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国际秩序可能越来越呈现阵营化、安全化、区域化与技术分裂化趋势。
文：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5月8日
美国战略界对华思维，正在发生一个重要变化。
过去，美国主流政策逻辑通常是“让自己更强”，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与全球市场竞争维持优势，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美国战略研究开始转向另一种思路：不仅要强化美国自身能力，还要主动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
这种变化，在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2026年3月的报告《Mobilizing for Techno-Economic War, Part 2: Slowing China’s Advance》中，被表达得尤其直白。
ITIF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华盛顿，是美国科技产业政策领域影响力较强的智库之一，长期关注科技竞争、产业政策、创新体系与数字经济治理。相比传统外交或军事智库，ITIF更偏向技术经济与产业战略研究，其观点近年来越来越多进入美国政策讨论体系。
这份报告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使美国自身付出代价，也必须限制中国在关键科技与产业领域继续快速上升。这也是该报告引发广泛关注的原因。
从“自由竞争”转向“技术遏制”
这份报告最值得注意之处，并不只是其对华强硬态度，而是它公开突破了美国过去长期强调的“自由竞争”逻辑。
报告认为，21世纪的大国竞争，本质上已经变成“技术经济战争”（techno-economic war）。决定国家力量的，不再只是传统军事能力，而是半导体、AI、航空航天、软件、生物科技、高端制造与通信系统等关键产业。
报告认为，中国正在这些领域快速追赶，并可能在部分产业形成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国的目标不应只是“提升自身竞争力”，还必须“减缓中国发展”。报告甚至明确表示，仅靠美国自身创新，已经不足以确保美国维持优势。
这一表述，实际上意味着美国战略界部分力量已经开始接受一个现实：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完整的工业与科技竞争者。因此，美国部分战略研究正在从“竞争思维”，逐渐转向“限制思维”。
报告提出了什么？
这份报告提出的建议，几乎覆盖科技、金融、教育、资本与供应链多个层面。
首先，限制中国获取知识与技术。
报告建议，美国应进一步收紧中美科研合作，包括限制中国研究人员进入敏感实验室、收紧学术合作、限制关键技术外流，并限制中国企业获取先进科研成果。
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大学长期是全球化与知识开放的重要推动力量。现在，美国战略界部分人开始主张将大学、实验室与科研合作纳入国家安全框架。
这意味着，美国科技安全化已经开始向教育体系延伸。
其次，限制中国企业获取市场与资本。
报告主张扩大关税体系、限制美国资本进入中国、减少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融资，并推动养老金、地方基金减少对中国资产的投资。
其逻辑非常直接：中国企业每获得一部分全球市场份额，就意味着中国整体科技能力进一步增强。因此，即使美国自身企业承担更高成本，也应压缩中国企业的全球扩张空间。
第三，推动“去中国化”供应链。
报告承认，美国无法完全取代中国制造体系，但认为应建立“中国替代型产业链”，重点包括墨西哥、印度、东南亚以及北美区域制造体系。
这实际上说明，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国制造体系短期内无法被单一国家替代，因此开始推动“区域替代”。
第四，联合盟友形成长期协调机制。
报告认为，美国单独行动并不足够，必须联合欧洲、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盟友，形成长期对华技术与产业协调体系。
这意味着，美国对华战略正在进一步“联盟化”与“体系化”。
为什么这份报告受关注？
这份报告之所以引发关注，并不仅仅因为它“强硬”，而是因为它反映出美国战略界一种越来越明显的新倾向：相对优势，开始高于绝对收益。
换句话说，美国部分战略界正在认为：即使某些措施会伤害美国自身利益，只要能够减缓中国上升，也是值得的。
这一逻辑，与传统全球化时期的美国思维存在明显区别。
过去，美国强调开放市场、全球分工、自由贸易与比较优势；现在，越来越多政策开始强调国家安全、技术主权、产业安全、供应链安全与战略竞争。
这种变化，并不只是政策调整，而是美国战略认知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科技、金融、教育与产业体系，正在越来越“安全化”。
这些建议会变成现实政策吗？
从目前趋势看，这份报告中的部分建议，其实已经在政策化。
例如芯片出口管制、对华投资审查、AI技术限制、高端设备出口限制、对盟友施压以及科研合作收紧，都已经在过去几年逐渐实施。
也就是说，报告并不完全是“未来设想”，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现实政策方向。
问题在于，报告中更激进的部分，未必能够全面落地。
首先，美国自身成本压力非常大。
美国企业长期依赖中国市场、供应链与制造体系。如果全面“去中国化”，美国自身也会面临制造成本上升、通胀压力增加、企业利润下降以及全球竞争力受损等问题。
因此，美国政府虽然强调“脱风险”（de-risking），但仍然避免公开提出“全面脱钩”。
其次，盟友未必愿意完全跟随。
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虽然在安全问题上与美国协调，但在经济层面，对中国市场仍有高度依赖。
这意味着，美国很难建立真正完全统一的“反华经济联盟”。
第三，中国已经不同于20年前。
报告本身其实已经承认，中国如今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庞大市场与较强科研能力。
这意味着，美国即使能够减缓中国发展速度，也很难真正“阻止中国发展”。
从历史经验看，技术封锁通常能够提高成本、延缓进程，但未必能够完全阻止一个大型工业国家实现关键技术突破。
全球化时代正在结束吗？
这份报告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反映出全球化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冷战后，美国长期相信经济融合会减少地缘冲突，但如今，美国战略界越来越多力量开始认为，经济依赖本身，反而可能成为地缘风险。
因此，科技、金融、教育与供应链，正在逐渐从“全球合作体系”转向“战略竞争体系”。
这意味着，未来国际秩序可能越来越呈现阵营化、安全化、区域化与技术分裂化趋势。
而中美竞争，也正在从单纯贸易竞争，演变为长期的体系竞争与战略耐力竞争。
这或许才是这份报告真正值得警惕之处。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