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亚洲 美国政府持续封杀孔子学院及其变体
亚洲北美

美国政府持续封杀孔子学院及其变体

Si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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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e

孔子学院正在美国高校中“退场”,但与其相关的合作网络并未消失,美国政府的审查正从“孔子学院”本身延伸至各种替代形态。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18日

孔子学院在美国高校中的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但美国政府对孔子学院的关注并没有随之结束。相反,随着正式的孔子学院陆续关闭,美国政策讨论的重点正在转向“后孔子学院时代”,开始专注“孔子学院关闭之后发生了什么”。

这意味着,美国对孔子学院的限制正在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从针对一个具体机构,逐渐转向审查与中国高校、教育机构及相关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

据美国政府问责局(GAO)2023年发布的调查,美国高校中的孔子学院数量已经从2019年前后的约100所下降到2023年7月的不足5所。GAO指出,2018年美国国会开始限制相关高校获得联邦资金,此后绝大多数孔子学院陆续关闭。

但“关闭”并不意味着相关教育合作全部终止。

美国国家学者协会(NAS)对104所已经关闭孔子学院的高校进行追踪,并获得其中75所的较完整信息。其研究发现,至少28所高校在关闭孔子学院后,又建立了具有相似功能的新项目;另有12所高校曾尝试这样做。与此同时,58所高校继续与原来的中国合作高校保持密切关系,另有5所曾尝试维持这种关系。此外,还有5所孔子学院转移到了新的主办机构,另有3所曾尝试转移。

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孔子学院的“机构数量”下降得非常快,但与之相关的部分教育合作网络并没有同步消失。

一、从孔子学院到“后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最初主要承担中文教学、中国文化活动以及部分教育交流功能。随着美国政策环境变化,一些高校关闭孔子学院后,并没有完全放弃中文教学,而是采取了不同的替代方式。

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是改名。

例如,一些高校将原有机构改造成 Chinese Language Center、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gram等项目。NAS发现,有些替代项目仍然与原来的中国合作高校合作,甚至继续接受中国方面的教师、经费或其他支持。Georgia State University关闭孔子学院后,就建立了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Program,并继续与原来的合作高校北京语言大学合作。

因此,从组织名称看,孔子学院已经不存在;但从人员、课程、合作高校和功能看,部分项目仍然具有明显的连续性。这也是美国政策界所谓“变体”问题的来源。

二、最值得关注的不是“改名”,而是合作网络

如果只关注机构名称,很容易得出一个简单结论:孔子学院已经基本退出美国,但从合作网络看,情况要复杂得多。

NAS的追踪数据显示,在其能够确认情况的75所高校中,58所仍然与原孔子学院的中国合作高校保持关系。也就是说,在许多情况下,变化的只是合作形式,而不是合作关系本身。

这种关系可以表现为新的姐妹大学协议、中文教学合作、学生交换、联合培养、奖学金以及其他教育项目。

因此,美国政策界越来越关注一个问题:如果关闭孔子学院之后,原来的合作关系通过新的协议继续存在,那么关闭孔子学院究竟改变了什么?

这实际上推动美国政府的审查逻辑从“机构识别”走向“关系识别”。

三、美国政府关注的对象正在扩大

美国政府对孔子学院的限制并非始于今天。

2018年,美国国会限制与孔子学院有关联的高校获得部分联邦资金,此后孔子学院数量快速下降。GAO调查显示,许多高校之所以关闭孔子学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失去联邦资金。

但近年来,美国国会提出的相关措施已经不再局限于“孔子学院”这一名称。

2025年,美国国会出现了新的《DHS Restrictions on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hinese Entities of Concern Act》立法提案。该提案把限制范围扩大到与孔子学院、“中国受关注实体”等建立合同、协议、接受实物捐赠或礼物等关系的高校,并提出相关高校可能因此失去国土安全部资金资格。

参议院版本进一步把“中国受关注实体”与中国高校是否参与军民融合、国防工业基地、国防科技体系以及安全、国防、警察和情报活动等联系起来。

这意味着,美国政策已经开始超越“孔子学院”本身。

未来受到审查的可能不再只是一个叫Confucius Institute的机构,而可能是:

中国高校与美国高校之间的合作;中国高校提供的教师和资金;中国方面参与的语言和文化项目;联合研究及人才培养项目;与被美国认定为“受关注实体”的中国机构之间的其他合作。

四、孔子学院为什么会成为美国高校审查的一个突破口?

美国政府对孔子学院的主要担忧,并不是中文教学本身。

GAO在调查中指出,孔子学院提供中文教学、文化活动和部分中国研究支持,但美国官员和研究人员主要关注的是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资金来源、管理结构以及可能产生的不当影响和国家安全风险。

与此同时,GAO也发现,关闭孔子学院以后,许多高校仍然继续开展中文教学。其中43所受访高校表示由本校学术院系提供中文教学支持,16所使用美国政府支持的语言项目,12所获得台湾方面的奖学金或联合学位项目支持,9所仍然从原来的中国合作高校获得某种支持。

这说明,美国高校并没有因为孔子学院关闭而普遍放弃中文教育。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谁提供资金、谁派遣教师、谁参与管理、谁拥有决策权,以及合作对象是谁。这也是美国政府所谓“风险管理”的核心。

五、美国正在从“查机构”转向“查关系”

这一变化值得特别关注。

早期的政策逻辑比较简单:孔子学院=需要限制的机构,而现在的逻辑越来越接近:孔子学院+其继承机构+中国合作高校+相关资金和人员+其他合作关系=需要进行风险评估的网络。

从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看,如果只关闭孔子学院,却允许原有合作关系通过新的机构名称继续存在,那么政策效果就可能被削弱。

NAS的研究实际上正是围绕这一逻辑展开。该机构认为,一些高校关闭孔子学院之后建立了与原项目高度相似的新中心,并继续与原中国合作高校保持关系。

当然,NAS属于美国政策研究机构,其结论带有比较鲜明的安全政策立场。因此,对于“改名后的项目是否就是孔子学院变体”,不能把其判断直接等同于美国政府的正式认定。

但它提供的数据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美国高校中的中国教育合作并没有随着孔子学院关闭而完全消失。

六、一个值得注意的反差

孔子学院问题还有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现象。

美国自身拥有American Centers、American Corners等公共外交和文化交流项目;英国有British Council,法国有Alliance Française,德国有Goethe-Institut。这些国家都在全球开展语言教育、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

因此,问题并不是“一个国家能不能在外国传播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国际政治环境。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之后,同样的语言教育、文化交流和高校合作行为,开始被放置在国家安全、外国影响和战略竞争的框架中重新解释。

孔子学院因此从一个教育合作项目,逐渐成为美国讨论“中国影响力”的重要案例。这种“安全化”过程值得单独研究。

七、孔子学院可能已经进入“后孔子学院时代”

如果从数量上看,孔子学院在美国已经接近退出历史舞台,但与其说孔子学院已经“消失”,不如说它正在经历一次结构性转型:

从机构化走向项目化,从显性走向相对隐性的合作,从单一机构走向高校合作网络。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政策也在相应变化:从关闭孔子学院,走向审查孔子学院的继承者;从审查一个机构,走向审查机构背后的合作关系。

这或许才是当前美国高校涉华合作政策最值得关注的变化。

未来,美国政府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也许不再是“美国还有多少孔子学院”,而是:

一个已经没有“孔子学院”名称的项目,如果仍然由同一中国高校提供教师、资金和课程资源,它还是不是一个需要审查的孔子学院变体?

这个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影响未来美国高校与中国高校之间的语言教育、学术交流乃至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 Articles

中国10个省(自治区)已聘请国际传播顾问

地方需要的是舆论斗争型专家,还是国际沟通型专家?是“有名的人”,还是“真正懂国际传播的人”?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公开资料显示,四川、江苏、重庆、河南、陕西、江西、浙江、西藏、广西、海南等10个省和自治区先后聘请了国际传播顾问或咨询专家(如有遗漏,欢迎补充)。 地方聘请国际传播专家是一个积极变化,但地方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一、国际传播不能“一套方案走天下” 不同地方的国际传播任务不尽相同。 对江苏、浙江、陕西、河南、江西等省份而言,国际传播更多服务于高水平开放和地方发展,包括招商引资、国际经贸、科技合作、文化交流、旅游推广以及城市和区域形象塑造。这些地方国际传播的重点不是国际舆论对抗,而是如何让海外受众了解地方、认识地方,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海南的情况有一些特殊性。自由贸易港建设面对国际投资者、跨国企业和海外游客,对政策环境、营商环境和制度优势的国际表达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海南面临地缘政治和海洋争端对自贸港建设的外部影响,需要提升相关议题的国际传播能力。 西藏、新疆等国际关注度较高的地区,则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需要具备国际舆情研判、事实核查、争议回应和风险处置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同时也要改善国际认知、服务地方发展。 因此,地方国际传播不能简单按照同一模式配置专家。需要什么样的专家,应当由地方所处的国际环境、发展任务和传播需求决定。 二、国际传播专家分为“斗争型”与“沟通型”...

中国已进入“紧箍咒型社会”?

孙悟空头上的紧箍,本是约束野性的法器。可当咒语念得过勤、过密,哪怕并无大错,头痛也会如影随形。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如今有人用“紧箍咒型社会”来描述当下的中国,这个比喻之所以迅速引发共鸣,恰恰因为它触及了许多人日常却难以言说的感受。 所谓“紧箍咒型社会”,并非指存在一座有形的大监狱,而是指一种更为精致、更为弥散的约束状态。 各项制度、规定、检查、考核的出发点,往往是正当甚至必要的——安全生产、食品安全、金融风险、意识形态安全、社会稳定……。在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这些关切绝非多余。 然而,问题出在执行的链条上:目标被层层加码,标准被不断抬高,容错空间被持续压缩,追责成为最便捷、也最安全的管理手段。于是,一道道无形的“紧箍”叠加起来,压在基层干部、小微企业、教师、农民、普通从业者身上。 结果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转向:人们做事,首先考虑的不再是“如何把事情做好”,而是“如何确保自己不会出错”。创新让位于避险,担当让位于观望,创造价值的冲动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生存策略所取代。 边界无处不在,却看不见高墙;自由并未被完全取消,却被切割成细碎的、随时可能收紧的缝隙。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渐渐学会自我审查,学会把锋芒藏起来,学会用“安全”替代“可能”。 这正是紧箍最精妙也最残酷的地方。它不依赖持续的暴力,而依赖持续的紧张感。它让人在尚未触碰红线之前,就已经主动退缩。久而久之,社会表面上依然运转有序,内里却可能失去弹性与想象力。当“不出错”成为最高美德,真正的活力便开始悄然流失。 从更深的层面看,这触及一个古老而永恒的治理悖论:秩序需要约束,但约束一旦过度,就会消耗掉秩序所要保护的生命力。 任何社会都需要边界,否则将陷入混乱;然而,当边界密布到让人动辄得咎的程度,边界本身就可能成为新的问题。...

新疆与西藏:应对外传递什么信号?

新疆与西藏长期处于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下。近期,星巴克在乌鲁木齐开店引发西方批评,美国国会连续推进涉藏法案,这再次提醒我们:新疆与西藏早已不只是国内治理议题,而是中外叙事竞争的前沿。外界关注什么、质疑什么、放大什么,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与战略空间。那么,面对持续的审视与质疑,新疆与西藏应如何破局?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4日 首先必须承认一个现实:信息高度不对称,信任严重不足。西方主流叙事强调大规模管控、文化同化与权利限制,部分国家和组织甚至使用“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等强烈定性。中国则强调反恐、去极端化、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并指出相关指控缺乏证据。 双方的叙事都受到政治立场影响,难以完全排除偏见。封闭容易加剧猜测,有限开放又常被指为“舞台化展示”。由此形成一种困境:不开放,容易被认为“有事要藏”;开放后若出现负面信息,又可能被视为对既有指控的印证。在这种环境下,单纯依靠声明和驳斥,效果有限。更有效的信号,应当建立在可验证的行动之上。 第一,让发展成果真实可感。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基础设施改善和民生进步,都是重要的事实依据。当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教育机会和社会流动条件得到切实改善时,极端化叙事的说服力便会受到削弱。国际企业进入、旅游业发展、本地消费活跃,本身也是观察当地社会状况的窗口。企业的长期经营比短期参访更具持续性,也有助于形成多渠道的信息流动。把发展作为安全的基础,而不是让安全逻辑长期压制发展,是更可持续的路径。 第二,在安全与包容之间寻求平衡。安全不可或缺,尤其是两地都曾面临真实的暴力威胁。但历史经验表明,单纯依赖高压治理,可能积累隐性疏离。西方国家处理原住民和地区认同问题的历史教训值得参考:加拿大、澳大利亚曾推行强制寄宿学校政策,造成长期创伤与不信任;魁北克、巴斯克等地的经验则表明,经济联系、政治协商及一定程度的自治安排,可以影响分离主义诉求的发展。对中国而言,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前提下,为语言、文化传承和教育保留适当空间,以机会公平和社会流动增强认同,往往比试图消除所有差异更具可持续性。观念惯性是现实阻力,过度放开也可能带来治理风险,关键在于循序渐进、及时评估,以实际效果检验调整方向。 第三,接受一定程度外部观察。完全封闭会持续强化外界的负面想象。邀请非西方智库、部分宗教团体和相对独立的学术机构开展较长时间的实地观察,比单纯面向立场鲜明的西方人权组织更具现实可行性。国际企业的供应链审计和第三方合规检查,也可成为补充渠道。透明度不必一步到位,但应朝着可交叉验证的方向推进。真正的自信,不是拒绝一切审视,而是让更多事实经得起不同视角的检验。 第四,区分具体问题与整体定性。把所有批评一概斥为“反华噪音”,或把所有政策都上升为不可讨论的主权问题,都会压缩对话空间。相反,针对用工、教育、宗教场所使用等具体议题,以数据和事实回应,更有助于积累可信度。同时,也应指出,将企业的商业行为直接等同于政治站队,是一种不合理的道德绑架。只有减少非黑即白的判断,才有可能打破相互猜疑的循环。 西藏与新疆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西藏议题延续时间更长,更侧重文化与宗教认同;新疆则因安全叙事、供应链争议及相关指控,更容易引发即时的国际反应。但两者共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同时,减少被外界单一化、极端化解读的空间。 归根结底,最有说服力的信号,既不是情绪化反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自我宣传,而是持续、可见、可验证的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保持正常运转,极端思想失去滋生土壤,治理方式在实践中持续优化。发展夯实安全基础,安全为发展提供保障,二者需要动态平衡。外部质疑不会一夜消失,但只有让事实持续积累、让行动经得起检验,才能逐步改善国际认知,拓展自身的叙事空间。 毕研韬系传播学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传播、国际冲突与和平。

TikTok争端:“中国血统”是“原罪”?

TikTok争端表面上是数据安全之争,深层却涉及所有权、法律管辖、国家安全与制度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2日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TikTok有没有风险,而是为什么同样的数据风险,在不同的平台、所有权和地缘政治关系下,会被赋予不同的安全意义? 一、十周年争议:“边骂边用”的悖论 2026年9月20日,TikTok迎来上线十周年。法国《世界报》在相关报道中提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TikTok为什么会成为欧美监管者的重点对象?报道将其追溯到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平台的中国血统。 政治人物一边批评TikTok,一边使用TikTok,言论与行动形成了明显反差。这种“边骂边用”现象并非法国独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盟机构等,都曾针对政府公务设备上的TikTok采取限制措施,但并不全面禁止公众使用TikTok。加拿大政府明确将这一措施解释为保护政府信息和网络安全;英国政府当年采取的也是针对政府电子设备的预防性禁令。 政治传播需要接近TikTok庞大的年轻用户群体,而国家安全又要求政府系统与这一平台保持距离,这正是“边骂边用”现象背后的制度张力。 二、真正的争议:风险究竟来自哪里? TikTok的争议核心,并不是“社交平台会不会收集数据”。 几乎所有大型数字平台都在收集用户数据。真正引发欧美政府担忧的,是TikTok背后的所有权、法律管辖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和平台控制风险。 美国政府长期强调,ByteDance的中国背景以及中国有关国家安全、国家情报的法律制度,使其担心中国政府可能通过企业关系获得数据或者影响平台运行。2024年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律,要求TikTok美国业务实现“合格剥离”,并将脱离外国对手控制作为继续运营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