博导、院长、重点课题负责人可借期刊提升个人影响力，而期刊也可因此提升引用率或其它资源。在部分案例中，甚至出现院系承诺在主编退休后聘其为教授，作为长期发文回报。 四、主编兼职与隐性挂名（兼具货币交易和非货币交易性质） 期刊主编受聘于某高校、研究机构或课题组，获取一定直接利益，并保障发文通道。这些文章表面合规，实质上作者身份构成中已隐含资源交换。部分中介平台提供“课题挂名+论文共著+基金推荐”一条龙服务，进一步模糊了学术与交易的边界。 五、系统性压力与被动卷入 需要强调的是，很多作者并非主动寻求买卖，而是被“成果指标”与“晋升评审”倒逼。部分省部级课题要求两篇C刊结项，否则资金无法拨付。这类制度性诱因正是买卖蔓延的温床。 结语 如果说20年前的论文买卖还是局部的腐蚀，那么今天已演化为结构性异化：制度激励失衡、期刊资源集中、学术共同体弱化、权力资本下沉，导致“论文”这一学术成果的载体越来越成为利益的交换品。 但也应看到，依然有大量编辑部坚持匿名审稿与审理标准，很多高校学者在严苛环境下努力正规投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避免将“论文买卖”一概而论，更应追问：是哪些权力结构和评价制度，为这种交易提供了制度正当性？ 对症下药，方可重建学术伦理与公共信任。 欢迎读者补充与批评。
文章推介
网民：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稳定
文 /毕研韬 微信视频号《在北京的方圆》6月24日发布短视频说，教育的本质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你个人的成败并不重要，你有没有受过委屈，（社会对）你公平不公平，这些都不重要。学校只教会我们一堆规矩。社会的稳定需要普通人去遵守这些规矩，但若想“成功”，恰恰相反——你不仅要懂明面上的规矩，还得熟知潜规则。这些“游戏的另一套规则”，如果父母没教你，也许是他们自己就不知道；你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去试错，去摸索。 视频引发了大量讨论，大多数评论表达了认同和欣赏，也有少量批评与讽刺。这很正常。李锐曾说，人的认知受到所处时代，个人知识、经历与道德水平四大因素的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的信息生态日益开放，自媒体的发展与重大事件频发，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反思：我们究竟从教育中获得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 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全民觉醒的时代。横向看，这或许仍有争议，但纵向看，这句话并不为过。在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阶层固化越来越明显的当下，教育的真实功能也正日益显露出其复杂的两面性。 不可否认，教育的核心使命之一是传承与创造知识，但知识从来不是中性的，它既塑造个体的认知方式，也服务于某种社会结构的延续与合法化。借用马克思的语言，教育有两大功能：一是生产劳动力，二是复制生产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教育不仅培养技术性人才，更在日常规训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听话的个体”和“稳定的秩序”。 学校教给我们的规矩，不仅是交通法规与文明礼仪，更是一种社会化的训练，使我们学会如何在现有体制中“生存”，却鲜有机会了解如何“改变”它。它教我们怎样写简历，却几乎不教我们如何评估一份劳动合同是否公平；它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却回避了关于社会阶层、权力结构与制度性不公的批判性讨论。 但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信息技术打破了知识垄断，也在悄然解构教育的单一权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真正的教育不应止步于“规范性塑造”，更应追求“批判性觉醒”。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合格的社会成员，更是能够理解、质疑乃至重构社会规则的能动性个体。 因此，我们既不应简单将教育妖魔化为“洗脑工具”，也不能继续盲目迷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单线逻辑。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应该是在传承与再生产之间，开辟出一条可以重新定义“命运”的可能路径。 教育是社会最温和的力量，也可能是最强大的革命性力量。它既可成为维护旧秩序的稳定器，也可以成为新秩序的孵化器。关键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觉察的能力”和“重塑的勇气”。
法国经济战学院：国家战略的隐秘实验室
文/毕研韬 在巴黎第八区一栋不甚起眼的教学楼中，法国正静悄悄培养着一支“战略特种部队”。他们不操枪，不练兵，却深谙情报收集、叙事操控、博弈干预。他们的训练场，不是军事靶场，而是全球市场、社交网络与公众舆论场。他们来自 École de Guerre Économique（经济战学院，简称 EGE）——一个融合高等教育、战略咨询与认知安全研究的复合机构，其存在本身已成为法国面对21世纪全球竞争的一种国家隐喻。 一、学院不只是学校：教育与战训的一体化 成立于1997年的 EGE 由前军官与竞争情报专家联合创建，其定位超越传统教育范畴，致力于打造“经济战场上的战略参谋”。与一般大学不同，EGE 的课程设置直接面向国家与企业层面的博弈思维，涵盖经济情报、认知战、网络安全、国家形象管理、法律攻防、声誉安全等内容。它的教学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训练实操能力——使学生能识别敌意行为、设计反制策略、操控信息流向，乃至通过构建叙事影响公众认知。...
中国高校”科研孤儿”：令人敬重的知识守夜人
文/罗教澜 近几年，中国高校的“科研孤儿”现象引发关注，这个群体的存在既令人心痛，又让人欣慰。 一、“科研孤儿”的定义 “科研孤儿”指未担任行政职务、缺乏团队支持的高校独立研究者，其学术活动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与个体化特征。根据《中国科研工作者生态调查报告（2023）》，该群体约占高校科研人员的31.6%。① 二、核心特征 2.资源约束性：独立研究者年均科研经费（12.7万元）仅为团队主导型学者的43%。换言之，有自己团队的学者获得的科研资金是独立研究者的2.3倍。③ 3.评价困境：在职称评审中，72%的独立研究者因“成果持续性不足”被质疑，而团队学者可通过分工快速积累成果。④ 三、对制度性困境的实证分析 1.资源分配失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据显示（2020-2024），国家重点实验室设备使用审批中，独立研究者申请通过率不足28%。⑤独立研究者重大课题中标率（12.4%）仅为行政兼职学者的36.3%。③ 2.学术社交资本缺失 根据《高校科研合作网络研究（2022）》，具有师承关系的项目评审通过率提升41%。⑥...
请教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三个问题
文/王逸云 2025年1月8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张军在2025年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说： “当今世界面临着方向危机、信任危机、治理危机。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信任危机。……。希望我们的年会能够为减少国际社会的信任赤字发挥积极作用。增进互信需要对话和沟通，而促进对话正是我们年会的一个特色和优势。” 在此请教三个问题： 其一，“当今世界面临着方向危机”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这是多大范围内的共识？ 其二，对话和沟通就一定能增进互信吗？以中美关系为例，高频对话是否总能增进战略互信，还是会扩大战略互疑？ 其三，博鳌亚洲论坛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减少国际信任赤字？如要消除全球信任危机，论坛还需要哪些人才？进行哪些论证和设计？ 真心期待论坛能持续提高举办质量，能以科学的方式促进相互信任。
俄乌战争何时结束？各方预测趋于一致
文/ Miles Veritas 自2022年2月爆发以来，俄乌战争已持续三年多，已造成数十万人伤亡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战争何时结束？尽管目前前线依旧胶着，但各方已陆续给出预测，呈现出一定的共识趋势。 一、美国军事研究机构判断：2026年年中是转折点 美国战争研究所（ISW）认为，俄罗斯财政和兵力正在承受极限压力，战争资源最多只能支撑至2026年年中。 ISW分析师指出，虽然俄军近期在顿巴斯地区仍有进展，但这种推进属于高成本低收益，其持续性存在严重疑问。 综合其评估：2026年或将成为俄罗斯无法再维持高强度作战的转折点。 二、乌克兰政府的政治目标：争取2025年形成决定性战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表示，希望通过2025年内的“果断行动”结束战争，至少实现停火谈判。 但现实压力迫使乌方可能从“全面胜利”转向“有条件妥协”，尤其在美欧援助动能下降的背景下。 三、克里姆林宫内部评估：2026年前必须结束...
达赖喇嘛在中印关系中的真实分量
文/林知远 7月1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在一篇报道中声称，“中印之间另一个紧张的根源是达赖喇嘛”。这一表述在部分舆论场引发共鸣，但也引来质疑：达赖喇嘛在当代中印关系中是否仍具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力？ 历史背景中的“触发器”，但非结构性根源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确实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彼时，中方将印方给予庇护视为干涉内政，这在情绪上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成为中印外交摩擦的一个“显性导火索”。然而，真正造成战略紧张的，并非个人流亡事件，而是更为根深蒂固的边界争议与战略互疑。 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主要源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争议、边界控制权的分歧，以及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高度警惕。达赖喇嘛的流亡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的表层因素，而非其内在驱动力。因此，将中印矛盾的根源归因于达赖喇嘛，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结构。 现实博弈中的“边缘变量”：象征性远大于实质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紧张主要集中于边界对峙与地缘竞争。从2020年的加勒万冲突，到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竞赛，再到印度强化与美日澳的安全合作，当前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早已不再围绕“西藏”或“达赖喇嘛”展开。 一方面，达赖喇嘛早在2011年即宣布退出政治事务，强调其仅为宗教人物；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藏人议题”的公开支持也趋于低调，尤其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往往避免高调渲染，以免影响战略稳定。这表明，在两国现实政治博弈中，达赖喇嘛的角色已从现实变量退化为象征因素，其对外交政策的实际撬动力极为有限。 国际叙事中的意义放大：西方媒体的再符号化策略 法广等媒体将达赖喇嘛定位为中印紧张的“根源”，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的夸大，也反映出一种符号化传播的策略选择。在西方舆论场中，达赖喇嘛长期被塑造为“道义象征”，其存在被赋予某种“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喻功能。这种传播结构更适用于构建“价值对立”叙事，而非解释现实外交互动的因果机制。 在此逻辑下，达赖喇嘛被抽象为一种意义资源，用以渲染中国的“内政敏感区”与印度的“民主庇护所”之间的对照。但这类叙事往往遮蔽了国家利益、战略布局与安全困境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因素，反而削弱了公众对中印关系结构性问题的认识。 结语：应将焦点转向结构性问题，而非符号性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