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亚洲 六家网站冒充新加坡媒体 被新加坡集中封杀
亚洲

六家网站冒充新加坡媒体 被新加坡集中封杀

Share

当“本地媒体”被批量伪造,信息治理的对象就从内容本身,转向平台结构。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30日发布

一、事件概况:6个“本地媒体”网站被集中屏蔽

2026年4月,新加坡政府通过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联合相关部门,要求本地互联网服务商屏蔽6个网站的访问。这6个网站分别为:singaporeheadline.com、singaporeweek.com、singapore24hour.com、nanyangweekly.com、singaporebuzz.com以及sgtimes.com。

这些网站在形式上具备典型新闻媒体特征:栏目完整、页面规范,并持续更新涉及新加坡与国际事务的内容。然而,监管机构认定其并非真实的新加坡媒体,而是“伪装为本地媒体的非真实网站”。此次行动并非针对个别内容,而是对一组具有相似特征的网站进行集中处置。

二、运作方式:以“本地化外观”构建可信度

从公开信息看,这批网站在运作策略上具有明显一致性。

在命名层面,普遍使用“Singapore” “Nanyang”等具有地域指向的词汇,使其看上去很像新加坡本地媒体。

在内容层面,大量转载The Straits Times、Channel NewsAsia等主流媒体报道,并在部分情况下标注为原创,从而构建“可信来源”的外观。

在技术层面,这些网站在注册时间、基础设施及登记信息上存在相似性,包括地址信息无法核验等问题。这些迹象表明,其更可能属于统一组织下的网络化平台,而非独立媒体机构

三、网站背景:存在境外特征,但未被指向特定国家

关于这些网站的来源,目前公开信息仍然有限。

新加坡官方在说明中使用的是“境外势力”“潜在敌意信息活动”等表述,并未点名任何具体国家。与此同时,部分披露显示,这些网站的注册与技术路径涉及境外主体,且地址信息存在不实情况。这些线索可以支持一个基本判断:其运营主体很可能不在新加坡本地。

但需要强调的是,截至目前,包括The Straits Times、Channel NewsAsia以及《联合早报》在内的主流媒体报道中,均未提供将这些网站与某一具体国家直接关联的证据。因此,从可验证信息出发,其归属仍处于不确定状态。

四、法律依据:基于“可访问性”的监管权

一个关键问题是:既然这些网站不在新加坡注册或运营,为何仍会被屏蔽?

新加坡的法律框架并不以“注册地”为唯一依据。根据《广播法令》(Broadcasting Act)及相关监管实践,只要内容或服务可以被新加坡公众访问,即可进入监管范围

在这一框架下,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可以要求本地互联网服务商阻断对特定网站的访问。这种方式针对的是“接入层”,即控制用户是否能够访问相关网站,而非关闭网站本身。即使网站位于境外,其对本地信息环境的影响能力仍可被限制。

五、治理逻辑:从内容问题转向结构风险

此次行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监管重点的转移。

传统的信息治理主要围绕内容本身展开,例如信息是否虚假、是否违法。在本案中,监管机构关注的则是平台的结构属性:

这些网站是否通过系统方式伪装为本地媒体;是否具备规模化吸引受众的能力;是否可能在特定情境下被用于集中传播信息。

官方给出的理由并不在于其已经造成明显危害,而在于其可能被用于“敌意信息活动”。因此,干预发生在风险尚未显性化之前,属于一种前置性治理

六、问题延伸:媒体“本地性”的技术性生成

这一事件反映出一个更深层的变化:在数字传播环境中,“媒体是否属于某一国家”已不再完全由物理位置或注册信息决定

通过名称、界面与内容结构的组合,一个境外平台可以在认知上被用户视为“本地媒体”。这种“拟态本地性”削弱了传统上基于机构身份的判断方式,也使信息环境更具不确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监管不再局限于辨别信息真伪,而是进一步延伸到对平台身份与运作结构的审视

七、结语:从“删内容”到“控结构”的转向

总体来看,此次屏蔽行动并非单一技术措施,而是一次针对新型信息平台形态的制度性回应。其核心不在于处理具体内容,而在于阻断一种潜在的信息影响基础设施。

在这一逻辑下,信息治理的重点正在发生转变:从“发布了什么”转向“谁在发布、如何运作,以及未来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这一变化,标志着数字时代信息治理已进入一个以结构与前置风险为核心的新阶段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 Articles

欧盟日本联手应对“信息操纵”,意味着什么?

欧盟与日本启动首次FIMI对话,标志着国际传播加速进入安全治理框架,并开始呈现跨区域协同化趋势。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4日 2026年6月3日,欧盟与日本举行首次“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IMI)对话”。 从表面看,这是一次围绕虚假信息与影响行动的政策交流机制启动,但从参与机构结构与议题组织方式来看,这一机制已明显超出一般外交沟通范畴,进入跨部门安全协同的制度轨道。 其关键不在于“是否开展合作”,而在于“由谁参与合作、如何定义问题”。 一、问题定义的变化:从传播议题转向安全议题 FIMI(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再定义属性。它将原本属于国际传播、公共外交与媒体研究范畴的议题,重新归类为“外国行为体的信息操纵与干预”。...

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人难以全面了解国际形势?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4日 国际形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中国社会。 中美关系、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台海局势、全球产业链重组、人工智能竞争……这些国际议题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 然而,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公众对国际形势的了解究竟有多全面? 这里所说的国际形势,主要是指国际政治环境、国家间关系以及重大国际事件的发展趋势。 本文并不讨论公众是否掌握国际法、外交学或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讨论普通人是否具备专业分析能力。 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公众能否获得足量、优质、多元的信息?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认知局限就不是个人能力问题,而是信息结构问题。 一、国际形势认知首先取决于信息来源 任何人对国际事务的理解,都建立在信息基础之上。 认知的高度不仅取决于思考能力,还取决于信息视野。当人们看到的只是现实的一部分时,对整体局势的理解自然会受到限制。...

台湾修订法律:把认知战纳入情报战范畴,将引发什么后果?

当“认知战”被写入情报法,改变的不仅是法律条文,更可能是整个社会看待信息传播的认知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最近,台湾执政党推动修订《国家情报工作法》,拟将“认知作战”正式纳入情报工作范畴,并赋予情报机关相应的应对权限。 许多人将此视为台湾强化安全体系的又一步。然而,从传播学和制度建设的角度看,这次修法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而是一个更深层的变化: 台湾正在将“认知战”从传播议题转变为情报议题。 这意味着,“认知战”不再只是舆论场中的一个概念,而正在被纳入情报战框架之中。 一、从传播问题到情报问题 过去几年,“认知战”已经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 从选举争议到两岸关系,从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到网络谣言,各种现象都可能被纳入“认知战”的讨论范围。 然而,无论如何定义,“认知战”本质上首先是一种传播现象。它涉及信息传播、舆论形成、认知影响、社会心理以及媒介生态等问题。 因此,过去台湾关于认知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体、教育和网络治理等领域。...

当“认知战”成为高频词:台湾需警惕反噬风险

当认知战概念被持续扩展并高频使用时,其解释边界与社会效应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观察这一概念在台湾语境中的扩散路径及其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9日 近几年,“认知战”已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汇。从选举政治到两岸关系,从媒体报道到社交平台,从假讯息治理到国家安全论述,“认知战”几乎无处不在。 认知战并非凭空出现的概念。在数字化时代,利用信息影响认知、塑造态度、改变行为,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等主要政治体,都高度重视信息操纵、舆论影响和心理战问题。因此,台湾社会关注认知战,本身具有现实基础。 然而,任何概念都有其适用边界。当一个概念被过度使用、泛化使用时,其传播效果可能发生逆转。对于台湾而言,真正需要警惕的,也许并非认知战本身,而是“认知战”概念的过度扩张所可能带来的长期反噬。 一、从安全概念到万能解释框架 认知战最初主要用于描述有组织的信息操纵行为。例如,通过虚假信息、机器人账号、协同传播网络等方式,影响公众判断和社会情绪。 但近年来,在部分公共讨论中,“认知战”的外延不断扩大。某些网络谣言被称为认知战,某些政治批评被称为认知战,某些与主流立场不同的意见被怀疑是认知战,甚至某些社会矛盾和治理问题也被归因于认知战。 当一个概念开始解释越来越多现象时,它看似无所不能,实际上却可能逐渐失去解释力。 传播学研究表明,任何概念一旦出现“概念通胀”,其分析价值便会下降,因为如果所有问题都能被解释为认知战,那么认知战最终也就失去了区分不同现象的能力。 此时,认知战不再是一个分析工具,而逐渐演变为一种默认解释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