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操控
六家网站冒充新加坡媒体 被新加坡集中封杀
当“本地媒体”被批量伪造，信息治理的对象就从内容本身，转向平台结构。 文/毕研韬 2026年4月30日发布 一、事件概况：6个“本地媒体”网站被集中屏蔽 2026年4月，新加坡政府通过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联合相关部门，要求本地互联网服务商屏蔽6个网站的访问。这6个网站分别为：singaporeheadline.com、singaporeweek.com、singapore24hour.com、nanyangweekly.com、singaporebuzz.com以及sgtimes.com。 这些网站在形式上具备典型新闻媒体特征：栏目完整、页面规范，并持续更新涉及新加坡与国际事务的内容。然而，监管机构认定其并非真实的新加坡媒体，而是“伪装为本地媒体的非真实网站”。此次行动并非针对个别内容，而是对一组具有相似特征的网站进行集中处置。 二、运作方式：以“本地化外观”构建可信度 从公开信息看，这批网站在运作策略上具有明显一致性。 在命名层面，普遍使用“Singapore” “Nanyang”等具有地域指向的词汇，使其看上去很像新加坡本地媒体。 在内容层面，大量转载The Straits Times、Channel NewsAsia等主流媒体报道，并在部分情况下标注为原创，从而构建“可信来源”的外观。 在技术层面，这些网站在注册时间、基础设施及登记信息上存在相似性，包括地址信息无法核验等问题。这些迹象表明，其更可能属于统一组织下的网络化平台，而非独立媒体机构。 三、网站背景：存在境外特征，但未被指向特定国家 关于这些网站的来源，目前公开信息仍然有限。 新加坡官方在说明中使用的是“境外势力”“潜在敌意信息活动”等表述，并未点名任何具体国家。与此同时，部分披露显示，这些网站的注册与技术路径涉及境外主体，且地址信息存在不实情况。这些线索可以支持一个基本判断：其运营主体很可能不在新加坡本地。 但需要强调的是，截至目前，包括The Straits...
文章推介
把国际传播等同于对外宣传，就会令人反感
作者：毕研韬 时间：2026年6月6日 近年来，国际传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从媒体到高校，从企业到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国际传播实践。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个值得警惕的误区依然存在：把国际传播简单理解为对外宣传。 这种理解看似合理，实际上却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许多国际受众并不会因为信息传递得更多而增加认同，反而可能因为感受到强烈的宣传色彩而产生抵触情绪。这正是“说服知识理论”所揭示的现象。 一、国际传播不等于对外宣传 在中国语境中，“宣传”通常是一个中性词，指传播理念、政策和信息，但在国际语境中，情况并非如此。 在英语世界中，“宣传”对应的propaganda一词长期带有明显的负面含义。对许多人来说，它往往意味着单向灌输、选择性表达、情绪操控，甚至认知控制。因此，一旦国际受众认为某种传播活动属于“宣传”，他们首先产生的往往不是兴趣，而是警惕。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内容在国内反响良好，却难以获得国际受众认同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并不一定出在内容本身，而在于传播逻辑。 许多人思考国际传播时，习惯从传播者的角度出发：我想说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我要让别人知道什么？ 相反，国际传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对方关心什么？对方能够理解什么？对方愿意接受什么？ 如果传播活动始终围绕传播者展开，而忽视受众的认知习惯和文化背景，那么传播就很容易演变为单向输出，而这恰恰是现代受众最反感的传播方式之一。...
【向中南海推荐】国际传播专家吴金君
文/毕研韬 在全球博弈日益加剧的当下，国际传播早已不是软性外交的附庸，而是关涉国家安全、发展空间与战略格局的核心能力。正如当前国际语境所揭示的，国际传播不仅关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深度嵌入制度竞争、产业链安全、技术标准制定与文化认同构建的全域交锋之中。此刻，我们不得不追问：面对语义漂移与政治诉求交织的复杂战场，“国际传播”是否仍是一种全球硬通货？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脱钩”（decoupl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到“去风险化”（de-risking）以及当前愈演愈烈的关税博弈，最先觉察国际局势风向的，往往不是学界和政界，而是活跃于全球市场前线的外向型企业。它们作为市场神经的末梢，最敏锐地洞悉环境变化，也最直观地把握外部社会的底层逻辑。 而在企业内部，营销部门更是面对国际受众与文化语境的“前沿哨兵”。美国行为科学家约翰·亚当斯（John S. Adams）称之为“跨界沟通者”（boundary communicators）。他们精通市场之术，洞察文化之道，不仅在组织内部享有话语权，更能在跨文化场域中开展有效对话。 然而在其它领域，真正具备国际传播素养的“跨界沟通者”并不总能得到理解与支持。他们因深刻认知现实、倡导路径创新，时常遭遇质疑乃至攻击，最终选择沉默以求自保。这种困境，正印证了《论语》中的一句话：“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今天，中国需要让真正“熟稔内外、道术兼修”的“四通人才”走上前台。在此，我郑重推荐吴金君先生。 吴先生自2007年起担任纽约广告节中国首席代表，2009年推动该项目在中国落地。十余年来，他致力于中外传播实践的深度接轨，从高校创意教育到国际广告评审，从创意作品分享会到跨境游学项目，皆有成功布局。2010年至2019年间，他先后在南京大学、人大、清华、复旦、中传、上海交大、浙大、华南理工、香港浸会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举办两百余场公开课程，单场最高参与人数超过1200人，覆盖全国传媒、广告、创意设计等主干学科，影响深远。 更为可贵的是，吴金君先生始终坚持传播逻辑与传播语言的本土化探索。他深知：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必须以“理解他者叙事逻辑”为前提，不仅要讲述中国的故事，更要让对方听得懂、愿意听、能共鸣。这既关乎内容，更关乎表达；既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传播智慧。 2024年，吴金君先生担任纽约广告节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并推动设立“纽约节大中华区实效奖”，这是中国传播力量深度嵌入国际话语机制的重要一步，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一种制度性承认。...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涉华报告，聚焦“影响力行动”
美国国务院低调提交国会的一份报告，正在重构美国对“影响力行动”的界定，而中国已成为这一框架中的关键变量。 文/毕研韬 一、低可见度报告：存在但未公开发布 近期，一份由美国国务院提交至国会的政策报告引发政策圈关注。该报告题为“Countering 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反制外国信息操控与干预）。尽管未通过官方渠道公开发布，也未配套新闻发布会，但已有媒体披露其部分内容。 根据相关报道，报告将中国置于重点分析对象之一，并围绕“影响力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s）展开分析。这种“提交但不发布”的状态，意味着其主要功能并非面向公众传播，而是服务于国会与政策体系内部决策。这种低可见度处理方式，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并不常见，具有一定指向性。 “影响力行动”是指通过整合信息内容、传播渠道与社会网络，在较长时间内塑造特定受众的认知结构、情绪取向与行为选择的系统性行动，其核心在于改变“如何理解世界”的框架。它包括合法、灰色和非法三种手段，跨越传播、政治与安全领域，并正从战争中的辅助工具演变为常态化的战略竞争方式。...
达赖喇嘛在中印关系中的真实分量
文/林知远 7月15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在一篇报道中声称，“中印之间另一个紧张的根源是达赖喇嘛”。这一表述在部分舆论场引发共鸣，但也引来质疑：达赖喇嘛在当代中印关系中是否仍具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力？ 历史背景中的“触发器”，但非结构性根源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确实在中印关系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彼时，中方将印方给予庇护视为干涉内政，这在情绪上对两国关系造成冲击，成为中印外交摩擦的一个“显性导火索”。然而，真正造成战略紧张的，并非个人流亡事件，而是更为根深蒂固的边界争议与战略互疑。 1962年中印战争的爆发，主要源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争议、边界控制权的分歧，以及两国对对方战略意图的高度警惕。达赖喇嘛的流亡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的表层因素，而非其内在驱动力。因此，将中印矛盾的根源归因于达赖喇嘛，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事结构。 现实博弈中的“边缘变量”：象征性远大于实质性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年来，中印关系的紧张主要集中于边界对峙与地缘竞争。从2020年的加勒万冲突，到边境基础设施建设竞赛，再到印度强化与美日澳的安全合作，当前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早已不再围绕“西藏”或“达赖喇嘛”展开。 一方面，达赖喇嘛早在2011年即宣布退出政治事务，强调其仅为宗教人物；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藏人议题”的公开支持也趋于低调，尤其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之际，往往避免高调渲染，以免影响战略稳定。这表明，在两国现实政治博弈中，达赖喇嘛的角色已从现实变量退化为象征因素，其对外交政策的实际撬动力极为有限。 国际叙事中的意义放大：西方媒体的再符号化策略 法广等媒体将达赖喇嘛定位为中印紧张的“根源”，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的夸大，也反映出一种符号化传播的策略选择。在西方舆论场中，达赖喇嘛长期被塑造为“道义象征”，其存在被赋予某种“自由对抗极权”的隐喻功能。这种传播结构更适用于构建“价值对立”叙事，而非解释现实外交互动的因果机制。 在此逻辑下，达赖喇嘛被抽象为一种意义资源，用以渲染中国的“内政敏感区”与印度的“民主庇护所”之间的对照。但这类叙事往往遮蔽了国家利益、战略布局与安全困境等更具决定性的现实因素，反而削弱了公众对中印关系结构性问题的认识。 结语：应将焦点转向结构性问题，而非符号性干扰...
海南企业品牌意识让人忧
海南大学广告系主任毕研韬认为，海南永和豆浆的做法“已经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作者：孙令正 来源：南海网 原发表时间：2012年04月11日 南海网海口4月10日消息(南海网记者孙令正)近日，南海网连续报道了海南永和豆浆跟台湾永和豆浆“不是连襟”的消息后，很多网友对此甚为关注。有网友说：“好多年了，直到现在才了解海南永和原来是自己的产品。”而对于消费者的问题，海南传统永和豆浆一直不做回应。对此，海南大学广告系主任毕研韬认为，海南永和豆浆的做法“已经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专家：企业品牌意识让人担忧 4月7日，永和豆浆官方微博回复广大网友，“在海南省暂未授予任何门店。”而据记者了解，目前在海南，涉及永和豆浆字样的门面店已超过十多家。4月10日上午，家住龙昆南路的陈小姐说，她是海南传统永和豆浆的“常客”，从几年前在五指山路的豆浆店起，一起到现在的龙昆南路，“久不久就去那里消费，之前是跟朋友，现在是跟小孩。”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一直不清楚海南永和是自己的传统，而非台湾的永和，因为商家从来没有对此说明过。” 4月11日上午，南海网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国际战略传播学会理事长、海南大学广告系主任毕研韬副教授。 据毕研韬介绍，他2004年到海南后，曾去海南传统永和豆浆店吃东西，感觉服务质量比现在高，之后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光顾，后来出国一段时间， 2011年回到海南再去海甸岛的传统永和豆浆店去，发现“整个质量下降很多，感觉不如之前。”针对这一情况，就在前些日子，他发了一条“海口，永和豆浆，一个堕落中的品牌，惋惜!”的微博。毕研韬告诉记者，发微博最初的目的只是想让对方在服务质量上引起注重改善，之后将该条微博转发给永和豆浆官方网站，令他吃惊的是，“结果对方回复称：我们公司在整个海南省目前暂时没有授权门店。”他说，他一直认为海南传统永和豆浆是台湾永和的加盟店，没有意识到它只是海南本地的一个品牌。毕研韬称，从这一事件，他认为海南企业对品牌意识的淡薄让人担忧，希望能引起社会重视。 傍名牌不是捷径 毕研韬指出，品牌之间一定要有一个间隔，特性要有，特性是品牌的核心价值，一定要把它强化，这样才能让消费者明白是独特的单独的品牌，而不是其他品牌的一个附属品。...
一颗杨梅，引爆中国水果行业的信任危机
2026年5月，福建漳州杨梅“泡药”事件持续发酵，连累其它软皮水果市场。 许怀安 供稿 2026年5月19日发布 媒体曝光显示，部分收购点违规使用脱氢乙酸钠等禁止用于鲜果的防腐剂，并添加来源不明的高倍甜味剂浸泡杨梅，以延长保鲜期、改善口感和外观。事件迅速冲上热搜，全国多地批发市场紧急下架相关产品，电商订单骤减，价格暴跌，杨梅产业遭遇重创。 更值得警惕的，并不是一地一果的市场波动，而是整个中国水果产业由此暴露出的系统性信任危机。消费者真正担心的，并不是“杨梅有没有问题”，而是“如果杨梅可以泡药，还有多少水果也在被化学改造？” 一场看似偶然的风波，为何会迅速失控？ 杨梅本身，是一种极端依赖时效的水果。它表皮脆弱、含水量高、保鲜周期极短，常温环境下往往一两天便会腐烂变质。对于大量依赖跨区域销售的产区而言，运输损耗一直是行业痛点。在这种现实压力下，一些收购商开始通过违规添加防腐剂、甜味剂等方式延长货架期，提高卖相与甜度。 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并非个别人的“临时起意”，而是长期产业压力下形成的灰色生存逻辑。 在许多水果产区，种植主体高度分散，小农户、小收购点、小加工链条大量存在。产业组织化程度低，冷链仓储能力不足，标准化体系缺失。在激烈价格竞争下，合规经营的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而违规操作却能明显降低损耗、提升售价。于是，“别人都这样做，不这样就卖不出去”，逐渐演变成某些环节默认的潜规则。 真正危险的，往往不是个体失范，而是违规开始被结构性合理化。 中国水果产业，正在遭遇“信任赤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