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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国会的一份报告，正在重构美国对“影响力行动”的界定，而中国已成为这一框架中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一、低可见度报告：存在但未公开发布
近期，一份由美国国务院提交至国会的政策报告引发政策圈关注。该报告题为“Countering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反制外国信息操控与干预）。尽管未通过官方渠道公开发布，也未配套新闻发布会，但已有媒体披露其部分内容。
根据相关报道，报告将中国置于重点分析对象之一，并围绕“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展开分析。这种“提交但不发布”的状态，意味着其主要功能并非面向公众传播，而是服务于国会与政策体系内部决策。这种低可见度处理方式，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并不常见，具有一定指向性。
“影响力行动”是指通过整合信息内容、传播渠道与社会网络，在较长时间内塑造特定受众的认知结构、情绪取向与行为选择的系统性行动，其核心在于改变“如何理解世界”的框架。它包括合法、灰色和非法三种手段，跨越传播、政治与安全领域，并正从战争中的辅助工具演变为常态化的战略竞争方式。
二、“影响力行动”：从传播问题到安全议题
从已披露内容看，该报告的分析框架明显不同于传统“反虚假信息”叙事。其关注重点包括非政府组织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资金来源与传播网络之间的关联、“叙事扩散”（narrative amplification）机制。
相关报道指出，部分社会组织被纳入“影响力网络”的分析视野之中，被视为信息传播结构中的关键节点。
这种界定方式，意味着美国政策界正在将信息问题从“传播层面”转化为“安全层面”，纳入国家安全与战略竞争框架之中。换言之，“谁在传播信息”与“信息如何被组织”，已成为安全评估的重要变量。
三、发布方式的变化：从公共传播转向制度嵌入
与以往国务院发布对外报告不同，该文件并未公开，而是直接进入国会体系。这一变化反映出政策运作逻辑的调整。
传统路径通常是：报告发布→媒体传播→舆论形成→政策推动，而当前路径则更接近：报告提交→国会讨论→ 立法或预算支持→政策落实。
在这一机制中，报告不再承担“说服公众”的功能，而主要服务于政策合法性建构与制度运作。因此，其影响不依赖传播规模，而依赖制度通道。
四、国内约束：言论自由争议与政策收缩
这一低调处理方式，与美国国内围绕“信息治理”的争议密切相关。2025年，美国国务院已关闭原“全球参与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及其后续机制，原因之一是该机构被批评涉及对国内言论的干预。
在此背景下，涉及“信息操控”与“影响力行动”的政策文件，若公开发布，容易触及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的敏感边界。因此，通过“提交国会而非公开发布”的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政治风险。
这表明，美国在信息政策领域面临一个结构性约束：既要强化对外信息竞争能力，又必须避免被指控为对内言论管制。
五、政策演化：从机构运作到体系嵌入
尽管相关机构被撤销，但政策本身并未弱化，反而呈现出新的形态。一种更具结构性的趋势正在形成：
从“单一机构主导”转向“多部门嵌入”；从“公开反制”转向“制度化运作”；从“短期应对”转向“长期框架”。
在这一过程中，“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FIMI）”逐渐成为一个核心概念框架，并在美国及其盟友之间扩散。该框架强调，信息影响并非孤立行为，而是跨越媒体、技术与社会结构的系统性过程。
六、认知维度上升：竞争的结构性转型
从更深层看，这份报告所体现的，不只是政策工具的变化，而是竞争维度的转型。
过去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军事力量、经济规模、技术能力，而当前竞争正在扩展至信息结构、叙事体系、认知框架。
“影响力行动”这一概念，正是这一转型的体现。它不再局限于信息内容本身，而关注信息如何嵌入社会结构并产生认知效果。
七、结论：低调发布背后的高强度竞争
综合来看，这份“低调提交”的报告具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它通过制度渠道强化了美国对华信息与认知竞争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其低可见度发布方式，反映出相关议题在美国国内仍处于敏感状态。
更重要的是，这种“弱传播、强制度”的运作模式，意味着政策影响正在从“可见舆论空间”转向“不可见制度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报告不再是传播产品，而成为政策系统中的功能性组件。
可以说，这份报告所揭示的，不只是一次政策动作，而是一个更长期的趋势：对华竞争正从显性叙事对抗，转向隐性认知结构竞争，并逐步制度化。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