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传递到认知塑造，传播正在被纳入安全与竞争逻辑之中。
文/毕研韬
一、从术语变化看政策转向
2026年2月，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评估材料中，将中国对外传播活动纳入“影响力操作”（influence operations，也译作“影响力行动“）框架。这一表述并非修辞调整，而是政策语境中的功能性重新定义。
在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传播语境中，“影响力操作”是指行为主体基于明确目标，系统性地设计并实施信息行动，通过可识别路径影响特定受众的认知、态度或行为，并能够对效果进行评估与调整的过程。
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影响力操作”通常与情报、心理战和战略传播并列，它强调三个要素：目标受众、投送机制、可评估的效果。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将相关传播视为“表达行为”，而是视为可分析、可归因、可反制的行动体系。
二、判断依据：三类可观察证据
报告的逻辑建立在三类可被追踪的现象之上：
1. 传播与项目绑定（policy-content coupling）
美国方面长期跟踪发现，在“一带一路”等对外合作项目中，传播内容与项目推进呈现同步结构，例如：基建项目配套媒体报道与纪录片生产；在当地合作媒体中，相关报道在议题设置上呈现出高度一致性，主要集中于发展、减贫与治理能力等主题；国际会议与媒体叙事形成议题联动。
这一现象被解读为：传播并非独立变量，而是嵌入政策执行链条的组成部分。
2. 平台化分发能力（platform-mediated reach）
报告强调，变化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如何被看见”：借助TikTok、YouTube等平台进行内容分发；使用多语种账号矩阵扩大覆盖面；通过算法推荐进入非既有受众群体。
美国分析框架认为，这种机制使传播具备两个特征：跨边界扩散能力+非线性影响路径。换言之，影响不再依赖传统媒体渠道，而依赖平台结构本身。
3. 长周期运作体系（persistent infrastructure）
报告特别强调“持续性”：常态化内容生产（新闻、评论、纪录片）；海外媒体合作与内容共享机制；多层级传播主体（官方媒体、商业平台、地方合作方）。
在美国的分析语言中，这构成“influence infrastructure”（影响力基础设施），其含义是：影响力不再是事件，而是系统能力。
三、关键转折：传播被纳入安全分析模型
基于上述观察，美国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分析框架转换，传统框架下的公共外交、文化交流、软实力，在当下框架中被分别转换成影响力操作、战略行为、安全变量。
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播从“解释世界”，转向“塑造环境”。在这一逻辑下，评估标准发生变化：不再问“信息是否真实或有吸引力”，而是问是否改变认知结构、是否影响政策空间、是否重塑舆论环境。
四、与The Price of Retreat 2.0的结构性呼应
如果将美国国务院报告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的The Price of Retreat 2.0对照，可以看到分工关系：参议院报告强调规则层（信息秩序、制度竞争），而国务院报告则强调行为层（传播实践、操作机制）。
两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判断：信息竞争正在从“谁制定规则”，延伸到“谁实施影响”。这标志着美国政策体系内部已形成基本共识：传播不是外围工具，而是竞争结构的一部分。
五、更深层变化：竞争从信息转向认知结构
如果仅停留在“传播被安全化”，仍然不够深入。更关键的变化在于：竞争正在从“内容层”上移至“认知层”。具体表现为三种转移：
信息供给→解释框架控制：谁来定义问题，比谁提供答案更重要；
舆论影响→认知路径塑造：影响不再是改变立场，而是改变“如何理解世界”；
短期传播→长期认知嵌入：重点不在一次传播，而在持续塑造认知环境。
在这一逻辑下，“传播”实际上成为认知结构竞争的执行工具。
六、策略含义：真正的问题不在传播本身
这类报告的现实影响，不在舆论层，而在政策层。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 合法性再界定：一旦传播被纳入“影响力操作”，其正当性将被重新审视，甚至可能被限制或规制。
- 反制机制制度化：美国可能进一步推动平台监管、信息来源标识、外国影响披露机制。
3. 盟友认知同步：更关键的是对盟友的信号传递，即关于中国传播，将逐步形成集体认知框架。
七、结语：谁在定义“传播”，谁就在设定竞争边界
这份报告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准确描述中国”，而在于它完成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将“传播”从中性概念转化为竞争性概念。
当表达被界定为行动，信息被界定为资源，叙事被界定为权力时，问题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如何讲好故事”，而是谁有权界定什么是传播，以及这种界定将带来什么后果。
这才是当前国际传播环境中，最值得关注的结构性变化。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