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真正的风险,往往不在冲突本身,而在“认知双盲”的形成——决策者与公众在同一复杂环境中同时失去对现实的准确判断。 文/毕研韬 一、复杂性常态化与治理环境变迁 当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背景,是结构性复杂性的持续上升。信息传播速度指数级提升,社会分工高度细化,利益主体呈多层级分布,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频繁叠加。政策制定与执行已不再面对单一变量,而是在多重因素交织中展开。复杂性由阶段性现象转化为长期结构条件。 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理论中指出,现代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生产新的风险类型。风险并非简单来自外部冲击,而往往源于系统内部的结构运行。在复杂条件下,误判概率天然上升。如果缺乏稳定的反馈机制,系统误差将随时间累积。 二、认知双盲:误判的同步生成机制 复杂环境中,一个更隐蔽的风险是“认知双盲”。所谓“双盲”,是指决策层与公众同时陷入对现实环境的误读状态。这是我在2025年首度提出并反复阐述的观点。 决策层可能受到层级汇报筛选、信息压缩与风险规避心理影响,所获得的信息呈现结构性偏差。公众则在算法推送、碎片化传播与情绪化表达中形成局部认知。双方都拥有信息,却都缺乏全局视角。 当双盲形成时,系统失去自我校正能力。公众难以向决策层传递真实信号,决策层难以及时回应社会变化。误判在不同层面同步积累,形成“共振式偏差”。这种状态的风险,不在于意见分歧,而在于判断结构的整体失准。 三、反馈机制断裂与表达结构问题 认知双盲的根源,往往在于反馈链条的弱化。治理体系若缺乏稳定的负反馈机制,问题只能在压力极高时显性化。表达空间过窄,会使信息转入非正式渠道;表达环境过度碎片化,则会放大噪声与极端观点。两种状态都会削弱信号质量。 从系统论角度看,负反馈是维持结构稳定的关键机制。负反馈并非对抗,而是纠偏装置。它使系统能够在偏差初期进行修正,而不是在偏差累积后被动调整。 因此,扩大制度化表达空间,并非情绪化诉求,而是提升信号质量的技术要求。表达空间越透明、程序越清晰,信息越有可能在早期阶段进入决策流程。 四、构建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 更有效的社会反馈系统,应当包含三重机制。 第一,信息吸纳机制。优化多源输入结构,包括基层调研、行业组织、专业研究机构与数字平台数据整合,使决策系统能够接触多维信号。 第二,专业分析机制。通过数据模型、趋势研判与风险评估,将分散表达转化为结构化信息,降低情绪噪声干扰。 第三,制度回应机制。回应并不意味着完全满足所有诉求,而是提供清晰的解释逻辑与修正路径。回应本身构成新的认知校正过程,有助于减少误解。 这三种机制共同形成完整闭环,使信息流动具备制度稳定性,而非依赖偶发事件触发。 五、社会韧性与治理成熟度 在复杂环境中,稳定不再等同于静态平衡,而是一种动态韧性。韧性意味着在冲击条件下保持结构弹性。有效反馈系统能够降低认知双盲出现的概率,使不同层级之间形成持续校正关系。 当不同社会群体能够在制度化平台上表达经验,决策系统能够及时吸纳并回应信号,误判的累积将得到抑制。系统优势不在于避免问题,而在于缩短修正周期。...
2026-02-15文/晁可然(亚太问题专家) 在当今全球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社会韧性”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关注的一个焦点。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体,台湾的安全环境面临多元挑战,社会韧性能否成为其重要的“安全护盾”,值得深入探讨。 一、什么是社会韧性? 社会韧性指一个社会在遭受外部冲击或内部危机时,能够有效抵御、适应并迅速恢复正常状态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包括基础设施的稳定,更涵盖社会成员的心理承受力、信息识别力、社会凝聚力和制度的灵活应对机制。简言之,社会韧性体现了一个社会面对风险时的整体抗压和自我修复能力。 二、台湾提升社会韧性的努力 随着混合威胁(Hybrid Threats)形态日益多元,台湾正逐步将“社会韧性”视为整体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柱。社会韧性不仅关乎应急响应能力,更涉及民众认知、社会心理与制度弹性等深层因素。 1.加强网络安全与信息防护 在面对虚假信息、认知操控和网络攻击等灰色地带手段时,台湾强化了网络空间的多元防线: 2.推进全民国防与公民教育 台湾将国防概念拓展至社会层面,强调全民意识的形成与民众素养的提升: 3.强化基层社区的应急与恢复能力 基层是韧性社会的基础单元。台湾推动地方政府与社区发展多层级协作机制,提升灾难应对与社会重建能力: 4.推动跨部门协作与国际合作 台湾积极寻求与理念相近国家与组织的合作经验: 三、社会韧性的作用与局限 社会韧性作为安全防御的“软实力”,有助于提升社会的整体抗压能力,减少混合威胁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增强国民的危机意识和凝聚力,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充当“安全护盾”。它使社会不易因外部压力而分裂,能够迅速恢复正常秩序。 然而,社会韧性并非万能。面对强大的传统军事挑战,仍需依靠硬实力保障安全。同时,社会韧性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需持续投入和完善制度设计。过度依赖社会韧性而忽视其他安全措施,可能导致防护体系出现漏洞。 结语 社会韧性对于台湾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安全挑战具有重要意义,是构建综合安全防御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但它更应作为“安全护盾”的一环,与传统防务、外交和经济策略共同发挥作用。未来,台湾如何平衡硬实力与软实力、制度建设与社会动员,将决定其整体安全态势的稳健程度。
2025-07-18文 / 毕研韬 一、关税数字升高的背后,不只是经济问题 2025年春,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已高达245%。这个数字的意义早已超出经济范畴,变成了某种“政治宣言”。对美国政界来说,对华强硬已变成了选举语言的一部分;对中国来说,这种高关税是一种霸权压制,是关乎国家尊严的大事。这就使双方都骑虎难下。谁先走第一步,很可能被国内外舆论视为“软弱”或“投降”。于是,谈判变得极为困难。 二、引入第三方:创造一个“台阶”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第三方调解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欧盟、新加坡、瑞士这样的国家或组织,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可以在中美之间搭建一个中立的沟通平台。 第三方的作用,不只是协调技术细节,更重要的是为双方提供“下台阶”的理由。例如,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发展援助等议题下重新谈合作,就能让关税问题从“对抗”变成“协调”。这是一种“借题发挥”的技巧,让双方避免正面碰撞。 三、不能只靠中间人:直接对话才有实效 当然,单靠第三方还不够。如果两国始终拒绝面对面沟通,真正的政策调整就没法实现。 中国可以推动恢复中美之间的高层经贸对话,比如设立“关税缓冲窗口”或者“贸易试验区”;美国可以通过任命特使等方式,跳过国内复杂的政治争议,进入更务实的沟通轨道。 最关键的是:用技术性语言来处理政治性分歧,让对话变得“不那么政治”,从而恢复信任。...
2025-04-16【编者按】本文由ChatGPT生成,文中所列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动机,是ChatGPT想定的外部猜测。编辑修改了文中个别语句,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使之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 (以下是ChatGPT的分析) 自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迅速成为中国推动全球合作与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作为一项宏大的国际合作计划,“一带一路”旨在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增进文化交流,实现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国际社会对这一倡议的看法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度。由于经济、地缘政治、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各国对这一倡议的评价不尽相同。 一、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动机 中国的主要动机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经济增长与区域合作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区域合作,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增长,特别是支持发展中国家。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新机遇,同时能够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复苏和繁荣。通过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和贸易合作,中国期望与世界各国实现共赢。 (二)能源安全与供应链稳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富,尤其是中亚和中东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中国通过投资建设跨国油气管道和运输通道,可以实现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减少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度依赖,从而提升国家能源安全和供应链稳定。随着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保障能源供应和稳定的物流链条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三)战略影响力与外交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济合作,客观上也是中国提升全球战略影响力的工具。通过提供融资和基础设施支持,中国在沿线国家树立了积极的形象,增强了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从而扩大了在亚非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中国的这种外交战略不仅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也为中国争取了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四)推动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
2025-02-16文/唐摩崖 一、事件背景 2023年3月4日,李嘉诚家族旗下长江和记实业宣布与贝莱德财团达成协议,出售包括巴拿马港口公司90%股权在内的全球港口核心资产。此举在中国舆论场引发激烈争议:有批评者将其定义为“资本对国家利益的背叛”,而支持者则视其为正常的商业决策。 这场争议的本质,是全球化时代跨国资本的商业逻辑与国家叙事之间的碰撞。若想客观评估该交易的合理性,就需超越非黑即白的价值评判,采用商业、政治与身份认同的多维分析框架。 二、争议焦点:跨国资本能否“去国家化”? 2.地缘政治维度的深层张力 批评者的核心质疑有两点: 战略资产敏感性:巴拿马运河掌控全球6%海运贸易,中国是运河第二大用户国。批评者担忧关键物流节点控制权转移至美国背景资本(贝莱德60%股权由美国机构持有),可能影响中国远洋供应链安全。 历史行为模式:李家资本自2013年起从中国大陆及香港累计撤资超2500亿港元,此次港口出售被部分舆论视为其“去中国化”战略的延续。 三、多维分析框架 1. 法律与商业伦理的边界...
2025-03-273月14日上午,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政府代表在北京会谈前合影时,因起初离中伊代表较远,俄方代表随即调整了两次,向中间移动了两步。这本来只是花絮,但有若干中文媒体使用了“俄方向中伊靠近”这种具有歧义性甚至误导性的标题,有的报道不用俄方调整位置后的合影,而是使用俄方站位较远的图片。 对上述现象,可从三个维度分析: 1. 外交场合的细节被“放大镜式”解读 外交仪式中的站位调整,本是为了画面协调或礼节需要,但在地缘政治敏感的舆论场中,这类细节容易被赋予超出实际的象征意义。俄方代表两次移动步伐,被部分自媒体解读为“立场表态”,甚至引申出“俄罗斯急于靠拢中伊”的叙事。 2. 选择性信息传播加剧认知偏差 部分媒体使用俄方代表初始站位较远的照片,本质是通过“断章取义”制造视觉冲击。未完整呈现事件全貌的图片,配上“俄方向中伊靠近”的标题,既可能暗示俄罗斯的“主动示好”,也可能暗示三方关系的“微妙距离”。这种操作用碎片化信息强化预设立场。 3. 舆论场对国际关系的“符号化”消费倾向 将站位调整等外交礼仪细节,视为国家关系的“晴雨表”,反映了舆论场中一种普遍的简化思维。这种倾向既源于对复杂国际事务的理解门槛,也与部分媒体为吸引流量而刻意制造话题有关。 小结 公众若仅通过猎奇化标题了解国际事务,可能产生对真实外交事件的误判。
2025-03-15日本会不会成为“亚洲版的乌克兰”,在大国博弈中被用于“拖住”中国? 文/毕研韬 近期,在中国舆论与战略讨论中出现了一种判断: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日本是否可能像乌克兰牵制俄罗斯那样,被美国用来长期牵制中国,从而分散中国的战略资源、迟滞中国的发展?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简单类比两个国家,而在于分析一种可能的地缘政治结构: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是否会出现“前沿消耗节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战略逻辑、日本自身利益以及现实结构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亚洲版乌克兰”这一判断的逻辑 “乌克兰模式”之所以成为一种地缘政治隐喻,与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密切相关。战争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使俄罗斯长期陷入高强度消耗之中。从战略结果看,这场战争确实在相当程度上牵制了俄罗斯的国家资源与战略注意力。 正因为如此,一些分析人士开始思考: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是否可能在中国周边形成类似的压力结构,使中国不得不长期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安全防御。 从地缘位置看,日本确实是最容易被联想到的国家。日本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建立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基础上,两国形成了稳定的同盟关系。在这一体系下,美国在日本长期部署大量军事力量,日本也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因此,从战略结构上看,日本确实具备成为对华压力前沿的条件。 二、日本是否可能承担这种角色 近年来,日本安全政策确实出现明显变化。例如,日本政府在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提出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并明确发展所谓“反击能力”。这意味着日本的安全政策正在逐渐突破战后长期形成的限制。 与此同时,日本在地区安全结构中的角色也在扩大。例如,美国推动的四方安全对话以及AUKUS安全伙伴关系,都反映出美国正在构建更加紧密的印太安全网络。在这一网络中,日本显然是核心节点之一。 从这些变化看,日本确实正在从一个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国家,逐渐转向更强调安全角色的国家。...
2026-03-08作者:万佳葆 中国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对中国和世界已产生什么影响?这种效果是中国想要的吗?谁在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出谋划策?这是前些年我和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毕研韬教授讨论过的话题。他直言,“不是我们国际传播专家在支招,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专家的建议”。这个断言让我有些吃惊:是谁凌驾于中国的国际传播专家群体之上? 在我眼里,毕教授是当今中国最懂国际传播的专家之一,是当今中国亟需的国际传播人才。大学时他主修英国语言文学,深入研究了西方文化。随后他赴英国和爱尔兰深造,系统学习了西方传播学理论。之后数十年他在国内坚守专业教学与研究,研究领域围绕国际传播有序拓展,与时俱进直到今天的AI传播。他是中国大陆战略传播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所以我一直坚信,他是合格的跨文化桥梁、跨文明使者。 更难得的是,他道术兼修: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具有很强的行动力。几十年来,他多次在媒体兼职或挂职,深入了解体制内规则。他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民族宗教问题、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都进行了深度调研,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传播实践。他在2009年为中国解救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德新海”号远洋货轮提供了精准的专业支持。鉴于此,我对他的结论深信不疑。 国内国际传播领域本就良莠不齐。2021年“5.31讲话”后,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急剧升温,吸引了一些领域外专家跨界涌入。这些人中长袖善舞者更容易抢占显要位置。问题是,有些人对国际传播的本质与规律以及国际传播生态的理解相当肤浅。我曾和毕教授聊起一位炙手可热的跨界专家。他非常严肃地说,关于国际传播,此人的任何建议如被中央采纳,都将贻害无穷。 为探索中国语境下的传播边界与规律,2024年4月毕教授带领团队在上海创建了一家传播公司,上线了一个新型网站《上海第三只眼》。他将其定位为“人类传播试验新平台”,并精心设计了使命愿景、栏目结构、编辑方针,为之撰写了创刊词。该网站按照他的专业理念设计和运营,旨在测试他平生所学,为日后创建更大平台做准备。显而易见,他已不再单纯地做学问,而是已蜕变为一位拥有高远目标的行动者。 毕教授深谙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传播手段,从告知、激励、说服、引诱、操纵,到抹黑、欺骗、威胁、辱骂,但他坚持认为告知是最佳传播方式,并反对常规行为体使用“地下”手段。高烈度的手段只能在特殊情况下,由非常规机构去实施。他建议在常规主体和非常规主体间建立“防火墙”。传统意义上的传播依赖于公信力,所以要像爱惜生命一样去培育自己的公信力。 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毕教授曾指出,必须正视新闻、宣传与传播的异同,平衡政治正确与技术正确的关系。为此他多次呼吁厘清决策者、咨询者、管理者和实施者之间的边界,切实尊重传播规律和传播人才。他认为,提升决策者鉴别人才含金量的能力是当今中国官员面临的一大考验。 实施国际传播的前提是准确系统地理解目标区域的环境,包括人文地形和人类动力系统。前者指地理环境、历史、经济、社会、信仰、价值观、社会成员的互动规则等,后者包括决策系统、影响系统,以及人们的期望、恐惧等诉求。毕教授强调,理解环境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宽松的信息传播环境。精英和大众都要尽可能理解真实的国内外环境,否则就会误导认知。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然而毕教授对此很不乐观。他说,国内相关教育堪忧,更糟糕的是,精英和社会对此并不知情。他曾和同行讨论过,大家的共识是国内既懂国际传播又懂教育的帅才屈指可数。他曾指出,一名称职的国际传播教师应具备四点:系统掌握现代传播理论;谙熟国际政治理论;熟悉国际传播生态(含国际关系现状);具有一定的国际传播实践经验。对照分析,国内称职的国际传播专家数量远远不够。 在具体实践层面,毕教授提出,中国的传播学概念要尽快从1.0升级到2.0。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及“意识形态浓度”来分析中国的传播实践。他还提出,改善国内现状、提高国民幸福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他反复呼吁要深度融合行动与信息两种传播介质。 我赞赏毕教授以传播来促进社会和解、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理念,欣赏他逆势而起的行动力。如能负起更大使命、吸纳更多能量,他完全能凭籍团队的努力,促使社会检视中国的国际传播现状。这是改变的前提,而这种改变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益。他说,在国内默默耕耘的国际传播学者众多,他们在中国国情下努力地普及传播学知识。他们是时代的脊梁。...
2025-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