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普遍形成一种认知：即便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也必须顾及国际舆论、国际合法性与道义评价。
文/毕研韬 2026年5月26日发布
一个国家如果遭遇大规模国际谴责，往往意味着外交压力上升、国际形象受损，甚至可能影响经济、联盟与战略环境。因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全球声誉”等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
但近年来，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变化正在出现：国际舆论对大国行为的约束力正在下降。
从俄乌冲突到中东局势，从美国长期强化域外制裁到各国不断升级认知战与信息战，国际政治正在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大国依然重视传播，但已不像过去那样惧怕国际舆论。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相信，国际批评未必能够转化为真正的战略成本。
这种变化，意味着国际秩序可能正在发生深层结构转型。
国际舆论为何曾经具有约束力
二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逐渐扩张。国际制度、多边主义、全球化与规则体系不断强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度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叙事。
在这一时期，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来自道义层面，而是因为它能够影响现实利益。国际谴责可能引发经济制裁与外交孤立；国家形象恶化可能影响投资、贸易与国际合作；道义危机甚至可能冲击国内政治稳定。因此，国际舆论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声誉约束”。
正因如此，过去许多国家即便采取军事行动，也往往会努力争取“合法性叙事”。无论是强调反恐、人道主义、国际法依据，还是寻求联合国授权，其核心目的，都是降低国际舆论带来的政治与战略成本。
在这一阶段，国际传播不仅是形象工程，更是一种合法性工程。
国际秩序正在出现“现实主义转向”
然而，近年来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其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转向”。
所谓“现实主义转向”，是指国际政治重新回到以权力、安全与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运行逻辑。在这种逻辑下，国家首先关注的是生存、安全、产业竞争与地缘战略，而非国际道义评价。
冷战结束后，许多人曾相信全球化会逐渐削弱传统地缘政治冲突，经济相互依赖将降低战争风险，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将不断强化对国家行为的约束，但现实的发展并未完全沿着这一方向前进。
近年来，大国竞争重新加剧，国际体系中的安全焦虑明显上升。科技竞争、产业链重组、能源安全、军事威慑与地缘政治重新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核心议题。在这一背景下，“安全”开始重新压过“形象”，“国家利益”重新压过“全球共识”。
这意味着，国际舆论的重要性并未消失，但其优先级正在下降。许多国家并非不重视国际批评，而是认为，在涉及核心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国际舆论已难以构成真正约束。
全球舆论空间正在碎片化
国际舆论约束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公共舆论本身正在发生碎片化。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全球公共空间，反而加剧了不同国家、不同阵营之间的信息割裂。同一场战争、同一项制裁、同一种国际行动，在不同传播体系中，往往会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
过去，西方主流媒体在全球舆论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议题设置能力较强，因此国际批评往往能够迅速形成全球性压力。但今天，越来越多国家开始认为，西方舆论并不等于全球舆论。
全球南方国家、区域媒体平台、本土社交媒体与国家传播体系的崛起，使国际传播逐渐进入“多中心时代”。不同国家越来越倾向于相信本国叙事、阵营叙事与本土平台，而不是单一的全球传播体系。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舆论”本身正在失去统一性。
既然不存在一个被普遍承认的全球舆论中心，那么国际批评的约束力自然会下降。
国际传播的功能正在发生变化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国际传播本身的功能也正在转型。
过去，国际传播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争取国际合法性与全球认同，但今天，国际传播越来越呈现出阵营化与安全化特征。许多国家的传播重点，已经不再是“说服整个世界”，而是稳定本国认知、巩固盟友体系、强化阵营共识，并削弱对手的国际叙事能力。换句话说，国际传播正在从“全球公共说服”，逐渐转向“认知竞争”。
这种变化意味着，许多国家真正关心的，已经不再是“全世界怎么看”，而是“关键国家怎么看”“盟友怎么看”“国内社会怎么看”。
那些无法转化为实际战略成本的国际批评，其影响力正在下降。
国际秩序可能进入新的不稳定阶段
国际舆论约束下降，并不意味着国际传播已经失去意义。相反，在大国竞争时代，传播、叙事与认知战的重要性可能比过去更高。
但问题在于，国际传播正在越来越多地服务于竞争，而非共识；服务于阵营动员，而非全球协调。
这意味着，国际体系正在失去一种重要的“软约束机制”。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舆论虽然无法阻止所有冲突与战争，但它至少曾经构成一种道义压力与合法性压力。一旦这种压力持续减弱，国际政治可能越来越重新回到“力量决定秩序”的“丛林社会”。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越来越多国家相信“国际舆论不会真正带来后果”时，国际体系中的风险行为可能反而会增加。
国际政治中真正危险的，往往不仅是力量本身，而是对“约束正在消失”的共同认知。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