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控越严，就越安全？还是相反？信息安全不仅取决于防范风险信息的能力，也取决于一个社会能否建立可信、开放和具有韧性的信息生态。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4日
在数字时代，信息已经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资源。随着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和国际竞争的发展，各国越来越重视信息安全治理。然而，信息安全治理也存在一个重要边界：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过度管控正常的信息交流和社会信息需求，就可能产生新的治理风险。
一、信息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资源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
在农业社会，信息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在工业社会，大众媒体成为社会信息流动的重要渠道；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使信息成为连接社会、推动创新和影响认知的重要基础。
信息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新闻传播领域，也体现在公民认识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做出个人决策、理解外部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不仅是一种传播资源，也是一种社会生活资源。
正如空气和水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信息满足人的认知需求。一个社会如果缺少健康的信息环境，就可能影响公众认识世界和参与社会的能力。
因此，任何信息治理体系都需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同时，满足社会合理的信息需求？
二、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信息开放并不意味着信息环境不存在风险。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信息传播速度、范围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虚假信息快速传播、网络攻击影响社会运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增加信息辨别难度、外部影响行动可能影响社会认知。
因此，加强信息安全治理具有现实必要性。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在探索信息治理模式。不同国家由于政治制度、法律传统和社会环境不同，采取了不同方式，但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如何防止信息空间被恶意利用？
然而，信息安全治理必须明确边界。如果安全治理针对的是明确的风险，例如网络犯罪、恶意操纵和违法信息，其目标是保护信息生态。
但如果安全逻辑不断扩大，将大量正常的信息需求、观点表达和信息交流都视为潜在风险，就可能产生新的问题。
三、过度管控可能破坏信息生态
信息安全的目标，是维护健康的信息环境，而不是减少社会的信息供给。
如果信息治理过度依赖限制和控制，可能导致信息生态发生变化。
首先，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减少。当一些重要议题缺少充分的信息说明和公共讨论时，公众可能形成信息缺口。
其次，信息环境的信任基础可能受到影响。现代社会中，人们不仅关注信息内容，也关注信息产生和传播的过程。如果公众长期感觉信息环境缺少透明度，可能影响其对信息体系的信任。
再次，过度限制可能造成信息需求与信息供给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可能进一步产生新的治理风险。
四、信息需求无法满足可能产生多重治理风险
- 削弱公众信任
公众的信息需求不会因为治理限制而消失。
当常规信息渠道无法满足公众了解社会和世界的需求时，部分人可能产生不满情绪。这种不满并不一定来自某一具体政策，而可能来自一种长期感受：“我是否能够获得充分的信息？”
如果公众认为自己无法全面了解重要问题，可能影响其对治理体系的理解和认同。
因此，信息治理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信任问题。
一个社会的信息安全，建立在公众对信息环境的基本信任之上。
（二）影响政府形象
在数字时代，信息治理方式本身已经成为政府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评价政府，不仅关注政府做出了什么，也关注政府如何面对信息。
一个具有治理能力的政府，不仅需要管理风险，也需要解释复杂问题、回应社会疑问、建立沟通机制。
如果外界形成一种印象：政府主要依靠减少信息流动来降低风险，而不是依靠解释和沟通增强理解，这种治理方式可能影响政府可信度。
尤其在国际传播环境中，一个国家的信息治理方式也会成为外部观察其治理能力的重要窗口。
（三）推动非常规信息渠道发展
传播学研究表明，信息需求具有持续性。所谓“禁果效应”，说明受到限制的信息可能因为稀缺性而产生更强吸引力。在数字时代，这种现象更加明显。
互联网降低了信息获取成本。当公众认为常规渠道无法提供充分信息时，部分人可能转向非常规渠道。
这可能带来新的问题：信息来源更加复杂、信息真实性更加难以判断、外部影响信息可能获得更大传播空间。
因此，单纯减少信息流动，并不一定减少信息风险。有时，它可能使信息风险转移到更加难以治理的空间。
（四）降低社会认知韧性
真正的信息安全，不是让公众接触更少的信息，而是让社会具备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
政府应提升社会的认知韧性，这就需要多元信息接触、独立判断能力、媒介素养、事实辨别能力。
如果公众长期缺少接触复杂信息的机会，可能降低面对外部信息冲击的适应能力。
一个没有经过信息训练的社会，并不一定更安全。
相反，一个能够理解复杂信息、辨别不同叙事、保持理性判断的社会，才具有更强的信息安全能力。
五、重新理解信息安全：从信息控制走向认知能力建设
数字时代的信息安全，需要超越传统的信息控制逻辑。
未来的信息治理，不应只是回答：“哪些信息需要限制？”
更需要回答：“如何让社会具备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
这意味着信息安全建设需要更加重视：
第一，建立可信的信息沟通机制；
第二，提高公众的信息判断能力；
第三，增强社会认知韧性；
第四，提高政府解释和回应复杂问题的能力。
信息安全的最高目标，不是创造一个没有风险信息的环境，而是建设一个能够面对风险信息的社会。
结语：信息安全需要边界
过度信息管控可能产生一种治理悖论：短期减少某些信息风险，但长期可能削弱公众信任、影响政府形象、推动非常规信息渠道发展，并降低社会认知韧性。
在数字时代，一个国家真正的信息安全能力，不是减少信息供给的能力，而是建设可信的信息生态、提升社会认知水平、赢得公众信任与支持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