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
约30个北约国家大使集体访问日本：释放三重关键信号
近32个北约成员国大使集体访问日本，这一罕见行动本身，已成为观察北约战略外溢与安全结构重塑的一个关键信号。 文/毕研韬 一、接近“全员出动”的特殊外交安排 近期，一项颇为罕见的外交安排引发全球关注：约30个北约成员国大使将以代表团形式集体访问日本。需要强调的是，此次出访主体是常驻北约总部布鲁塞尔的各成员国大使。这一身份意味着，他们直接参与北约日常决策协调，是北约运作的关键节点。 从数量上看，北约目前共有32个成员国。尽管公开报道多使用“约30国”的表述，但结合“几乎全部成员参与”的信息，此次访问很可能是32位大使“全员出访”。在北约历史上，全员集体外访并不常见，其性质已明显超出礼节性交流，更接近一次带有组织属性的集体行动。 在传统外交实践中，大使通常以国家为单位展开活动，而此次以北约框架下的大使整体出访，说明相关议题已经上升为北约层面的共同关切。这种集体行动，往往既是对外沟通，也是对内整合，其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实地接触，形成更加一致的认知基础。 此次集体访日，至少释放三重重要信号。 二、第一重信号：北约议题正在“外溢”至印太 长期以来，北约被视为以欧洲安全为核心的军事同盟。但近年来，其关注范围持续扩展，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之后，北约逐步将安全议题延伸至更广泛领域，包括供应链安全、关键技术、网络空间以及基础设施韧性等。 这些议题本身具有明显的跨区域属性，使北约难以再局限于传统地理边界。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作为印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与技术大国，成为北约对接相关议题的关键接口。此次集体访日，可以被理解为北约将其安全议程向印太延伸的一次具体实践。 这一变化的关键不在于地理扩张，而在于功能扩展。北约正在从一个以区域防御为主的组织，逐步转向一个围绕“广义安全”展开的多议题平台。换言之，从“地理北约”变迁为跨区域的“议题北约”。 三、第二重信号：对华认知趋于北约层面对齐 近年来，北约在其战略文件中，已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这一表述标志着，对华认知正在从个别国家的政策判断，逐步转向联盟层面的结构性共识。 日本在多个关键议题上与北约主要成员国存在较高一致性，包括技术安全、供应链调整以及海洋安全等。因此，此次大使集体访日，很可能承担着认知对齐的重要功能。 具体而言，这一过程至少涉及三个层面：首先是问题定义，即如何界定风险与挑战；其次是经验借鉴，通过观察日本的政策路径获取操作层面的参考；再次是预期形成，即为未来可能的政策协同奠定基础。 这种以集体方式推进的认知整合，本质上是在构建一种联盟内部的共同解释框架。 四、第三重信号：网络化安全结构正在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北约并未在制度上扩展至印太地区，也未与日本建立类似条约同盟关系。但在实际运作中，一种更为灵活的安全合作模式正在逐步显现。 这种模式不依赖正式成员资格，也不触发集体防御条款，而是通过议题合作、政策协调与信息共享形成实际联动。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网络化安全架构”，相较于传统军事同盟，这种结构更加松散，但也更具适应性。 在这一体系中，日本的角色尤为关键。它不仅是参与者，更是连接欧洲安全体系与印太安全议程的重要节点。此次集体访问，本质上是在强化这一节点的功能，使其在跨区域安全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五、结语：从一次访问看结构性变化 如果仅从表层观察，这是一场规模较大的外交访问，但从结构层面分析，其意义更为深远。它反映出北约正在从以地理范围界定的组织，转向以议题为驱动的平台，也显示出联盟内部正通过集体行动强化认知一致性，并为未来政策协调积累条件。 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并非通过正式条约或公开宣示完成，而是通过一系列看似技术性的互动逐步推进。因此，此次约30国大使——很可能接近32国全员——集体访日，与其说是一项单一外交事件，不如说是一个结构性转型的具体体现。...
中国网络营销为什么这么多“坑”？
政府是市场秩序的唯一责任人。 文/石敢当 中国网络营销领域的“坑”，从来不是偶发的行业乱象，而是根深蒂固的系统性问题。多数评论停留在罗列“坑”的表现、泛谈治理方向，却未点透核心：网络营销的“坑”，本质是“利益至上”导向下，平台、商家、政府三方权责失衡，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必然结果。 一、网络营销的“坑”，核心是“欺骗式收割”的利益闭环 当下网络营销的各类“坑”，看似五花八门，实则围绕“流量变现”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闭环，所有套路的核心都是“欺骗式收割”，而非单纯的“营销不当”，这也是其屡禁不止的关键所在。 其一，信息失真不是“过度包装”，而是“刻意造假”。直播带货中“假测评”“假销量”“假功效”，短视频里“剧本式对比”“剪辑式证明”，本质上是商家与内容创作者合谋的欺骗行为——不是为了展示产品价值，而是为了通过虚假信息，诱导消费者冲动下单。这种行为早已超越“营销夸张”的范畴，涉嫌虚假宣传，却因隐蔽性强、取证困难，成为行业常态。 其二，价格不透明不是“规则复杂”，而是“刻意设局”。“先涨后降”“满减叠加”“隐性消费”等套路，核心目的不是让利消费者，而是通过混淆价格认知，制造“捡便宜”的假象，本质是利用信息差进行价格欺诈。更关键的是，这种设局往往得到平台默许，甚至平台会主动配合设置“限时”“限量”等机制，倒逼消费者仓促决策，共同分食利益蛋糕。 其三，售后断裂不是“责任模糊”，而是“刻意推诿”。交易完成后，平台以“只是中介”为由撇清责任，商家以“已发货”为由拒绝售后，服务方以“与己无关”为由逃避义务，本质上是三方提前达成的“责任豁免”默契——只追求前端转化，不承担后端责任，将维权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形成“收割即脱身”的闭环。 至于流量驱动的情绪化营销，不过是这套闭环的“工具”——用情绪替代理性，用噱头替代事实，本质是为了降低欺骗门槛，让消费者在失去判断能力的情况下，进入预设的“坑”中。 二、关键症结：三方权责失衡，约束机制形同虚设 网络营销“坑”的泛滥，核心症结不在于个体商家的道德缺失，而在于平台、商家、监管三方的权责严重失衡，且缺乏能够有效制约各方的机制，导致“欺骗式收割”的成本极低、收益极高。 核心症结一：平台的“双重角色”冲突，沦为“坑”的推手。平台既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更是流量变现的受益者，这种双重角色的冲突，让其必然偏向自身利益。一方面，平台通过算法将高刺激、高转化的“坑式营销”内容推给用户，获取高额广告收入和佣金；另一方面，对商家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如虚假销量统计、流量投放）。平台的纵容，是“坑”持续存在的关键推手——没有平台的默许，多数“坑式营销”根本无法触达海量用户。 核心症结二：商家的“违法成本过低”，陷入“劣币驱逐良币”。对于商家而言，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的违法成本，远低于其通过“坑式营销”获得的收益。即便被查处，大多只是罚款了事，且罚款金额远低于其非法所得，难以形成有效震慑；而诚信经营的商家，因不搞噱头、不玩套路，反而难以获得流量，被迫要么跟风“挖坑”，要么被市场淘汰。这种“违法收益＞违法成本”的失衡，让越来越多商家陷入“收割为荣”的畸形认知。 核心症结三：监管的“适配性不足+执行不到位”，是乱象泛滥的根本诱因——必须明确的是，政府是网络营销市场秩序的真正责任人。一方面，监管规则更新滞后于营销业态迭代，对于“算法诱导”“软广嵌入”“剧本式营销”等新型“坑”，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和执法标准；另一方面，监管力量投入不足、执行力度疲软，面对海量的网络营销乱象，难以实现全面覆盖、快速查处，导致很多“坑”即便被曝光，也能逃避处罚、卷土重来。更值得警惕的是，若政府监管长期不力，任由营销乱象肆意滋生，持续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最终必将彻底伤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动摇政府公信力的根基。 此外，信息不对称的放大、行业自律的缺失，不过是上述核心症结的衍生问题——若三方权责平衡、约束到位，信息不对称可以通过平台公示、监管要求弥补，行业自律也会在明确的规则约束下逐步建立。 三、发达国家的核心经验：抓准“权责绑定”，强化“成本震慑” 发达经济体对网络营销乱象的治理，核心不是“多管齐下”，而是抓准“权责绑定”和“成本震慑”两个关键，这也是其治理有效的核心所在，值得我国借鉴（而非复制）。 第一，明确平台“第一责任人”权责，杜绝其“甩锅”。多数发达国家通过立法，明确平台对平台内营销行为的“连带责任”——只要平台内出现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乱象，无论平台是否“知情”，都需承担相应责任，包括高额罚款、暂停运营甚至吊销资质。这种“权责绑定”，倒逼平台主动加强审核，从源头遏制“坑式营销”，而非被动适配流量逻辑。 第二，提高商家违法成本，形成“不敢坑”的震慑。发达国家对虚假营销的处罚，不仅是高额罚款，更会纳入企业信用档案，影响其后续经营、融资，甚至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同时，建立集体诉讼机制，让消费者可以低成本联合维权，让商家为“挖坑”付出远超收益的代价。 第三，监管“精准发力”，适配业态迭代。一方面，建立监管与平台的联动机制，要求平台实时上报高风险营销内容，实现“早发现、早查处”；另一方面，针对新型营销业态，及时更新监管规则，明确法律边界，避免“监管空白”。这种“精准监管”，既避免了过度干预市场，又能有效打击核心乱象。 这些经验的核心，不是“多主体治理”，而是“权责清晰、成本可控”——让每一方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让“挖坑”的成本远高于收益，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乱象。 四、破解“坑”的关键，是打破利益闭环，重构权责平衡 综上，中国网络营销的“坑”，关键不是“营销方式不当”，而是“利益至上”导向下，平台、商家、监管三方权责失衡，形成了“欺骗式收割”的利益闭环，且缺乏有效约束机制。...
美国民主基金会如何塑造涉华认知
导语：当国际舆论场的竞争从“谁在发声”转向“谁在组织发声”，影响力的生成逻辑也随之改变。资金、网络与议题设置，正在成为新的认知基础设施。 文/毕研韬 一、从资助到叙事：一种嵌入式影响路径 作为由美国国会拨款支持的机构，美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长期通过资助全球各地的媒体、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信息生产过程。与传统公共外交直接输出立场不同，这一机制更具“嵌入性”：它依托本土主体，在目标国社会内部生成内容与观点。 这种路径的关键，不在于形成统一声音，而在于影响认知的生成方式。其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三个环节：首先，通过选择议题，决定哪些问题进入公共讨论；其次，通过研究与报道，塑造解释框架；最后，借助跨国网络，将相关内容扩散至更广泛受众。 其结果，是外部影响不再以“外来信息”的形式出现，而是融入本地知识与媒体体系之中。 二、资助网络的结构特征 从公开的年度资助清单来看，这一体系呈现出明显的网络化结构。 其一，地域分布广泛但重点清晰。项目覆盖东欧、拉美、非洲及亚洲，不同地区关注议题各有侧重。在部分发展中国家，重点集中于媒体能力建设与公共治理；在地缘政治敏感地区，则更多涉及政治参与与制度透明。 其二，参与主体多元。受资助对象包括独立媒体、政策研究机构与各类社会组织。这种多元组合，使信息生产不依赖单一渠道，而形成分布式结构。 其三，议题呈现出间接嵌入特征。涉华内容往往并不以“中国”为唯一主题，而是出现在基础设施、数字治理或发展模式等议题之中，通过比较与参照影响认知。 三、美国与国际社会如何看待这一体系 围绕这一资助体系，美国国内与国际社会的认知存在明显差异。 在美国国内，美国民主基金会属于制度性共识工具，其经费由国会批准，长期获得两党支持。在主流舆论中，其存在本身并非争议焦点，而更多被视为一种非军事、低成本的对外手段。与中央情报局或国务院相比，其公众可见度较低，但正当性较少受到系统性质疑。 国际社会的态度则呈现出分化格局。 在欧盟等西方体系内部，该机构通常被视为“民主支持网络”的组成部分，与本国类似机制具有理念一致性，因此整体接受度较高。 在部分发展中国家，态度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一些社会组织欢迎外部资金与能力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层面对外部资助保持审慎，往往通过法律与制度进行监管。 在一些与美国存在战略竞争或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中，这一机构则被视为潜在的政治干预工具，其相关活动可能受到限制。 这一差异说明：国际社会对其评价，并不主要围绕具体项目本身，而是嵌入在对美国角色的整体认知之中。 四、时间结构与“可见性的边界”...
美国智库提醒中国：对外投入多，不等于更有影响力
在全球发展合作中，真正决定影响力的，不是投入多少，而是这些投入如何被理解与认同。 文/毕研韬 近年来，围绕中国在东南亚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投入与影响力问题，国际政策界与学术界展开了持续讨论。AidData发布的Listening to Leaders 2025: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ver a Decade of Disruption，是其中一份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AidData是一家依托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研究机构，专注于全球发展融资与援助数据的收集、分析与政策研究，以数据驱动方式评估各国发展合作的规模、模式及影响，在国际发展与地缘经济议题中具有一定影响力。 这类研究并未简单比较“谁投入更多”，而是转向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在发展合作中，投入规模为何并不必然转化为影响力优势。 一、从“投入竞争”到“影响力评估” 过去十余年，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合作与融资支持，在东南亚等地区形成了显著的“结构性存在”。港口、铁路、电力网络等项目，不仅改变了当地经济面貌，也重塑了区域发展路径。从可见度与物理存在来看，中国无疑是最具活跃度的外部力量之一。 然而，《Listening to Leaders 2025》提供了一个不同维度的观察。该报告基于对全球发展中国家政策精英的大规模调查，评估不同发展伙伴在“价值、可靠性、响应能力”等方面的表现。其结果显示，在部分关键认知指标上，传统西方国家及多边机构仍保持较强优势。 这意味着，一个看似直观的逻辑——“投入越多，影响力越大”——在现实中并不成立。相反，影响力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分化。 二、影响力的“双轨结构”...
达赖喇嘛深度卷入爱泼斯坦权色网了吗
当“爆料”跨越语言与媒体层级迅速扩散时，真正需要追问的，不是结论有多惊人，而是它建立在怎样的证据链之上。 文：《无界传播》信息中心 时间：2026年4月9日 围绕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案件的档案解封，国际舆论持续发酵。一些带有强烈指控意味的说法开始在不同语言空间中流动。其中，一则近日被某中文媒体放大的叙事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深度卷入权色网络”，并援引所谓“印度媒体披露新证据”。在情绪与判断之间，我们需要回到一个基本问题：这些信息是否建立在可靠的媒体与证据结构之上。 一、源头媒体是谁 在多篇中文传播文本中，被反复引用的源头主要指向The Hans India，于是这家媒体的公信力，或者说“这家媒体在印度新闻体系中的位置”，就成了关键。 从公开资料看，The Hans India创办于2011年，总部位于印度南部海得拉巴，是一家以英语出版的区域性媒体。其报道面向地方读者，国际传播能力有限，在全球媒体引用体系中存在感较低。 如果放在印度媒体结构中观察，它显然不属于The Hindu或The Indian Express这类具有成熟新闻规范与国际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更接近“区域媒体+数字传播导向”的层级。 二、媒体层级与可信边界 新闻学中有一个基本原则：重大指控的可信度，首先取决于源头媒体的制度能力。如果确有“新证据”出现，通常会伴随几个信号：其一，被国际通讯社或主流媒体（例如Reuters）跟进；其二，存在可核查的原始材料，如法院文件或完整通信记录；其三，多家独立媒体之间形成交叉验证。 就目前情况看，这些条件并未同时出现。相反，信息停留在单一来源与二次传播层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明显的不匹配：指控的强度很高，但支撑它的证据与媒体层级却相对薄弱。 三、从“被提及”到“卷入”的逻辑跃迁 现阶段可以确认的事实只有一项：在部分与爱泼斯坦相关的材料中，确实出现过“达赖喇嘛”的名字，但“被提及”在复杂社交网络中并不罕见，其含义可能仅限于讨论、邀请或计划接触。 问题在于，传播中的叙事完成了一个关键跃迁：从“被提及”，推导出“存在联系”，进而得出“深度卷入权色网络”的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并未出现可核查的时间、地点与具体行为记录，也缺乏多源独立验证。换言之，结论已经明显超出了现有证据所能支撑的范围。 四、跨语言传播中的放大机制...
欧美766位涉华专家预测中国：技术前景光明，地缘阴云笼罩
欧美766位涉华专家对中国的预测，正悄然重塑西方对华政策与国际叙事。 毕研韬 当欧洲政策与学术界试图勾勒未来中国的图景时，他们给出的并非单一论断，而是一种内在矛盾的认知架构：在技术与产业层面，他们高度乐观；在地缘政治与制度环境层面，他们则趋于悲观。这种“技术乐观+地缘悲观”的组合，已然成为当前西方对华认知的重要基调。 一、报告背景：一份“认知预期”的集中展现 2026年1月，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发布了《2026年中国预测》（China Forecast 2026）。该报告基于一项大规模专家调查，调查时间为2025年10月至11月，共收集了766名涉华专家与观察人士的意见，其中约八成来自欧洲。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一份基于统计模型的预测报告，而是一种典型的精英认知调查。它反映的并非中国“将如何发展”，而是西方政策与学术界认为“中国将如何发展”。这种预期本身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为它往往会转化为政策制定的依据与行动的逻辑。 二、技术与产业：中国被视作持续崛起的创新主体 在所有议题中，技术领域达成的共识最为集中。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将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重大或非常重大的进展”，同时在半导体、生物技术和绿色技术等关键领域保持推进态势。 这一判断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向：西方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已不再仅仅是技术追赶者，而是具备系统性创新能力的竞争主体。即便在外部技术限制持续强化的背景下，这一趋势仍被认为难以逆转。 与之相伴的是对“技术自主化”的预期。报告隐含的判断是，外部压力将促使中国进一步减少对外依赖，推动关键技术领域的本土替代。这一趋势意味着，未来的技术竞争将更加体系化，而非局限于单点突破。 三、经济与市场：外部拓展与内部压力相互交织 在经济层面，报告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势：对外拓展能力被普遍看好，但对内部问题则持谨慎态度。 一方面，多数专家认为，中国将继续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这不仅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回应，也反映出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调整能力。 另一方面，报告对国内经济状况持相对审慎的判断。受访者普遍认为，中国不会出现系统性经济危机，但增长动能将趋于温和。同时，青年就业、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地方财政压力等问题，被视为中长期面临的挑战。 此外，欧洲专家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表示关注，并普遍认为欧盟难以有效应对相关外溢影响。这一判断实际上将中国经济问题与欧洲自身政策能力直接关联起来。 四、地缘政治：竞争被视为长期态势 在国际关系层面，报告呈现出明显的悲观预期。...
欧洲智库：中国以五种手法塑造欧洲认知
智库报告将中国在欧洲的信息传播系统化为一套“影响力操作手册”，折射出当下欧洲对认知安全与话语竞争的深层焦虑。 毕研韬 2026年3月，“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发布政策简报《“借口说话”与“信息洗白”：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操作手册》（Borrowed Mouths and Laundered Messages: CHINA’S INFLUENCE PLAYBOOK IN EUROPE），系统梳理了中国在欧洲信息空间中的影响力运作方式。报告将这一现象置于“混合战争”与“信息操控”框架之中，并提炼出一套具有结构性的“操作手册”。该文本不仅提供了观察中国国际传播的一种欧洲视角，也折射出当前欧洲对外部认知影响的整体焦虑。 一、问题的提出：从传播到“安全议题” 报告的一个核心前提，是将信息传播纳入安全范畴。它认为，欧洲正处于“混合战争环境”，信息空间已成为关键竞争领域。在这一框架下，中国被视为继俄罗斯之后，在欧洲信息环境中日益活跃的外部行为体。 这一界定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外交、媒体合作乃至文化交流，均可能被重新解释为“影响力行动”。传播行为由此被“安全化”，其评价标准也从“有效沟通”转向“是否构成干预”。 二、操作机制：五种“手法”的结构化呈现 报告最具系统性的部分，是对中国影响力运作方式的归纳。报告提出五种主要手法： 第一，“借口说话”（borrowing mouths）。即通过欧洲本地的意见领袖、媒体人或网络内容创作者传播相关叙事。这些“中介者”拥有本地语言与文化优势，使信息更具可信度。...
毕研韬：佛教外交的幕后较量
2026年4月4日更新 在普通人眼里，佛教只是一种教人向善、求生极乐的宗教信仰，但在战略家看来，佛教却是一个公共外交平台，是一种珍贵的软实力资源。印度前外交秘书长斯里尼瓦桑曾说：“在亚洲，佛教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是软实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 佛教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宗教之一。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全球佛教徒最多的十个国家都在亚洲，这些国家的佛教徒已占全球佛教人口的95%。所以，通过举办佛教集会、投资寺庙建设、展示佛教圣物等方式，向亚洲国家展示对佛教的尊重，对提升国家吸引力和影响力颇有助益。 近年来，亚洲国家中实力上升较快的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国纷纷借助佛教平台拓展国际生存空间,而在那些更具战略价值的国家，中国和印度都投入了不少资源。国际观察者认为，中印两国在缅甸、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外交竞争尤其激烈。甚至有西方媒体夸大其词，宣称中印之间展开了争夺佛陀的战争。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都想展示与佛教的历史渊源。 印度政府认为，中国试图把印度刻画成东南亚的“局外人”,于是印度决定启用古老的佛教资源进行反击。为强调其佛教起源的历史地位以及对佛教的尊重，印度举办了世界佛教大会、组织全球佛教徒集会、强化佛教研究与交流。今年2月中旬，印度外交部发布了纪录片《藏传佛教的印度起源》，某视频网站介绍说，这是印度公共外交的新尝试。印度以此提示让东南亚国家：印度绝非本地区的不速之客，而是与亚洲国家共享数千年的佛教文化，所以不能被拒于地区安排之外。 2011年10月，中国宣布投资30亿美元开发尼泊尔的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印度认为，中国此举是想进一步影响尼泊尔。于是几个月之后，印度就在新德里举行了一次全球性佛教徒集会，并邀请达赖喇嘛参加。印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中主任米任拉分析说，“北京想成为选择达赖喇嘛继承人的唯一权威，印度此举就是要打乱中国的这一计划。” 在印度看来，合理调控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中国的佛教外交。美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政客们会见达赖喇嘛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效果。对内可讨好部分势力，争取更多选票；对外既可彰显普世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同时又能适度敲打中国，收到制衡之效。日本的动机与美国大同小异。可见，虽然都在探索佛教外交，但各国动机不尽相同。有评者指出，倘若中印两国能在保护佛教方面联手，这对亚太地区乃至全人类都是莫大的贡献。笔者祈望此愿成真。
文章推介
制造情绪是国际传播的关键：原因与方法
情绪是影响判断和选择的重要力量，所以国际传播还要争夺“情绪塑造权”。 作者：毕研韬 发布：2026年8月29日 过去谈国际传播，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信息。 国家需要通过信息输出展示发展成就、阐释重大事件、回应国际舆论、增进国际社会对自身的理解。因此，国际传播长期以来有一条比较典型的逻辑：提供信息→改变认知→影响态度→促进行动。 但近年来一批新的研究开始提醒我们：这条链条可能还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情绪。 一个人并不是在完成所有信息处理之后才产生情绪。很多时候，情绪本身就在影响他注意什么、相信什么、如何解释信息，以及最终采取什么行动。 对于国际传播而言，这意味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传播者争夺的可能不只是受众的认知，也包括受众面对一个国家、一种观点或一个国际事件时的情绪。 这也是为什么“情感战略传播”（Affectiv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正在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新方向。 一、最新研究正在告诉我们什么？...
Why Are Chi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So Obedient?
By Michael Why are Chinese university teachers considered so easy to govern?...
台湾修订法律：把认知战纳入情报战范畴，将引发什么后果？
当“认知战”被写入情报法，改变的不仅是法律条文，更可能是整个社会看待信息传播的认知框架。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2日 最近，台湾执政党推动修订《国家情报工作法》，拟将“认知作战”正式纳入情报工作范畴，并赋予情报机关相应的应对权限。 许多人将此视为台湾强化安全体系的又一步。然而，从传播学和制度建设的角度看，这次修法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而是一个更深层的变化： 台湾正在将“认知战”从传播议题转变为情报议题。 这意味着，“认知战”不再只是舆论场中的一个概念，而正在被纳入情报战框架之中。 一、从传播问题到情报问题 过去几年，“认知战”已经成为台湾公共讨论中的高频词。 从选举争议到两岸关系，从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到网络谣言，各种现象都可能被纳入“认知战”的讨论范围。 然而，无论如何定义，“认知战”本质上首先是一种传播现象。它涉及信息传播、舆论形成、认知影响、社会心理以及媒介生态等问题。 因此，过去台湾关于认知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体、教育和网络治理等领域。...
After 2021,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as Split into Two
Today, the biggest change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not in the...
张维迎：对华不友好的国际环境，是如何产生的？
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 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 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 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 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A Letter Sent to WTO Director-General on US-China Tariff Issues
To: Dr. Ngozi Okonjo-IwealaDirector-General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Rue de Lausanne 154CH-1211 Geneva 2Switzer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