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亚洲 中国认为美国正在衰落?——与《纽约时报》商榷
亚洲北美

中国认为美国正在衰落?——与《纽约时报》商榷

Share

中国并不是一个认知高度统一的思想共同体。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5月12日

近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刊发题为《Trump Is Coming to a China That Has Moved On》的评论文章,文中暗含一个重要判断:今天的中国,越来越把美国视为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declining power)。

这一观察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过去十余年,无论在中国互联网舆论场、部分学术圈,还是战略研究领域,“美国衰落”都已成为一个高频话语。尤其在经历金融危机、阿富汗撤军、政治极化、债务扩张以及“特朗普现象”之后,“美国制度危机论”在中国获得了更广泛传播。所谓“东升下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只是这种判断并不代表中国内部已经形成统一共识。

如果因此得出“中国已经形成统一的美国衰落认知”,则可能过度简化了中国内部真实而复杂的认知结构。问题不只是“美国是否衰落”,而是谁在定义“中国如何看待美国”。

“中国认为”并不是一个简单命题

西方媒体在讨论中国时,常会不自觉地使用一种“单一主体叙事”:“中国认为”“北京相信”“中国视美国为”“中国正在准备”。

这种表达在新闻写作中很常见,但它往往会掩盖一个重要事实:中国并不是一个认知高度统一的思想共同体。尤其在如何看待美国这一问题上,中国内部长期存在明显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正在进入结构性衰落阶段。

持这种看法的人通常强调美国政治极化日益严重、社会撕裂持续扩大、制造业空心化、财政赤字与债务失控、全球治理能力下降、联盟体系成本不断上升、美元霸权面临挑战、西方自由主义叙事吸引力减弱。

在他们看来,美国的问题并非“立即崩塌”,而是其维持全球霸权的成本越来越高。这种判断,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衰落”(hegemonic decline)逻辑具有相通之处。

中国内部同样存在“美国仍然强大”论

与此同时,中国内部也长期存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判断。

一部分战略研究者、企业界人士以及知识群体,并不接受“美国正在不可逆衰落”的结论。

他们认为,美国虽然出现严重问题,但其深层结构优势依然极其强大。例如:全球最强的科技创新体系,顶级大学与科研网络,美元与金融体系主导权,强大的盟友体系,高端人才吸附能力,AI、芯片、生物科技等核心领域优势,制度自我修复能力。

在这一派看来,美国当前更像是在经历“周期性调整”,而非“文明性衰落”。

他们尤其警惕一种战略风险:把美国的阶段性失序,误判为长期不可逆衰落。

历史上,美国已经多次被预测“走向衰落”: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崛起”时期、越战之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都曾被认为进入衰退周期,但最终又完成了某种程度的再组织与再适应。

因此,在这一部分中国研究者看来,美国最值得重视的,不是它的问题,而是它的恢复能力。

中美双方都在“误判彼此”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内部并未形成统一的“美国衰落论”,美国内部其实也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国崛起论”。

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内部同样存在严重分歧:有人认为中国正在崛起;有人认为中国已经“见顶”(Peak China);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将长期停滞;也有人认为中国仍具备长期制度竞争力。

换言之,中美双方都在试图解释对方,但又都无法真正形成稳定共识。这意味着,当前最大的风险之一,可能并不是“对抗本身”,而是“认知简化”,而媒体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当复杂、多层次、内部存在巨大分歧的中国,被压缩为一个统一意志体时,外部世界就更容易形成一种错觉:中国已经一致认为美国正在衰落。现实并非如此。

“美国衰落论”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战略风险

从国际政治史来看,大国之间最危险的时刻之一,往往发生在:一方认为另一方正在衰落,但另一方仍然拥有巨大力量的时候。因为“衰落的大国”并不一定更安全,相反,它有时可能更敏感、更激烈、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秩序。历史上的德国与英国、日本与美国,都曾出现类似认知结构。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战略界近年频繁出现一个概念:“declining but dangerous”(衰落但危险)。

事实上,中国战略界内部也有不少人持类似判断。他们认为,美国真正危险之处,不在于它是否衰落,而在于它是否愿意接受相对优势下降。

因此,今天真正重要的问题,也许不是“美国是否衰落”,而是中美双方是否正在形成越来越固化的“对彼此的确定性判断”。

一旦这种判断被意识形态化、情绪化、媒体化,就可能进一步压缩双方重新理解彼此的空间。

认知复杂性,比情绪判断更重要

《纽约时报》的文章抓住了中国社会中真实存在的一部分情绪与认知变化,但它的问题在于:它容易让外部世界误以为,中国已经形成一种统一、稳定、确定的“美国衰落共识”。

事实是,中国内部关于美国的认知,远比外界想象得更复杂。有人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有人认为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强国家;也有人认为,美国既在衰落,又仍然危险。这些分歧本身,恰恰说明中国并不是一个单线条的认知共同体。

在国际传播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是在理解真实的他者,还是在不断制造一个被简化后的“他者形象”,而这,可能比“美国是否衰落”更值得警惕。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之立场。

Related Articles

TikTok争端:“中国血统”是“原罪”?

TikTok争端表面上是数据安全之争,深层却涉及所有权、法律管辖、国家安全与制度信任。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2日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TikTok有没有风险,而是为什么同样的数据风险,在不同的平台、所有权和地缘政治关系下,会被赋予不同的安全意义? 一、十周年争议:“边骂边用”的悖论 2026年9月20日,TikTok迎来上线十周年。法国《世界报》在相关报道中提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TikTok为什么会成为欧美监管者的重点对象?报道将其追溯到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平台的中国血统。 政治人物一边批评TikTok,一边使用TikTok,言论与行动形成了明显反差。这种“边骂边用”现象并非法国独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盟机构等,都曾针对政府公务设备上的TikTok采取限制措施,但并不全面禁止公众使用TikTok。加拿大政府明确将这一措施解释为保护政府信息和网络安全;英国政府当年采取的也是针对政府电子设备的预防性禁令。 政治传播需要接近TikTok庞大的年轻用户群体,而国家安全又要求政府系统与这一平台保持距离,这正是“边骂边用”现象背后的制度张力。 二、真正的争议:风险究竟来自哪里? TikTok的争议核心,并不是“社交平台会不会收集数据”。 几乎所有大型数字平台都在收集用户数据。真正引发欧美政府担忧的,是TikTok背后的所有权、法律管辖以及由此产生的数据和平台控制风险。 美国政府长期强调,ByteDance的中国背景以及中国有关国家安全、国家情报的法律制度,使其担心中国政府可能通过企业关系获得数据或者影响平台运行。2024年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律,要求TikTok美国业务实现“合格剥离”,并将脱离外国对手控制作为继续运营的重要条件。...

中国成立“边疆国际传播研究联盟”

首届“边疆国际传播论坛暨学术论文工作坊”近日在云南大学举行。会议期间,“边疆国际传播研究联盟”发起成立,并发布《边疆国际传播研究倡议》。 《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2026年9月21日 倡议由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新媒体与社会》编辑部发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等22所高校、研究机构共同发起。 《边疆国际传播研究倡议》提出,相关研究应立足中国边疆,面向周边国家,联通全球传播网络,推动研究从个案描述走向理论建构,从单向传播研究拓展至跨境关系、文化转译、平台传播和日常交往研究。倡议强调,应加强对周边国家政治社会环境、媒体生态、受众需求和舆论结构的研究,推动中国边疆经验进入国际学术对话。

美国将改变“对抗”中国外宣的方式

为更有效地对抗中国外宣,美国正试图改造传统国际广播体系,建造适应数字平台、锚定精准受众,并与外交协同的传播模式。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9月21日 特朗普已提名国务院公共外交副国务卿莎拉·罗杰斯(Sarah B. Rogers)出任“美国全球媒体署”(USAGM)首席执行官。 美国全球媒体署是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国际广播的独立机构。它下辖美国之音,并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机构提供资助,主要向海外受众,尤其是信息受限地区提供新闻与信息。 在7月30日的听证会上,罗杰斯明确指出,中国具有侵略性,正在扩大对外宣传,而对抗这一敌意性的宣传是她公共外交工作的核心。 从她目前的公开表态看,美国准备调整的,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一、从“拥有媒体”转向“进入信息环境” 传统国际传播依赖自有渠道:广播、电视、网站等。这种模式曾有较强覆盖力,但今天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已根本改变。人们更多接触短视频、社交媒体、播客、即时通讯群组和算法推荐内容,而非主动寻找某家国际广播机构。 竞争空间因此从媒体机构本身,扩展到整个信息环境。罗杰斯提出加强短视频、播客等形式,并强调受众研究和预测性人工智能,目的不只是增加几个栏目,而是把传播入口前移到受众日常使用的平台。未来竞争的关键,不再只是“美国之音有多少听众”,而是内容能否进入一个人每天刷手机、听播客、加入社群时面对的信息流。...

特朗普正在改变国际传播逻辑

过去,传播是外交行动的“说明书”;如今,传播正在成为外交行动本身,特朗普的实践让这一变化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晰。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9月19日 过去讨论特朗普的国际传播,人们往往首先想到三个关键词:美国优先、交易主义、社交媒体。尤其是第一任期内,特朗普频繁使用Twitter,直接向全球公众和外国政府发声,“推特外交”(Twiplomacy)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热门议题。 但如果只把特朗普视为“更会使用社交媒体的总统”,那就低估了正在发生的变化。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传播在外交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一、社交媒体不只是“说话的地方” 2025年1月,特朗普与习近平通电话。中国方面发布了正式通报,特朗普则很快在其社交媒体Truth Social上发表自己的版本。两份信息都将通话描述为积极,但关注重点并不完全相同。特朗普的帖子特别提到贸易平衡、芬太尼和TikTok等议题。 这件事说明:总统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外交信息生产的一部分,而不是外交活动结束后的宣传渠道。 第二任期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2025年,特朗普多次通过Truth Social直接宣布或预告重要外交政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USI)在总结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年外交政策时指出,一些外交政策变化甚至首先通过Tru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