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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日讲话:特朗普为何称共产主义是美国最大威胁?

独立日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宣称,共产主义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甚至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国际关注。然而,如果仅从中文语境理解“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很容易误读特朗普真正想表达的信息。本文试图回到美国政治传播的语境,解析这段讲话背后的政治逻辑、概念内涵及其释放出的战略信号。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7月5日 7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总统山)举行的美国独立日250周年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讲时表示: “共产主义是对我们国家最大的威胁,甚至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 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第一次作出类似表述。过去一周,他已至少两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共产主义可能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 这番讲话迅速引发国际关注。在中国,不少人可能会自然地理解为特朗普是在直接针对中国或中国共产党。然而,如果置于美国政治文化和政治传播的语境中观察就会发现,这段讲话的真正含义远比字面复杂。 一、“共产主义”并非一个单纯的制度概念 在中文语境中,“共产主义”通常首先指一种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 但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话语中,Communism(共产主义)已经演变成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的概念,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美国右翼政治语境中,它常常被用来泛指一系列他们认为削弱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思想和政策,包括国家权力过度扩张、集体主义、激进左翼政治、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校园激进思潮,以及其它偏离美国建国原则的社会发展方向。 因此,当特朗普说“共产主义是美国最大的威胁”时,并不仅仅是在谈论某一个国家,也不仅是在讨论一种经济制度,而是在使用美国保守派长期形成的一套政治语言。 如果不了解这一语境,很容易对他的讲话产生误读。 二、特朗普重新定义了美国最大的敌人 美国历任总统对于国家威胁的定义,往往反映着时代背景。 二战时期,最大的敌人是轴心国;冷战时期,是苏联;“9·11”之后,则是国际恐怖主义。 特朗普此次讲话则体现出一种不同的逻辑。他实际上试图告诉美国公众: 真正能够摧毁美国的,不一定是来自国外的军事攻击,而可能是美国内部价值体系的改变。 因此,他才会将共产主义置于一战、二战、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之上。 这些历史事件虽然造成巨大损失,但都属于外部冲击,而在特朗普看来,意识形态如果改变了美国自身,将构成更加长期、更深层次的挑战。 这是一种典型的“文明安全”叙事,而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叙事。 三、独立日讲话为何充满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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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向导》发刊词

【《无界传播》编者按】《向导》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1922年9月在上海创刊,1927年7月停刊,蔡和森为首任主编。它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核心,评述国内外时事、阐释革命主张、指导工农运动和革命统一战线工作,旗帜鲜明抨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统治,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向导》发行量巨大、影响遍及全国,是大革命时期中共最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被誉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思想旗帜与舆论向导。以下是《向导》发刊词。—— 2026年5月3日 本报宣言——《向导》发刊词 (载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出版的《向导》第一期) 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在军阀割据互争地盘互争雄长互相猜忌的现状之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我们敢说:为了要和平要统一而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乃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设在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没有不崩坏的。 所谓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是怎样发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么呢?老老实实的简单说来,只是市民对于国家所要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权利,所以有人说,宪法就是国家给予人民权利的证书,所谓权利,最重要的就是这几项自由。所以世界各种民族,一到了产业发达人口集中都市,立刻便需要这几项自由,也就立刻发生民主立宪的运动,这是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例外。十余年来的中国,产业也开始发达了,人口也渐渐集中到都市了,因此,至少在沿江沿海沿铁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若工人,若学生,若新闻记者,若著作家,若工商业家,若政党,对于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已经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在共和名义之下,国家若不给人民以这几项自由,依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为这几项自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可是现在的状况,我们的自由,不但在事实上为军阀剥夺净尽,而且在法律上为袁世凯私造的治安警察条例所束缚,所以我们一般国民,尤其是全国市民,对于这几项生活必需的自由,断然要有誓死必争的决心。“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只有感觉到这几项自由的确是生活必需品才有意义。 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箝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为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在这样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之下的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 现在,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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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的宣传思想

毕研韬 朱德一贯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角看待宣传工作。1938年初,他在其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把战争分成五部分(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这已是典型的总体战概念。朱德把政治列为战争的首要因素,并提出每个游击队员都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在西方,政治作战概念是由美国“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于1948年系统化提出的。 1940年7月朱德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所作报告《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宣传思想[。此报告中有两点值得今天特别重视。一是他提出了“宣传家”概念。他说,“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这种认识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确立的。二是他识别出敌人在宣传时所采用的本土化策略,譬如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来画“日本救中国”的宣传画。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德与毛泽东等指示部队要加强对反共军队的宣传工作,指出:“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他们要求:“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辞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虽然 “十分之七靠宣传”并非量化的特指,但这种表述在中共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2 年7 月10 日,朱德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提出:“为了培养党的海外工作干部,已在海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设立海外工作研究班。请在重庆经常注意了解和收集有关海外和华侨团体的活动情况,并把有关这方面的书报、刊物和文件及时送来延安。”可见朱德深知及时准确掌握传播生态的重要性,并亲自为此精心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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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个省(自治区)已聘请国际传播顾问

地方需要的是舆论斗争型专家,还是国际沟通型专家?是“有名的人”,还是“真正懂国际传播的人”? 作者:毕研韬  发布时间:2026年10月5日 公开资料显示,四川、江苏、重庆、河南、陕西、江西、浙江、西藏、广西、海南等10个省和自治区先后聘请了国际传播顾问或咨询专家(如有遗漏,欢迎补充)。 地方聘请国际传播专家是一个积极变化,但地方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国际传播专家? 一、国际传播不能“一套方案走天下” 不同地方的国际传播任务不尽相同。 对江苏、浙江、陕西、河南、江西等省份而言,国际传播更多服务于高水平开放和地方发展,包括招商引资、国际经贸、科技合作、文化交流、旅游推广以及城市和区域形象塑造。这些地方国际传播的重点不是国际舆论对抗,而是如何让海外受众了解地方、认识地方,并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海南的情况有一些特殊性。自由贸易港建设面对国际投资者、跨国企业和海外游客,对政策环境、营商环境和制度优势的国际表达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海南面临地缘政治和海洋争端对自贸港建设的外部影响,需要提升相关议题的国际传播能力。 西藏、新疆等国际关注度较高的地区,则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需要具备国际舆情研判、事实核查、争议回应和风险处置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同时也要改善国际认知、服务地方发展。 因此,地方国际传播不能简单按照同一模式配置专家。需要什么样的专家,应当由地方所处的国际环境、发展任务和传播需求决定。 二、国际传播专家分为“斗争型”与“沟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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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朱德思想?

毕研韬 2024年11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朱德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学术座谈会上,我将朱德思想凝练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团结合作、和平共处”,引起与会者高度关注,而这个结论是我与中美AI大模型充分讨论后达成的共识。 1. 实事求是  朱德同志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而从实际出发就意味着实事求是。1943年8月18日,朱德同志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军事教育和其它的事情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而有害于事。” 2.  群众路线  朱德同志曾总结道:“我们只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他深信“ 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 因此1940年7月24日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报告中要求,“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 3. 团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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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局中的一苇:《战略传播前沿》于迷雾中举灯

文/唐摩崖 在信息爆炸而深度消散的时代,“注意力”早已取代资讯本身成为最稀有的资源。信息前所未有地多元,而世人也前所未有地困惑。当算法推送将世界切割为碎片,当情绪刺激取代理性思辨,那些浮嚣之下的真知灼见,反而成了最易被遮蔽的光芒。共筑一方可锚定思想的“认知静土”,正是微信公众号《战略传播前沿》的创办初心。 一、从“纲要”到“前沿”:一个学者的学术深耕 《战略传播前沿》的创办人毕研韬教授,是中国战略传播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这位祖籍山东的传播学者,先后在英国考文垂大学和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留学,现供职于中国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他的学术之路始于对跨文化交流的深切体悟。大学主修英国语言文学的他,对文化间的沟通障碍深有体悟,本科毕业论文便是探讨跨文化交流。负笈英国后,他系统学习了传播学理论,开始痴迷于国际传播研究。 回国后,毕研韬结缘海南,而后加盟海南大学。在这里,他将战略传播研究推向深入。2011年,他与王金岭合作出版了中国大陆首部系统探讨战略传播的专著——《战略传播纲要》,被学界认为“为我国进一步探索战略传播提供了宝贵的框架和见解”。此后,他相继推出《品牌之道》(主编,2012)等著作。截至2022年10月,毕研韬已出版著作12部16卷,在亚洲、美洲、欧洲的纸质媒体发表文章57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国家民委年度项目等数十项纵向及横向课题。 二、破土:公众号的前世今生 《战略传播前沿》这个名称,本身便承载着深厚的学术渊源。经过数年精心耕耘,截至2026年5月10日,《战略传播前沿》公众号粉丝已正式突破1.2万人。在毕研韬教授看来,“万”在东方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万川印月”之境——每一道涓流,皆映同一轮皎月;每一位同道,都在喧嚣中守护同一份清醒。这不只是流量的刻度,更是智识火种在变局暗夜里的彼此辉映。 三、在迷雾中锚定思想:核心理念 《战略传播前沿》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它追逐了多少热点、制造了多少爆款,而在于它始终坚持的一种姿态——以思想为刃,廓清认知迷障。 公众号的核心价值指向三个层面。首先是复元身心,于致虚守静中重返生命本真,葆有澄明以观照万象;其次是厚养智慧,在文明比较与历史纵深中淬炼认知,持经达变而洞悉本质;最后是澡雪灵明,破认知藩篱而纳百代精华,融东西智慧以契生命本真。 在公众号的理念表达中,战略传播被赋予了更为宏阔的内涵——以全球化视野洞察文明脉动,以战略性定力穿越信息迷雾。这并非流于高蹈的修辞,而是基于对时代困局的清醒认识:当旧秩序松动而新格局未立,浮嚣之中,最稀缺的并非信息,而是穿透迷雾的智慧。 四、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关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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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你正在吞下机构媒体特供版「真相」

文/毕研韬 所谓「机构媒体」(institutional media),广义地讲是指制度化组织(如政府、政党、企业、大学等)直接控制或深度介入的媒体平台,机构媒体的核心功能是维系组织权威而非公共监督。狭义的机构媒体不包含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媒体。 所谓「机构媒体报道」,包含两部分:一是指机构媒体自身进行的报道。这类媒体的运营依附于母体组织的资金、人力、内容等,依靠母体组织的权威为信息背书;二是新闻媒体对制度化组织的报道。相关组织会以公关手段(譬如,向新闻媒体注入资金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甚至利益共同体)。 很多制度性组织还会动用组织或(和)经济手段,在社交媒体上造势。有些看似客观、独立的自媒体人,事实上有可能服务于某家制度性组织。这种操作模式或明或暗,普通人或难以辨识。牛津大学一家研究机构曾发布研究报告《产业化虚假信息——2020年全球有组织社交媒体操纵盘点》(Industrialized Disinformation——2020 Global Inventory of Organized Soci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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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已在数周内吊销千余留学签证

文 / 陈语柔 美联社2025年4月18日报道,美国政府自3月底起,已在几周内吊销千余名留学生的签证或合法身份,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和印度。 腾讯网2024年4月17日的报道指,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数量已骤降至约700人,而十年前这一数字约为2.5万人,跌幅超过97%。 留学“国家安全化”:你不被欢迎了 美联社的报道引发了广泛关注。这种“批量式”吊销签证的做法,既缺乏透明性,也模糊了正常学术活动与安全风险之间的界限。它所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尖锐:你不再受美国欢迎了。 当国家安全逻辑渗透进高等教育,原本作为软实力象征的留学项目,被重新定义为潜在的战略风险。这是一种结构性转变,说明教育交流正在被纳入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博弈框架中。 美国学生不来了,理解在退潮 反观中国,在华学习的美国学生持续减少。签证程序繁琐、安全感下降、中美关系紧张——这些都是表层原因,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更深层的“心理脱钩”正在发生:美国年轻人正在失去对中国的兴趣。他们不再学中文、不再申请来华留学项目,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越来越依赖“二手信息”——媒体报道、社交平台、政治演讲等。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刻板印象、偏见与误解更加容易传播与强化。 教育成了“高风险区”?长期代价不容忽视 过去几十年,教育被广泛视为中美关系中最具韧性的合作领域之一,是连接两国民间情感、培养未来理解者的重要机制。但如今,教育正被视作“政治敏感区域”:美国限制中国学生学习敏感科技专业,中国对涉外合作和课程内容加强审查,多项中美联合研究项目、学术交流平台被迫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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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民意剧变:中国声望上升,美国跌入负值

文/杨慧澜 2025 年 6 月 2 日,美国数字媒体《Axios》援引权威数据机构 Morning Consult 的全球民调显示:截至2025年5月底,美国在41个国家中的净好感度首次跌破负值(-1.5),而中国则逆势上扬至+8.8。 民调指出,美国声望滑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近年单边主义政策、贸易壁垒与外交不确定性,导致多个国家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信任感显著下降。在对华关税有所缓和后,美方好感度略有回升,但不足以扭转整体趋势。 与此同时,中国自2020年以来持续处于国际舆论低位,但近年来通过稳健外交、对南方国家的务实接触以及全球传播策略调整,逐步重塑其国际形象。净好感度回升至+8.8,标志着“叙事反转”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