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
中国高校”科研孤儿”：令人敬重的知识守夜人
文/罗教澜 近几年，中国高校的“科研孤儿”现象引发关注，这个群体的存在既令人心痛，又让人欣慰。 一、“科研孤儿”的定义 “科研孤儿”指未担任行政职务、缺乏团队支持的高校独立研究者，其学术活动具有显著的自主性与个体化特征。根据《中国科研工作者生态调查报告（2023）》，该群体约占高校科研人员的31.6%。① 二、核心特征 2.资源约束性：独立研究者年均科研经费（12.7万元）仅为团队主导型学者的43%。换言之，有自己团队的学者获得的科研资金是独立研究者的2.3倍。③ 3.评价困境：在职称评审中，72%的独立研究者因“成果持续性不足”被质疑，而团队学者可通过分工快速积累成果。④ 三、对制度性困境的实证分析 1.资源分配失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据显示（2020-2024），国家重点实验室设备使用审批中，独立研究者申请通过率不足28%。⑤独立研究者重大课题中标率（12.4%）仅为行政兼职学者的36.3%。③ 2.学术社交资本缺失 根据《高校科研合作网络研究（2022）》，具有师承关系的项目评审通过率提升41%。⑥ 独立研究者参与国际会议的频率（0.8次/年）仅为团队学者的34.8%。⑤ 3. 年龄断崖现象 中国科学院2023年统计显示，45岁以上独立研究者流失率达58%，主因包括研究生招生指标不足（2.1人/年）⑦。非升即走制度下，35-40岁副教授的淘汰率超过50%。④ 四、隐性价值不容忽视 在《Nature》《Science》单独作者论文中，独立研究者贡献率达41%；⑦ 拓扑量子计算领域57%的原创突破来自独立研究者，其研究周期较团队模式缩短8个月。⑧ 2. 学科交叉价值 钟扬式跨界研究推动学科融合，成果转化周期缩短14个月；② 脑科学与人工智能交叉领域83%的底层算法革新由独立研究者完成。⑧...
文章推介
毕研韬教授：“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文/唐摩崖 在当前地缘博弈加剧、外部认知加剧分化的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面临的不仅是政策与制度层面的挑战，更面临深层次的内部与外部认知制约。1月18日，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毕研韬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双向理解”是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前提。 毕研韬指出，“双向理解”包含“理解世界”与“被世界理解”两个层面。一方面，海南自身需要充分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需求、关切重点与认知结构；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需要在事实和机制层面理解海南自贸港的定位、功能与实践逻辑。如果其中任何一端出现失衡，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环境和外部条件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他指出，在当今时代，“理解世界”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如何”以及“是否”能被世界理解。 毕研韬提出了“认知双盲”的概念。决策阶层依赖内参系统理解环境，而普罗大众则依靠社会信息系统（社交媒体、自有媒体、新闻媒体、人际网络等）来获取信息，但如今这两大系统都已经高度组织化，信息被严密过滤。目标导向明确，导致精英和大众都濒临认知失真的风险。 他指出，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信息超载并未必然促进理解，反而可能在“有组织的信息操纵”、媒体框架、价值预设和地缘政治叙事的叠加作用下，形成系统性的认知偏差。 毕研韬强调，理解地缘环境是实现双向理解的现实前提。这一理解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清醒认识当前大国关系格局，特别是大国竞争背景下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安全考量对经济议题的深度介入；二是要深入洞察周边国家的真实关切，避免将区域国家简单视为“政策接受者”或“战略配角”。 毕研韬认为，海南自贸港在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准确判断外部世界的关注重点与敏感议题，否则即便政策初衷是开放与合作，也可能在外部认知中被置入地缘政治或战略竞争的解释框架之中。 毕研韬认为，双向理解不仅是态度问题，也是能力问题。它要求既能够站在外部视角理解他者关切，也能够清晰、稳定地向外界解释自身实践。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这种理解能力本身，正逐步成为海南自贸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
美国对华政策新信号：一份国会报告透露的变化
2026年6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发布报告Report on the PRC’s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and Malign Influence in 2025《2025年中国跨国压制与恶意影响报告》。 作者：毕研韬...
舆论可以监督韩红，但不能替她做主
韩红有权选择先帮谁，舆论只能监督，不能替她做主。 文/林逸衡 最近，因表态说“先帮中国人”，韩红再次被推上了舆论风口。有人批评她“目光太狭窄”，有人支持她“先顾自己家人”。这其实折射出一个老问题：公众对慈善的期待和慈善组织自身的选择自由，究竟应该怎么平衡？ 一、慈善不是零和，基金会有自主权 首先，“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是独立法人，有自己的章程和治理规则。章程明确规定： 在法律和章程范围内，基金会有权自主决定资金投向。韩红（基金会）的选择并非随意，而是有章可循的法人行为。 二、舆论监督应有边界 作为公众人物，韩红的言行自然会被放大，但舆论监督不能替别人做决定。 舆论可以提建议，但不能取代理事会的决策权，更不能把个人的善心绑上道德审判的十字架。 三、公众误解的根源 很多人误解了韩红“不帮海外人”这个表态，其实她的意思是优先安排国内项目，这是基金会章程允许的范围。公众容易把“个人选择”当成“国际态度”，所以才引发争议。实际上，基金会的募捐项目、年度支出和备案信息都透明公开，都是依法合规的操作。 四、结语...
欧盟日本联手应对“信息操纵”，意味着什么？
欧盟与日本启动首次FIMI对话，标志着国际传播加速进入安全治理框架，并开始呈现跨区域协同化趋势。 作者：毕研韬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4日 2026年6月3日，欧盟与日本举行首次“外国信息操纵与干预（FIMI）对话”。 从表面看，这是一次围绕虚假信息与影响行动的政策交流机制启动，但从参与机构结构与议题组织方式来看，这一机制已明显超出一般外交沟通范畴，进入跨部门安全协同的制度轨道。 其关键不在于“是否开展合作”，而在于“由谁参与合作、如何定义问题”。 一、问题定义的变化：从传播议题转向安全议题 FIMI（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再定义属性。它将原本属于国际传播、公共外交与媒体研究范畴的议题，重新归类为“外国行为体的信息操纵与干预”。...
欧盟出手：中国企业正被挤出关键领域
一套新的规则正在成形，中国企业正逐步被挡在欧洲关键技术与工程项目之外。 文/毕研韬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欧盟对外经济与科技合作总体保持开放姿态，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广泛参与欧洲市场与科研网络。然而，近两年欧盟在科研、产业与基础设施等多个层面持续调整规则，对中国的参与空间进行结构性收紧。这一变化并非单一政策所致，而是通过不同制度工具叠加形成的一种系统性趋势。 三项关键机制：科研、产业与工程的制度收紧 当前欧盟针对关键领域的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欧盟旗舰科研计划“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该计划覆盖2021年至2027年，总预算约955亿欧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科研资助体系之一，涉及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与创新转化等多个环节。 其次，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工业加速法案”（Industrial Accelerator Act，IAA）。该法案主要面向新能源、电池、储能、电网设备等战略性产业，目标是提升欧洲本土制造能力，减少对外依赖。 第三，是围绕关键基础设施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安全与监管机制，涵盖5G通信网络、电力系统、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关键数据系统。这一部分并非单一立法，而是通过外资审查、供应链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政策等多项措施共同构成。 这三类机制分别对应科研合作、产业发展与工程实施三个层面，共同构成当前欧盟对外经济技术政策调整的基本框架,都深度影响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发展空间。...
毕研韬：中国亟需公民社会
在当代中国的治理语境中，“公民社会”已不再只是学术讨论中的规范概念，而正在转化为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结构性问题。这里所说的“亟需”，并非价值立场上的呼吁，而是指在社会结构高度复杂化、风险高度外溢化的条件下，单一依赖政府体系已难以有效吸纳和缓冲全部公共议题，由此带来的治理成本正在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这是既定事实。但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分化加速、公共事务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信息传播去中心化趋势明显，使治理过程对社会参与、社会信任与社会中介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公民社会不再是“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如何补位”的现实问题。 为什么“亟需”，而不是“可有可无” 从理论上看，公民社会并非反国家力量。无论是葛兰西将其视为合法性生成的重要场域，还是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在沟通与认同中的作用，其共同指向都在于：现代国家的有效治理，越来越依赖社会层面的协商、反馈与中介机制。公民社会的功能并不取决于抽象价值，而取决于制度嵌入方式。 从现实运行看，中国治理体系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解决重大问题，但其结构性短板也逐渐显现。一些高度专业化、情境化的公共事务，单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往往反应迟缓、成本较高。同时，快速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削弱了传统社会网络，而新的社会组织与公共信任机制尚未完全成熟，导致大量问题被直接推向政府系统，形成治理超载。 公民社会不是国家能力的对立面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亟需公民社会：不是为了替代政府，而是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参与，分担治理压力，缓冲社会风险，提升整体治理的弹性与可持续性。将公民社会与国家能力简单对立，是一种误导性的二元思维。现实中，成熟的公民社会往往依赖国家提供清晰规则与法律保障，而稳定的社会中介反过来又能帮助国家降低治理摩擦、提高政策执行的社会接受度。 当国际传播主要依赖“官方声音” 在国际层面，这一问题同样具有现实指向。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国际社会对一国的认知，越来越多地通过非政府组织、专业机构、学术网络和公益行动形成。如果对外呈现的主体高度单一，国际传播容易被简化为官方叙事，从而在可信度和说服力上受到限制。公民社会并非“软实力工具”，但其缺位会显著抬升国际沟通成本。 当然，全球范围内的公民社会同样存在政治化、工具化和风险外溢问题。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是在开放与防范之间二选一，而是在可控前提下，通过制度设计塑造公民社会的边界、功能与责任。 长期以来，围绕公民社会的讨论往往陷入价值立场之争，要么将其神化为治理灵药，要么将其视为潜在威胁。这种争论遮蔽了问题的真正性质。将公民社会视为一项结构变量，有助于回到治理逻辑本身：它既可能降低治理成本、增强社会韧性，也可能在缺乏制度约束时放大风险，关键在于配置方式。 结语：这是一个时间判断...
